杨洁自述9：我和高直两个人都进入了晋察冀电台，当上了播音员

一、晋察冀广播电台

就在我苦苦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大好的机会找上了我。

幼儿园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和父母团聚。不要说平常，就是星期天，来接走孩子的父母也不是很多。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一个客人来到教室门口。但直到我把故事讲完，才发现了她。

她个子比较矮，瘦瘦的，看样子是来看望孩子的。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来找我了："我想和你谈谈。"

奇怪！一个孩子家长来和我谈什么？

"你的普通话讲得不错。"

"真的？"虽然我一直在努力改正我的成都口音，但我的"龙""农"和"拉""拿"总是分不清，一听就能听出我不是北京人。

"你愿不愿意当广播员？"

"广播员？"

"你听过广播吗？里面有人讲话的话匣子？"

"这我知道，小时候，我总奇怪，那匣子里怎么会有人讲话？"

"你有没有兴趣当播音员？"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这个孩子的家长叫陈今，她是晋察冀电台的播音员。她告诉我，播音员是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一切消息都由播音员报告到全国。虽然现在限于条件，还达不到，但将来，它会面向全国，发布党的声音！现在，晋察冀电台正需要播音员，假如我愿意，星期一就到电台去面试。

我太高兴了，以为自己是在梦里，真怕一旦梦醒就什么都消失了！我高兴之余，还是有点儿紧张。我得找个人跟我同去。

高直在晋察冀军工厂，离我很近。她是北京人，口音地道，嗓音也响亮。我去找她，叫她和我同去。星期一，我们到了晋察冀电台所在地﹣﹣离学校五里路的栗园庄里一个很普通的农村院落。

陈今把我们领到台长那里。台长姓黎，是个黑黑的、挺健硕的人。丁一岚是播音组长，她瘦高个儿，秀丽而温柔，总是面带微笑。他们问了我的经历、出身等，让我念了一篇社论、一篇通讯，就点头认可了。高直也通过了。就这样，1947年1月，我们两个人就都进入了晋察冀电台，当上了播音员。

晋察冀广播电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编辑部里几乎所有的同志都是夫妻：黎台长的妻子是编辑杨云实；总编辑柳荫戴着眼镜，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妻子郑佳也是编辑，胖胖的，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播音组长丁一岚的爱人是邓拓，不在台里工作；编辑靳夕，爱人是播音员智世明，以前当过演员，瘦瘦的；编辑江炎，他的妻子叫郑宁……他们都集中住在一个小院里，每对儿一个房间，夫妻带着孩子。

播音员只有两个人﹣﹣丁一岚和陈今。陈今有心脏病，我们来了以后，她就不再做播音工作了。

我和高直住在另一个院子里。那里住的都是技术员，但只有我和高直是女同志。

播音室设在距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孤孤单单的一所小房子里，只有两间房，一间播音室，一间技术室。每天傍晚我们上山去播音，直到晚上九点多和技术员一块儿下山。

我最喜欢的是每天上山播音。播音时间不长，每次也就两三个小时。我面对着那个小小的麦克风时，总是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播出许多战报，各种消息，都是有关战争的；还有对蒋军的宣传，希望他们放下武器……在播音时，我想着，快些解放，快些打到成都去，把父亲救出来！

我更加努力地改正我的口音。我把高直当作老师，让她给我纠正每个不准确的字音。但她不太尽责，我就自己偷偷地学。好在不准确的字音不是太多，我自己也能解决。

晋察冀广播电台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关系都挺好，生活特别温暖。一次生活会上，我谈到我的父亲现在被关押在成都国民党的监狱里时，忍不住声音哽咽。会后，黎台长把我叫去谈话﹣﹣让我入党。我惊异地问他："我够格了吗？"

黎台长鼓励我："你应该入党！你爸爸把你送到革命队伍，不就是要你好好为党工作吗？成了党员，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黎台长为我做入党介绍人。没几天，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陕北台

4月，延安广播电台迁到了河北平山县，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它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前身。晋察冀广播电台合并过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陕北台，要经过挑选。这次，高直被留下了。我问过黎台长，为什么不让她去陕北台？他说："原因你就不要问了。"

我看着高直失落的样子，很同情她，但也无法帮助她。

我们到了陕北电台。这里的气氛与晋察冀电台不一样，更加正规，更有秩序，虽然一样还是在农村。

我们这个村子叫封城庄，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有四五里远。这里只住播音员。播音组组长是孟启予，丁一岚成了副组长。其他还有几个播音员：钱家梅（她是温济泽的爱人，那时正怀着孕）、柏丽斯、齐越（唯一的男播音员），还有一位是英语播音员魏琳（她当时是美国人李敦白的爱人）。大家都分散住在农家院落里。她们的丈夫都是编辑，都在西柏坡工作。所有的稿件都由通信员送过来。每到星期六，男同志们就回来和爱人团聚。

我对丁一岚和邓拓这对夫妻相当欣赏。他们俩看起来特别般配，有一种相同的气质，儒雅、文静，有教养，有文人的内涵。

我被安排和魏琳一块儿住。她的爱人李敦白也在西柏坡，到星期六回来了，我就得抱着铺盖"搬家"。

魏琳夫妻俩恩爱极了。我看见她细心地把给李敦白洗干净的衣服叠在一起，对这些衣服就像对李敦白本人一样地爱抚着；她还把新核桃去了绿皮，敲去硬壳，剥掉里面的黄皮，露出白白的核桃肉来，然后包到一起，自己却一颗也不吃。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不吃？"

"这是给李敦白留着的。"

钱家梅快要生产了。我正好顶替她的工作。

陕北台播音的条件甚至不如晋察冀台，播音室和机房在一个农家屋子里，也是里外间。两个房间都很小，极为简陋，墙上挂着毯子。播音时，院子里的人都得小声说话。外面的机房放着播出设备和播放音乐的唱机。每一个节目完后就放唱片。唱片少得可怜，所以只能规定某个节目后面固定播什么唱片。我记得在"对蒋军广播"后面播的是京剧《打渔杀家》，其他就不记得了。

机房小得可怜，播音员进播音室得从技术员的椅子后面挤进去。屋子里，一张长条桌子上摆着麦克风，到了播出时间，播音员把"开始"的开关按下，外面的红灯一亮，技术员便将唱片的唱头拿起，播音员就开始讲话。播音员讲完后，按下"结束"的开关，绿灯一亮，技术员就播放规定好的唱片。

陕北电台当时只有几个栏目："新闻"、"对蒋军广播"、"通讯"、"简明新闻"、"英语广播"等。我们几个播音员，一人一个节目，一个月换一次。这个月我播第一个节目"对蒋军广播"，下个月就改为第二个节目"新闻"，依次类推。每个人播完节目就监听下面的节目。如果发现了播出错误，就登记在日志上。

有一次，孟启予出了个事故。

那天，她播"对蒋军广播"，我负责监听。只听见她刚刚说完："蒋军官兵弟兄们……"就停下了，响起了《打渔杀家》的锣鼓声。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奇怪了："怎么啦？"忽然，锣鼓停止，孟启予继续播她的稿件："蒋军官兵弟兄们……"

孟启予出了播音室，大家都问她："你刚才怎么啦？"

她莫名其妙："我怎么啦？"

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才恍然大悟地说："哦！我刚说完'蒋军官兵弟兄们'，就发现第一页稿子不见了！我赶紧关上麦克风去找，刚站起来，就看见稿纸在地下，我赶紧拣起来就播……"

这样就成了：蒋军官兵弟兄们！匡唧匡唧……几声锣鼓！然后又是"蒋军官兵弟兄们……"技术员还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的错误会受到批评，甚至处分！孟启予的事是个错误，但没有酿成大错。另一件事可就是大错了。

柏丽斯播出"简明新闻"，又是我在负责监听。忽然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口误：具体内容我忘记了，但是她把类似"不应该"如何，播成"应该"如何了！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这是个原则性错误！当时还有一位播音员在场，她也听见了。我在记录本上记下了这个错误，并且问孟启予："要不要更正？"

但是，柏丽斯对自己播出的错误浑然不知！她一口否认："没有的事！绝不可能！"

我对她的态度大为不满："我听得真真切切，你是播错了！"

她大怒："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播错！我又不是刚来的，能出这种错?"

她话中有话：我是新来的，没有资格挑她的错？我据理力争："你真的播错了，我都记下来了！"

她拒绝承认："你说了不算！"

那时没有录音作证。在场的那位播音员此时也不表态！虽然白纸黑字记下了她的错误，也被她一口咬定："我不可能出这样的错！"接着她竟哭闹了起来，孟启予对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这个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我成了柏丽斯的"眼中钉"。她不再理我，看见我就转过头去，偶然与她目光相遇，总见她的眼中充满怒意！她的阴影处处笼罩着我，使我失去了对这里任何事物的兴趣。

我把这件事对魏琳和齐越说了，我困惑："为什么她做了错事不承认，居然还'以党性担保'？这是什么党性？这还是党员吗？"

齐越安慰我："用不着奇怪，她就这样！"

"就这样"就完啦？还有是非吗？

这时，济南解放了。黎台长要去接收济南台，另一个人叫苗力沉要去接收上海台（当时命名为华东台）。他们来向孟启予要个播音员跟他们同去。

所有的女播音员都有孩子，齐越是唯一的男播音员，不能走，只有我无牵无挂。所以当孟启予问我愿不愿意先和黎台长一同去接收济南台，上海解放后再和苗力沉去接收华东台时，我一口就答应了！她不知道，柏丽斯的威胁和排挤使我厌倦透了，正巴不得去个新地方。

我们一行三人在七月底上了路，奔向第一个刚解放的大都市﹣﹣济南。

三、济南台

指定去当接收大员的有三个人：黎台长、苗力沉和我。我们按原定计划先到济南去，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去上海的事是下一步。

我们是骑马去的。经过从延安到张家口的锻炼，我骑马虽然不是很熟练，但也不害怕了。给我的是一匹小马，很温顺，跑起来也稳当。黎台长骑的是一匹高头大马。但黎台长不喜欢它，说它跑起来太颠。没走多远，就要跟我换，结果，骑了一会儿，他又下来了：说是鞍子不好，又换回来！

第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个大车店。黎台长坚持："今晚只能在这里住宿了。"于是我们进了大车店。

在到张家口的路上，我也住过大车店，不过，那时全都是我们队里的人住。我和成仿吾校长夫人一家睡在一起，倒也无所谓。可这次店里挤着住的都是赶大车的、买卖牲口的、赶路的农民……店里只有面对面的两大排炕，睡四十来个人！而且不论男女，都睡在那大炕上，人们大多是一身臭汗，满身灰垢，脱了鞋就睡。我很为难，不睡吧，黎台长会说我娇气，明天还得赶路；睡吧，躺在哪里？

我不愿意躺在男同志身边，太别扭了！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带着孩子。我就去请求她，让她睡在黎台长身边，我睡在她旁边。但是我刚把被子铺上，黎台长发现了。他把老太太客气地请到我的另外一边。我说："是我要她睡这儿的！"

黎台长小声地对我说："你就不怕招上虱子？"

狭窄的铺位紧挨着黎台长。我觉得躺下去很别扭，犹豫了半天。满屋子的臭脚味、臭汗味、臭烟味，还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最后，我熬不过困和累，只好背向黎台长，和衣而卧。

刚刚有些迷糊，忽然耳边响起黎台长轻轻地说话声："小杨，睡着了吗？"

我半睡半醒："啊？"

"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带你出来吗？"

"不是去接收济南台吗？"

"我不带别人只要你！为什么？"

"别人都走不开嘛！"

"我带你是因为我喜欢你！"

"什么？"

"你忘了你是怎么入的党？不是我喜欢你，你哪儿那么容易入党！"

"你开玩笑！"

"我是真话！这能开玩笑！"

"你有老婆孩子，别胡说啦！"

"别安娜·卡列尼娜了！我离婚还不容易！"

这和安娜·卡列尼娜有什么关系？他居然谈到离婚！我害怕起来：黎台长在我眼里一向是个比较严肃的长者。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同辈人，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敢再听他谈话，顶着脚丫的臭气，爬到另外一头去睡，但是却很难入睡了。

第二天出发，走了没多远，就看见路边有正规的客店，我抱怨："早知道再走不远就到这里，何苦昨天住那个大车店！"

黎台长笑着搭茬："干革命还怕吃苦吗？住大车店还可以说话呢！"他的语意双关，我听起来特别刺耳。

到了石家庄，党委招待我们吃了晚饭。睡觉的地方，男同志有个双人间，黎台长和苗力沉住进去，我却没有房间。黎台长说："干脆住一块儿得了！"我决定睡在沙发上。这比昨天好多了，我一觉睡到天亮！第三天，到济南的时候已是黄昏。军管会的人带我们到了济南台。

好长时间没有进过城市了！我希望看见高大的楼房、漂亮的街道、华丽的陈设……但是济南使我有些失望：楼房不高大，街道不漂亮，连路灯都没有，人迹也很少，一切显得有些惨淡、荒凉。我才想起，这里刚刚经历过战火，能有完整的房屋就算不错了！

济南台是个方形的建筑，有两层楼，中间是个天井，四面围绕着房屋。这房子的两面是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另两边是播音室和机房。楼房的后面，是个广场，旁边有个大仓库。军管会的同志讲，解放济南时，这个广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广场上战死了不少人。

当晚，睡觉对我又成了问题。没有电，到处黑漆漆的，点着蜡烛也不亮。他们睡在前面的会客室和卧房里，黎台长故意把我安排在紧挨着广场的一个单独的大房间里。我本来就胆小，又听说广场上的死人还没有清理完……这么大一栋房子，只有我们三个人就够可怕的了，院子里和房间里又都没有灯，黑漆漆的，我怎么睡得着！

我越想越怕。眼看蜡烛就要燃到尽头，我抱起被子跑出了门，摸着黑跑到他们屋里。

黎台长见我跑来，哈哈大笑："知道你就会害怕！"

不管怎么着，我把被子铺在沙发上，和衣睡了一晚上。

工作开始了。我们着手清理旧电台留下的东西。东西可真不少，我和苗力沉整理时，发现了不少我们搞不清楚的东西。我发现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不少小卷，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揪出来看。那是一条条黑色的小卷，硬硬的，挺结实，拉出来就变成了白色的。我惊奇地问黎台长："这是什么东西？"

黎台长一见，劈手夺过去："土包子！这不能打开！"

"是什么东西？"

"这是照相的胶卷！一见了光就完蛋啦！"

黎台长去找寻合适的人来建立工作班子。很快，他就找来了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技术员和播音员，可以开始工作了。

黎台长任命我为播音科长。我不愿意："才两三个人，当什么科长！"他说："你嫌人少？慢慢就多了！"

我说："非得当官吗？当播音员不是一样播音吗？"

他说："你得管理别人哪！你不当科长，难道让新招的人来当？"

我说："等上海解放，我就会到上海了……"

他冷冷一笑："你还想走？"

看他的意思是不会放我走了！我私下问苗力沉："你走时会带着我吗？"他说："当然！济南是个小台，你出来主要是为了上海台！"我放心了。

这里的播音条件比起陕北台来，好得太多了：两间播音室，一个大的，可以容纳几十人的乐队录音，一间小的，专门用于个人播音；机房很大，摆放着许多机器。一个济南台原来的技术员告诉我，不能跑到机器后面去，免得触电，这机房里以前曾经电死过一个日本技术工程师。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工作，电台正式播音了。台里已经陆续来了四五个播音员：季莹琦、薛冰、薛枫，还有一位曾经是位"校花"的姑娘小曹。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他们也都很敬业，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这里和陕北台大不一样，我的工作紧张多了。陕北台的稿件都是事先送来，播音员有充分的备稿时间，不易出错。但这里的新闻稿件除了记录新闻外，都是黎台长自己写。他的笔迹潦草，出稿的时间又很紧。常常是我到他那里去拿稿子，拿到就跑步到播音室，还没有看完稿件，就得播出了；有时是由通信员直接塞进播音室，我根本没有时间看稿，就得播出，使得我非常紧张。

更使我苦恼的是，黎台长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正经了，经常嘴里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还动手动脚。取稿子的时候总是躲不开他故意的触摸，我向他提出抗议。但生气、骂他都没用，他总是嬉皮笑脸。后来我就尽量让别人去取稿。

在济南台待了不久，上海就要解放了。苗力沉和我也该出发去组建新的班子了。但是，黎台长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硬是把我留下了！苗力沉和他争吵了好几次，闹得两人都翻脸了，也没能把我带走！他无可奈何，气冲冲地独自走了。

事后，黎台长还得意地向我扬言："想跟我要人！不可能！"

没有能够离开他，我非常丧气。

黎台长对我的追逼变本加厉，而且动不动就提到我的入党是他恩准的，我得报答！我的苦恼无处倾诉。

我的苦恼被一个年轻人发现了。他是个熟练的技术员，也算个留用人员，比我大三岁，大家叫他小马。黎台长调他来时，说过他是我们党的外围工作者，保卫电台他是有功的。他对我的尴尬处境很同情、在那段难过的时间帮助我、安慰我。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但我们的相处很快就被黎台长发现了，他立刻找我谈话："你怎么和姓马的那么亲密？"

我反驳："什么亲密！就是有时在一块儿谈谈心而已！"

"跟他谈心？你怎么不跟我谈心？"

"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他给我规定了几条：不许再和小马来往，不许单独在一起，即使值班时也不行！

我故意气他，有时成心当着他的面，去找小马聊天，还买了东西和小马一起吃。

几天后，他作了决定：让小马送一批机器到陕北台去，马上就出发！然后就留在那里工作。我知道这事后，就去找他："我知道你是成心要把他调走！为的是把我们分开！"

"开除？你还不够格！你只是个预备党员！"

"那我就不做这个预备党员！"

黎台长真的气坏了。第二天，他召开了党员会，参会的有小王、林琳（一位新来的老同志，又一位大姐，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和我。我估计他让他们来批评我的"不服从组织"，要我改正态度。会上，林琳主张不要停止候补期，只延长一年时间就算了。可是我不干！

"他说有他的帮助我才入的党，我不要他的恩赐！"

黎台长又吼起来："开除你！你还没有党籍！"

"随便你！反正是你给我的，你拿去！我不要！"

林琳不理解我的愤怒，她一个劲儿地劝说黎台长："算了，她还是个孩子！就当她是气话吧，过了就好啦。"

会后，她又来找我做工作："小杨，消消气！党籍可不是小事！黎台长说了，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承认错误，延长半年候补期，这事就过去了。"

我有苦说不出："林大姐，你别劝了，这里面的事你不知道！"后来，我忍不住把事情的原委给林琳简单地说了一点。我绝不让步，如果黎台长就是党，我宁可不当党员！她只是叹息，不知如何劝解我了。

就这样，我被解除了党的关系，但我没有遗憾，反而轻松了。黎台长再也不能拿一个恩人的态度来掌握我，提出非分要求了。他的爱人杨云实此时也到了济南，他有所收敛。我也踏实些了。

在宣布停止党的关系的会上，我一言不发，还故意把替杨云实的孩子织的毛衣拿到会上去织，以此表示我的毫不在乎。林琳为此瞠目，黎台长气得够呛！

处罚当然不可免，我有精神准备。我的工作被停止，科长没有了，但我根本无所谓。以前不许别人播的新闻节目，现在给了别人，这也没什么，但使我意外的是，我晚上必须在那个死过人的机房里抄写记录新闻，每天抄到半夜。技术员下班后，偌大的机房只留下我一个人和一盏只能照亮抄写新闻的小灯。我无处可逃，恐怖和寂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我想起了家，想起了妈妈，想起了还在敌人监狱里的父亲！想得伤心彻肺，想得肝肠寸断！机房里没有人，我可以尽情痛哭，任凭热泪抛洒！我感到自己这样无助，这样委屈，这样任凭别人欺负！难道就任由某些人操纵在手里，成为控制别人的手段吗？这样的人也能代表吗？……我失去了生活的力量，我甚至一度想到死。但是我很快打消了死的念头，我不能输在黎台长手里！我死了，对得起爸爸妈妈吗？我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死？我不但要活，还要活得精彩！我还不到20岁，许多岁月在等着我！我下决心，我不会也不能倒下，我要当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上我要做到最好，我要和他们比比看，不是党员也一样能做好工作，而且要更好！

抄写新闻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月，黎台长又"解放"了我，对我笑脸相迎，叫我回去播新闻。但我的心冷到底了，我等待着逃离黎台长的机会。

不久，机会来了﹣﹣青岛要解放了，需要人去接收。青岛已经有了一个接收的班子，只缺一个播音员。我立即报名要去。

黎台长挽留我，他说："青岛是个小地方，播音组有的是人，换谁去都行；武汉不久就要解放，不如跟他到武汉台去，那里才是大城市……"我任他说完，然后冷冷地说："我要去青岛。"

"为什么？"

"你到哪儿，我就不到那儿！"他气坏了，扭转头去不理我了！

我终于离开了济南台，离开了黎台长。

【杨洁（1929年4月7日—2017年4月15日），籍贯四川营山，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导演、制片人、编剧，济南、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导演。从六十年代起，杨洁开始负责电视戏曲节目。1974年，前往湖南电视台为毛泽东转播文艺节目。1979年，与邓在军联合执导了“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1980年，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崂山道士》。从1982年起，历时六年，开始拍摄中国首部神话剧《西游记》，该剧获得第四届“金鹰奖”特别奖、第六届“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第八届“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1987年1月29日执导的“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7年10月执导的古装剧《司马迁》播出，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二等奖。2000年2月执导的神话剧《西游记续集》首播。2008年10月获得“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导演称号。2010年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