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广州深圳打工者们：身处国家开放前沿地区，发财者寥寥无几

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项决定犹如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激起万千波澜。

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特区筹建之初，百废待兴。深圳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小渔村，但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到处都洋溢着干事创业的热情。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个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地方，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的目光。香港、台湾的投资者们带着资金和技术涌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热土上生长，制鞋厂、服装厂、电子厂纷纷建立，它们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特区的招工政策也在不断完善。最初，企业用工主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部门调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用工制度逐渐放开。许多工厂开始派人到内地农村招工，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专门负责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这种制度创新，为后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特区的工资水平远超内地。在当时，农村青年一个月的务农收入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到特区打工，基本工资就有两三百元，加上加班费更可观。这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强大磁场。消息传开后，各地农民纷纷打听特区的情况，跃跃欲试地准备南下寻找机会。

特区建设的速度令人瞩目。短短几年间，深圳就建起了高楼大厦，铺设了四通八达的马路，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些变化不仅展现在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许多新政策、新机制都是从这里起步，然后向全国推广。

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仅为全国经济发展探索出了新路，更为千百万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特区建设初期也面临各种困难和质疑，但改革者们坚持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是这种勇气和智慧，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州火车站成为了农民工南下打工的第一站。那时还没有网络购票系统，火车站外经常排起长长的队伍。有的农民工为了买到回乡的车票，天没亮就来排队，带着简单的干粮和水，一等就是大半天。

刚到城市的打工者往往会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来之前，只知道表哥或者老乡在这里打工，却没有具体的工作着落。有的人运气好，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有的人则在城市里游荡多日，最后不得不黯然返乡。

这种情况导致了＂三无人员＂的出现。所谓＂三无＂，就是指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员。这些人往往是被就业推销员的高薪承诺所诱惑，或是听信了不靠谱的介绍所，带着血汗钱来到城市，却发现现实与想象大相径庭。当地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经常会组织专项行动，将这些＂三无人员＂遣返回乡。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南下打工的热潮。在火车站附近，总能看到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他们互相搭伙，分享信息，有时几个老乡会凑在一起合租一间简陋的房子，互相照应。这种患难与共的情谊，成为了他们在异乡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初到城市的农民工，往往会被城市的繁华所震撼。霓虹闪烁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在农村难得一见的景象，让他们既向往又迷茫。

城市的生活成本远超他们的预期。住房、饮食、交通等各项支出，让许多打工者捉襟见肘。为了省钱，他们往往会选择最便宜的地下室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饭菜也是能省则省，有些人甚至会自带干粮，只在工厂食堂买些青菜咸菜充饥。

这波声势浩大的＂打工潮＂，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变迁。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之一，见证了一个特殊年代的希望与困境。

在九十年代的广深两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制鞋厂、玩具厂、电子厂的生产车间里，年轻的打工者们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戴着口罩，专注地完成着各自的工序。

制鞋厂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之一。长长的流水线上，每个工人负责一道工序：有的负责裁剪鞋面，有的负责缝制，有的负责组装鞋底。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要求极高的专注力和手速。一双运动鞋从开始到完工，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因为这些产品大多都是外销欧美市场的。

工厂实行三班倒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早班工人凌晨五点就要起床，赶在六点前打卡上岗；中班工人从下午开始一直干到深夜；夜班工人则要在寂静的深夜坚守岗位。一天至少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再加上频繁的加班，让许多年轻工人的身体负荷很大。但为了多赚些加班费，很少有人会拒绝加班。

玩具厂的工作环境也不轻松。车间里弥漫着塑料和油漆的气味，工人们必须戴着口罩才能工作。有的负责注塑，要在高温环境下操作机器；有的负责喷漆，整天和各种化学物质打交道；有的负责组装，要用敏捷的手指将零件一个个组合起来。赶订单的时候，工人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很紧张。

建筑工地则是另一个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场所。工地上的工作既繁重又危险，但薪资相对较高。工人们顶着烈日，爬上爬下地搬运建材，或是在高空作业。虽然这份工作又脏又累，但许多农民工仍然选择坚持，因为一个月下来能赚到不少钱。

电子厂的工作环境相对好一些，但对技术要求更高。工人们需要在显微镜下焊接电路板，或是在流水线上组装各种电子元件。

尽管工作辛苦，但这些打工者的收入确实比在农村要高得多。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加上加班费，通常能有五六百元，而当时在农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到这个数。

工厂生活也不是只有辛苦。在工作之余，年轻的打工者们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宿舍里，女工们会一起看港台电视剧，讨论时尚杂志；男工们则喜欢约着踢球，或是在街边小店喝啤酒。

有些工厂还会定期组织文娱活动，比如联欢会、运动会等，让工人们在劳累之余能够放松心情。这些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也是吸引和留住工人的重要因素。

在九十年代的特区打工潮中，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底层，但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城市谱写着自己的人生篇章。经过多年打拼，一些人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和人脉，开始尝试创业。他们从小商小贩做起，有的开小店，有的做建材生意，虽然规模不大，但总算在城市站稳了脚跟。

这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特区建设的主力军，是工厂车间的中坚力量，是城市发展的无名英雄。

一些打工者开始思考回乡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带着在城市积累的技术、经验和资金回到家乡，或是从事农业现代化，或是开办乡镇企业。这种＂反向流动＂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