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丨《局外人》：现代性与荒诞

我讲的主题可以用“不会留下阴影的太阳”来概括，我最后会跟大家解释，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非常犹豫，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择读者更为熟悉的雨果、巴尔扎克，或者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选择那些法国更为经典的作家们。但我还是选择了加缪，选择加缪有两点原因：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加缪离我们更近——2013年是加缪百年，这位20世纪法国作家是1913年出生的，但是他在1960年47岁时辞世，他的作品从数量上说不算太多；如果对于一个现代经典可以重新定义，随着我们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20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远，21世纪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因而，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再有经典的定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加缪在法国或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几十年前，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就能被排进经典行列的。几十年前，我们还身处20世纪之中，我们可能会对现代的作家有一点犹豫。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加缪的名字跟另外一个法国作家、哲学家联系在一起：萨特。加缪和萨特之间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他们曾经在一起战斗，后来又有分歧甚至决裂，幸而加缪去世比较早。1957年加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他和萨特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后拒领的态度完全不同，加缪去领了奖，而且和西班牙同行非常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奖。

这个奖更加说明了他在世界文坛的位置。此后，对于加缪的评价，在法国本身是几经反复，到20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不再怀疑，趋向于认为，在20世纪，加缪不仅仅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且也是世界文坛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中原因很难说，当加缪的《局外人》1942年出版的时候，虽然得到一致的好评，但是对于《局外人》本身的内容来说，大家觉得是现代文学中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这部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不是很长，接下来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回顾一下加缪的一生。加缪像我刚才所说，2013年是他的百年诞辰，他和有些法国作家不太一样，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这个在他作品当中可以读到。如果熟悉法国历史和地理可以知道，北非三国和法国有一些恩怨。在20世纪成为困扰法国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即殖民和殖民留下来的后患。北非的问题一直是法国种族问题的巨大来源。但是，可以看到加缪在其中的立场是非常微妙的，他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自然环境中长大，这个自然环境在《局外人》中得到非常好的描写，比如太阳、海滩。

在加缪的笔下，《局外人》的主人公正是受到了太阳的诱惑。他杀人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在炽热的太阳下比较晕眩，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朝阿拉伯人开了五枪。似乎有一些因果，但存在的因果不足以构成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杀人原因，这个就造成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质疑，所有的情感，包括爱恨、民族之类的，加缪以另外的方式提了出来。

可以看到《局外人》当中有很多对加缪出身的影射。加缪的童年时代比较贫困，这也是他与萨特分歧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们在政治主张上也有所不同。萨特过着相对而言资产阶级的生活，这跟加缪很不一样。虽然我不太赞成用出身来判断一个作家的写作，但是，童年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受到的训练和周围的人，会对我们以及我们对于人的看法形成影响。毫无疑问，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答“什么是人？”这样一个问题。

在加缪的一生当中，出身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一点。加缪虽然一生时间并不长，47年，但是这一生是法国进入20世纪以后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欧洲进入20世纪，在20世纪初期经历过最大的危机——战争。加缪是在战争中长大的人，两次世界大战他都经历过。第一次他比较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对他影响很深，包括战后整个世界因为陷入冷战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经常说加缪是一位正义的作家，其作品的关键词之一是“正义”。他定义“正义”就有他的立场。大家从他的生平里可以看到，1934年的时候他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因为苏联的问题，因为所谓的苏联模式，加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战后的法国，他算是一个异数。

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的不在少数，尤其是文坛，有很多耀眼的人物的确都加入过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曾经取得过非常大的席位。只是相较于意识形态，加缪后来的选择更倾向于他所谓的关键词，即“正义”。他要站在最“正义”的那一边，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在为“正义”的事业在斗争，无论是加入共产党，还是离开共产党。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文学履历，比较重要的是在1942年和1943年，加缪相继出版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1938年萨特出版了《恶心》，之后立即受到加缪称赞。同样在1942年出版《局外人》，1943年出版《西西弗斯神话》以后，加缪也立刻得到萨特的肯定。一开始，法国文坛20世纪上半叶的巨人们都是并肩战斗，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加缪就是存在主义小说家或者记者。这一点在后来得到澄清。也许我们读《西西弗斯神话》时更应该把《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联系在一起看，它提出的核心哲学概念是荒诞——回头会讲到关于荒诞的问题——而不是把加缪和萨特放在存在主义的维度里看。

这两本书奠定了加缪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文学在这样的时代究竟应该何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后来有一位哲学家提过非常尖锐的问题，阿多诺曾经问过，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20世纪40年代以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不断在问这个问题，所有的作家——所有伟大的作家几乎都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精神危机下，文学何为？加缪的主要作品当然不止上述的这两部，熟悉他的人知道，加缪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剧作《卡利古拉》与《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构成第一个荒诞三角，而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作品《鼠疫》，与《反抗的人》《正义者》则构成了另一个反抗三角。因为这几部作品，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之后，1960年就因车祸身亡。奇怪的是，跟他同时身亡的还有算得上当时法国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之一的伽利玛出版社的掌门人。当时加缪包里放着他的自传体小说手稿《第一个人》，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复旦大学袁莉老师翻译的，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这就是加缪非常简单却非常丰富的一生。

加缪除了小说家还有其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记者。加缪不仅仅写小说，也写了大量的报道，他曾经大量报道过阿尔及利亚底层人民的生活。他对阿尔及利亚，对阿拉伯和法国之间的恩怨，有非常清醒的意识。这也为他带来很多的非议，在后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中，他既非站在法国人那一面，也非站在阿尔及利亚那一面。他反对一切暴力。

在进入《局外人》之前，我首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对于加缪的评价。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对于加缪完全一致的赞同并非没有疑义，于是到了20世纪末，我们需要对加缪作品的价值有一个重新认定。学术界、文学评论界提出来，加缪是正义的化身，是青年一代的领袖人物。我们趋向于认为，我们无法忽视他的影响，法国的文学史乃至世界的文学史都无法略过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定义20世纪经典，我们不应当漏掉加缪这个人，尽管他没有这么多的作品。有一位艺术家为他刻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着加缪比较早期的一部作品《婚礼集》当中的一句话，他说：“在这里我明白了被称之为光荣的东西，即能够毫无节制地去爱的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好恶限制了我们去爱的权力。

我们从这句话里可以捕捉到加缪的思想，加缪的情感。如果有人指责《局外人》，指责《局外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这正好可以和作者在这句话中所表达出来的激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激情，这是法国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的评价，其实莫里亚克和加缪应该是不对付的，因为莫里亚克是天主教作家。加缪在《局外人》当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预审推事把《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唤作反（无）基督先生。在信仰上的分歧，使得莫里亚克和加缪不睦，但是在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里亚克说了一句非常公道的话：这个年轻人是年轻一代最欣赏的思想大师之一，他为年轻一代人提出的问题即“战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悲观的。在他后期作品中，他非常鲜明地提出，哪怕这个世界的命运是个悲剧，我们也要反抗。这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哪怕最终的结局是荒诞的，或者说最终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但是反抗是我们人的力量之一。

还有一位荒诞派的剧作家，也毫不犹豫地提到加缪的正义性。这是在加缪去世之后，尤内斯科表达惋惜之情说：“我们是那么需要（他的）这种正义。他毫不矫揉造作地身处真实之中。他不随波逐流。他不是风向标，他是界碑。”他是作为文学史上一个固定的标记存在着的，他不是引导潮流的人。这一点和萨特正相反，萨特在20世纪引导过潮流，并且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也许加缪做的不是这一点，在尤内斯科看来，加缪这个标记是处在那里不动的，不会因为这个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他作为一个标记会永恒地留下去。这是同行对他的评价。

我们前面提到他创作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三角，都是由一部小说、一部哲学随笔和一部剧作构成的。三部作品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印证。第二个三角中还有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鼠疫》。和《局外人》一样，《鼠疫》也象征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已经在面临的危机，这个危机有各种各样的组成。我们在今天重提这个背景是有必要的，因为近些年，大家知道，种族之间的斗争又重新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包括在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民粹主义抬头。《鼠疫》当中描写的这场黑色的瘟疫，对当时已经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已经做出某种预示。《鼠疫》与《正义者》《反抗的人》所构成的第二个三角对第一个三角做出了回答，那就是，世界如此荒诞，作为人，我们不能什么都不作为，即使文学在我们看起来是无甚用处的东西，是不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但是它至少可以延缓世界毁灭的进程。

接下来我们进入《局外人》。20世纪末，作为“世纪情绪”，各国都或多或少曾经试图定义一百部影响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一般来说，无论哪一个国家开的名单上，《局外人》基本都在，可能会在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之后，但基本上不会出前十名。

其实《局外人》是一部非常短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只有五万字左右。作品分成上下两部，讲述的故事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故事当中，虽然有上下两部，但上半部几乎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人可能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局外人》里的默尔索都遭遇到了。《局外人》文体也非常简单。对于这份简单，乍一出现，整个法国评论界却都为之欢呼。《局外人》是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但是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却是很大的挑战，而文体又不失古典。用古典的文体提非常令人震惊的话题，这是加缪的笔力。《局外人》开篇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但是就这两句话，我想完全可以囊括《局外人》的特点：语言简单——甚至抛弃了法语虚构作品一向喜欢用的简单将来时，而用了相对简单的复合过去时，但是，提出的问题却很重大，他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于是马上就有道德挑战出来了，为什么妈妈的死我竟然不知道？他怎么敢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件事？敢于进行类似的道德挑战的人，塑造这样人物的人，本身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正因为《局外人》无论从文笔还是从叙事上来说都非常简单，所以可能会构成阅读上的误解。在进入《局外人》的情节之前，我们不妨先谈一下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是一个古希腊传说，但并不是十分吸引人的传说。荷马史诗甚至对于西西弗斯这个人物都没有太多提及，只提到了他做的一项运动——受到众神惩罚，西西弗斯要推一块巨石上山。他把石头推向山顶，但这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一项任务，因为一旦到达山顶，石头会顺势而下，再次滚落，于是需要西西弗斯不停地重复推石头上山的行为。荷马史诗的确记述过西西弗斯所受的惩罚，但是没有说西西弗斯为什么接受了这个惩罚。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当然是传说的答案，因为西西弗斯惹怒了宙斯。在希腊神话当中，西西弗斯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这个狡猾表现在他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戏弄诸神，他不把诸神摆在眼里。他得罪了宙斯，宙斯一直在想办法报复他，所以派了冥界的冥王来收复他。他又欺骗了冥王，用了他所谓的智慧、诡计欺骗了冥王，因而受到了惩罚。可在这看似平常的答案背后，加缪却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将西西弗斯塑造成一个英雄，他认为西西弗斯接受了这个命运，毫无怨言，每一次石头从山顶滚落时，他都知道这是一项徒劳无功的任务。

在加缪的重新诠释中，他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他坦然接受命运，他认为命运虽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幸福。谁又能说人类的命运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呢？当然这只是普遍意义上的，加缪并不是基督教作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基督的先生。人类说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但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并且毫无怨言地把这个石头推向山顶，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人的力量。这是加缪对西西弗斯神话的重新阐释。

我们可以看到《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之间有着某种对照关系。西西弗斯固然是希腊传说当中最勇敢的人之一，但他毕竟有超过常人的一面，也是英雄的一面，和希腊神话中的所有人物一样，他是半人半神。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是一个小职员，这个小职员的平庸让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想起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这个小职员没有什么可说的地方，他生活很平庸，身上没有英雄性。相同，但又不尽相同，因而大多数评论家把《局外人》当成是《西西弗斯神话》的文学版本来加以评论。《局外人》到结尾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些话：“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是西西弗斯式的幸福。

在《西西弗斯神话》当中，加缪对西西弗斯为什么是幸福的也做了说明：“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就像他在《局外人》最后所给出的答案一样，如果说人是幸福的是因为生活本身，那么生活哪怕再充满艰辛，它本身也是充满幸福的。这个也可算是加缪对于正义的注解。我很担心，因为《局外人》用很古典的写法写了一个杀人的事件。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来说，杀人的事件必然是有原因的，可默尔索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杀人，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法庭强加给他的——根据我们常识性的推理。比如，预审的推事、检察官、律师，所有人都将我们“自以为成立的”因果关系强加给他。可默尔索觉得和社会格格不入，他并不进入平常人的逻辑里，他一直以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看待这个世界，冷眼看待强加给他所有一切的因果联系。但是我犹豫的是，要怎样讲，才不会把这个故事讲成一个反抗社会的故事。不，反抗社会的前提是你承认这个社会的逻辑，而默尔索不是。

我相信加缪和所有现代伟大作家一样，他提出来的问题是文学不应当这么快地在某一些固定的观念面前让步。文学负责的事情是应当对所有的现成观念提出质疑。这也是讲到现代性，为什么我们总能想到加缪。加缪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很多的批评家、法国先锋作家都在前赴后继地提出这个问题。假如说这个世界不像19世纪经典文学描写得那么真善美——哪怕在19世纪经典文学里，也只是一个理想，文学应当是什么样的？19世纪描写了这么多人类的理想，描写了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但是依然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恶和人性所有丑陋的那一面，所以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除了真善美，文学可能还可以起到别的作用。这绝不意味着默尔索的作为是值得褒奖的作为，《局外人》最大的意义，在于作者对作品中虚构的事件都不进行道德评判，它只是如此真实地面对人性而已。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在阅读《局外人》的时候，试着提出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他如何通过作品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受到诸神的惩罚，也就是默尔索最后为什么被判死刑？这是《局外人》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默尔索被判死刑？表面上是因为杀了人。从一开始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杀机就已埋下了，他被判死刑是必然的结局。第二个问题是，他受到诸神什么样的惩罚？惩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他如何看待自己所接受的惩罚？我们看过的《局外人》的结尾已经可以揭示出默尔索的态度。

《局外人》分两个部分，这是结构。这个结构当中，第一部分是默尔索和其他人，在杀人越货之前。这里面有六章，第一章，星期四、星期五，母亲去世，下葬，默尔索描述自己去参加葬礼的过程，母亲在养老院。这个过程中默尔索已经遭受到道德评价，他已经被预判了死刑，因为他竟然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昨天死的，还是今天死的。总之有人通知他了，他去了以后，在葬礼上没有掉眼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小说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一个人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他事先已经被预判了死刑，这是我们的道德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且，我们的道德至今也仍然无法接受，他的死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杀人越货？不是。

第二章，周末参加完母亲葬礼以后，默尔索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星期六和女友在海滩共度周末，道德评价依然在起作用，在母亲的葬礼之后即刻去寻欢作乐的人，这个人无疑应该被判死刑。星期天待在家里。第三章，默尔索又恢复了无聊的法国人生活，所谓的“地铁、工作、床铺”。工作里面牵涉到办公室和老板的关系，老板跟他之间不特别地好也不特别地坏。包括邻居，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关系。还有莱蒙，这个莱蒙后来是直接造成他杀人的动机，可他和莱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江湖义气什么的。在第一部里，我们可以囊括所有世俗角度而言非常重要的情感，第一章牵涉到亲情，第二章牵涉到爱情，第三章牵涉到友情。可这三情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例如爱情，他和玛丽之间有很多的问题，玛丽问过他：“你爱不爱我？”首先他感到非常厌烦。后来他说，如果你一定问我，大概是不爱吧。

和朋友之间也是如此。默尔索的确是个“零度情感”的人，他断不至于为了朋友杀人。他不是因为母亲的死特别悲伤，不是因为爱情脑袋发懵，也不是因为友情，只是故事里莱蒙的确和默尔索诉说过自己与女朋友之间的关系，说有人一直盯着他，他打了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的兄弟有来寻仇的迹象，等等，只是他跟莱蒙之间没有所谓的兄弟情谊，只不过他碰上了。

在工作当中他非常平庸，既不是特别能干的、老板离不开的人，也没有给老板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总之他似乎是一个零度情感的人。

第四章，邻居邀请他和玛丽一起共度周末，在海滩上埋下了伏笔。第五章，老板建议他去巴黎，他没有欣喜，他觉得巴黎脏乎乎的，只有人是白的，到处是鸽子。所谓的浪漫情怀，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存在。第六章里，他就杀人了，默尔索从来没有想到过杀人，那个枪莫名其妙到了他的口袋当中。他对他开枪的对象一点仇恨都没有。所以接下来就谈到了仇恨的问题，如果没有语言，仇恨根本无法构成，实际上他跟这个人一点交集都没有，但是在太阳的照射下默尔索朝这个人开了五枪，而且后面四枪是对着尸体开的。这在后来庭审当中也是用来证明他罪行的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一部分很短的篇章里面就这样已经把最激烈的情节容纳了进去：又有杀人，又有爱情、母亲去世、亲情，所有的悲痛，但是以主人公非常冷漠的语调说出来的。真正的高潮却在第二部分完成。在第二部分里，我们的主人公进了监狱，这个部分已经没有事件了，就是在监狱里等死。节奏一下子就慢了下来。当中虽然有人不断介入，但出奇一致的社会判了他死刑。一个非常私人的事件突然变了性，他走到了被全社会摒弃的地步。所有人都说要判他死刑，连律师也不站在他那一面，而且他认为他的律师没有检察官有天赋。在第二部分里，默尔索就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叫默尔索的人如何被判了死刑。然后，西西弗斯脱掉了默尔索的外衣，他接受了对他的惩罚。

所以在第一部分里面，《局外人》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默尔索要受到诸神的惩罚。答案也很清楚：他无疑戏弄了诸神，只是我们要弄清楚诸神在现实生活当中代表了什么。还是回到本书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于是最先被挑战的是母慈子孝的道德问题，首先他不知道他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其次，在20世纪上半叶，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到底也还是不孝的行为，哪怕是在法国。小说里也描述了，但默尔索找到的原因非常朴实，只是我们不太接受得了这种本质性的拷问：妈妈进养老院的时候，一开始她总是哭，其实是因为不习惯，后面几个星期以后，假如我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肯定也是哭，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

作为零度情感的人，默尔索没有想过与母亲之间应有的道德关系。但是，道德是什么？小说当中虽然没有明确问，但是读者不可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道德是什么？所有的情感是什么？我跟我妈妈之间真实的情感是什么？加缪在小说界构成丑闻的原因就在这里，对于他人，默尔索从来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关心，审判时他讲过一句话，当人家问他对他妈妈的感情怎么样，他说的是，他爱他妈妈并不比别人爱的更少一点。但是，当时他的律师说了他，说光这样还不够。问题来了，什么叫这样说还不够？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渲染我们所有的感情的时候，我们或许是时候该想一想，这个当中有多少是语言的行为。我们是怎么去描述亲人之间的友爱的，也许描述已经倒过来成了友爱的本质。

需要再三澄清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以一部文学作品来塑造道德，19世纪包括19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夸大了它的道德作用。文学作品不应该提出任何道德标准。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肯定《局外人》的价值，并不是说默尔索的行为是值得赞扬的行为，有价值的是默尔索提出的问题。包括第二章里，玛丽问他：“你是不是爱我？”“大概是不爱。”“能不能结婚？”“随便。”“你不爱我，为什么可以和我结婚？”“因为你要结婚，我无所谓。”这个无所谓用道德来解释是很冷漠，他对人世间所有宝贵的情感都不在乎，这是一个冷漠的人，一个冷漠的人我们就有理由判他死刑，因为他不符合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当加缪塑造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想讲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讲的人，他是因为真实被判死刑的。他从来不渲染真实，他做的所有事情，以及他真正生活当中的情感表达，也许并不比我们所谓正常的人要怪异到哪里去。默尔索的关键在于，他从来不超出自己所想的部分去表达。我们于是就认为他是一种冷漠。

默尔索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渲染，没有捏造他和母亲之间有什么煽情的故事，这倒是和今天这个媒体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经常在媒体平台上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以至于现在所有的比赛几乎都要加上一个感情故事，煽动观众以保证竞赛的成功。这是非常典型的，说的要远远比实际情况多得多的典型。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就明白了加缪的现代性和预言性。因为他早就发现人的语言和现实世界的脱节，是语言加强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的幻觉。我们所依赖的感情——爱、恨等等，然而在这些强烈的感情当中，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默尔索以非常冷静的态度加以分析，他试着在默尔索的话语中，省略掉添加的成分。可很显然，真实的回答恰恰是这个社会所不容的。

在19世纪的时候，从尼采开始，上帝已经被判了死刑，西方社会早就经历了信仰危机。进入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作家们、小说家们，他们又进一步瓦解了人类此前并不怀疑的种种价值，这里面就有加缪。加缪是非常残酷的，他不仅瓦解理想、信念、信仰这类高贵的价值，他竟然还瓦解看起来不那么高贵的情感。我们曾经以为，如果信仰没有了，理想没有了，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赖之生存的道德标准没有了，至少我们还有人伦，还有情感，因为所谓的真善美，这是以前文学的使命。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所有地方都被瓦解掉了，我们能够怎么办？于是我们联系上了希腊诸神的隐喻。希腊神话中倒是没有那么多高贵的价值，这和希腊并不崇尚一神论相关。

在精神世界中，默尔索的回答把我们一致认为的人性的高贵之处一一瓦解，我们感到不适。没有任何附加，没有任何先见的所谓合理的观念。既然上帝死了，就没有什么是先验的，所以加缪也是继承了尼采以来的套路。默尔索从来不说假话，他在杀人之前的生活和杀人之后的生活没有差别，母亲死前和死后的生活没有差别。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管是和任何人在一起，包括养老院的人、邻居、女朋友、老板，他都不会通过说假话的方式来简化生存的复杂性。其实说假话是我们能够应对这个世界最简单的方式。当你女朋友纠缠你——“你到底爱不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爱你”，这会使你的生活简单很多。恰恰默尔索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在所有事情上他都没有说假话，他经过思考，并且经过严密逻辑推理之后回答他自认为应该是真话的东西，因而使得这个世界尤为复杂，这个世界的简单性在加缪看来是靠谎话来维持的。

杀了人之后，他进了监狱，因为不愿意陷在语言的假象当中进了监狱，他杀人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可能没有想过，所谓的因果也都是语言的。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事件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都能够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还是我们捏造了因果？法庭上演绎的一切是一种对峙。默尔索和法庭之间的对峙，默尔索是独自一人，法庭代表的却是因果关系的全世界。包括表面上看起来应该站在他那一方的律师，默尔索从来没有把律师看成是自己这一方的人，因为律师使用的逻辑和其他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默尔索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只不过默尔索的逻辑和这个社会所有其他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他进了监狱以后，在监狱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他的内心却是跌宕起伏。默尔索在第一部分特别冷漠，没有精彩的描写。恰恰进了监狱，他的情感在孤独之中一下子就爆发了。这一部分里有非常动人的描写，例如他觉得住在监狱里跟住在一棵枯树干里有一点差别。这段描写非常动人，他在体会自己的不幸，他试着接受自己的不幸：“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待着我的律师的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到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肉体一样。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这是他对于自己眼下生活的描写，他和我们所谓正常人不一样，开始，他的判断是自己并不比别人不幸。进了监狱，他仍然平静地拥抱生活的美好之处，并不比监狱外多一分，更不比监狱外少一分。他说日子过起来很长，接着是非常美妙的一句话，他说，“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

很多作家都写到时间。时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时间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没有重复就没有时间，因为时间是白昼的重复。你每一天做着相同的事情。如果没有进监狱，默尔索看到的重复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激情。问题是，如果事件没有重复就没有时间，但是反过来，没有事件，也无所谓时间的存在。这是默尔索对于时间的思考。可以看得出来，默尔索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他坐在监狱里，他思考时间的问题，虽然时间对于大多数到了监狱里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可以思考到时间的意义，时间就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时间是长的，一天接一天，因为失去了事件。

监狱里，给他找了律师。还有一个预审推事对他发生兴趣，经常想要挽救他，几次找他谈话。预审推事对他的兴趣开始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用信仰的力量挽救他，让他回到上帝的怀抱，后来发现默尔索是一个任你说破大天也不动的人。所以预审推事很快对他失去兴趣，他的律师对他也没有兴趣。所有的正义的化身们遇到这样一个不为所动的人，感觉非常沮丧。因为对于他来说，他并没有找到继续活下去的崇高意义。正义化身们再三诱惑他，预审推事也罢，律师也罢，无非希望他能够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承认这个世界已经存在的逻辑。比如说他跟母亲的关系，母亲去世，他感到很难过，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说，就是不愿意用夸张的语言表达，他一直拒绝用这样的方式来过你们所认为正常的生活。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对他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个人无法拯救。

他的律师讲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案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包括旁听记者们也说，这个案件并不真正让人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弑父案，为什么弑父案能够挑起人的兴趣？是因为弑父案里存在着更反人伦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弑父案影射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悲剧情节，即俄狄浦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彰显了人类崇高性和人伦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必须承认人性当中某些东西高于动物性，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牺牲，完成崇高。但如果崇高被瓦解了呢？因而，所有这些人本来还对他有些兴趣，因为不管怎么说也是杀人事件，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些原因，比如关于种族，关于殖民等等的冲突和仇恨，这也是在现代悲剧当中非常喜欢描写的东西，也有古典意义的悲剧性所在。但是一概被否定之后，就没有太大意思了：“你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更大的案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案件在后面。”

那么我们平常认为的正义是什么呢？法律，为他进行辩解的律师，检察官、陪审员等等，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服默尔索，按照这个世界的既有逻辑来。没有结果。这时候预审推事说过一句话：“你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当我们想到要用自己的崇高去挽救别人，用崇高的标准去带动别人的时候，我们倒是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要挽救别人还是挽救自己？在读到预审推事和默尔索之间发生的一切时，这个答案似乎是非常明确的。默尔索的拒绝让我们感到难堪的并不在于默尔索不能被挽救，不值得被挽救，而是他消解了代表正义——无论这正义是宗教性的，法律性的，抑或伦理性的——的所有价值。

到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荒诞的本质了，但我们还不急。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加缪的叙事。小说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相当古典，是线性的叙事；第二部分却相当现代，不再体现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的高度统一。加缪在第二部分插入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一点和后来的昆德拉有些像，即所谓的不断偏离，在叙事主体中可以插入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小说情节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在《局外人》中，加缪当然还保证了一定统一性，但是也插入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小说情节推进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监狱生活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个体不再经历事件，所以他可以出发去寻找事件。例如，里面有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

一个人离开捷克的一个农村，外出谋生。25年之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开了个旅店。为了让她们吃一惊，他把老婆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竟租了个房间，并亮出他的钱来。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那旅客的姓名。母亲上吊，妹妹投了井。

这是默尔索在监狱里找到的故事。和此前自己的故事一样，描述不带有任何情感。因而罗兰·巴特一直认为，加缪的《局外人》是零度写作的典范，不带有任何主观立场。故事倒是进一步解释了所谓的亲情，重新思考默尔索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问题。亲情是什么？在社会身份没有得到确认之前，母子之间的所谓情感是多么脆弱？只要你问一个问题，悲剧可能就可以被消解掉，这个社会轶闻只是想说明这一点。没有说出，就可能导致祸患。为什么母亲会上吊？因为身份被确认了，所有社会伦理、道德都纷至沓来，但是和真实的情感距离有多么遥远？因而我们会问，情感究竟是什么？是语言世界里的情感，还是现实世界里的情感？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可以不必这么复杂，我们可以在语言的欺骗里活着。但加缪不可以：他认为思考是小说家的使命。

加缪在《局外人》美国版清楚地解释了什么是“局外人”。局外人是社会的反面，嘲弄诸神，因为他认为诸神不过是传说的演绎，神话的演绎，就像人类所有的崇高、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信仰，都是人类语言的演绎一样。因而，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不愿意留下任何阴影的人，作为一个接受太阳光直接照射，并且直接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人，而不是用语言使得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他走向了社会的反面。最终，陪审团一致判他死刑。

陪审团一致判默尔索死刑的场面也很具荒诞性。陪审团大的风扇和五颜六色的小旗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儿转到右边。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判了一个人死刑。这个场面让人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是被陪审团一致判处死刑的。我们经常对现代社会中所谓的民主寄予很高的期望。法国更是现代民主的诞生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影响全世界就是以革命的方式坐实了这个核心概念。概念提出的确让人欢欣鼓舞，但是人类经历多次危机之后，包括西方在内，也会对民主是否就能拯救一切发生疑问。苏格拉底为了维护民主制度而情愿接受这一荒诞的审判。而默尔索也一样，在现代社会，他以同样的方式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因而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他们受审判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的整个社会都被既定的价值观控制时，民主是很危险的——这是任何意识形态下都避免不了的问题。默尔索说，陪审团的存在如此，律师如此，民主的价值在这里“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

最后，我们可以来看看默尔索是怎么接受惩罚的。这也是小说的高潮。到小说最后，他平静地接受死亡。高潮正在于他平静地接受死亡，感受到无比幸福。这恰恰是加缪写得最炽热的一段，引发所有感官上的炽热。默尔索不愿撒谎，他强调回到生活本身。生活的真理，他所谓的真相和真实都在生活本身里。这是非常动情的一段。因为他觉得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贵的。他对于生活价值的回想全是具象，是生活中真正经历过的一切，不多一分，不少一分。“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最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生活最具象的层面真真实实接触到的，因而也是在默尔索看来最值得留恋的东西。

于是默尔索在最后反转成胜利者，因为接近生活，他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跟西西弗斯一样。幸福在于“我对我自己有所把握，我坚持了我自己内心的真实，对一切都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我只有这么一点把握，但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有一点存在主义的味道。什么是幸福？什么东西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在加缪看来，只在于人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哪怕最后的结局是通常意义上的悲剧，只要我把握了我自己，我就可以说我是幸福的，我也是真实的。

所以，加缪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个问题。只是非常不幸，后来世界的发展都印证了加缪的说法。加缪是现代的作家，现代社会种种的弊端，似乎都在他的作品中被预言了，被言中了。我们想想，例如，在现代社会当中，网络上经常出现人肉搜索，用所谓的道德评价绑架舆论，和《局外人》中无知、盲目的陪审团成员的审判何其相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众口一词地判处死刑，就是因为和我们事先预设的标准不符。随着网络的渗透，民众也随时都有可能运用判别人死刑的权力，而且真相将永远在复制、象征与概念中丢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1955年美国版的序言里，加缪接着说道：“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想一想，默尔索究竟为什么不参与这个游戏，也许我们能够得到关于这个人物的更加明确的概念，更加能够符合作者原初的想法。答案很简单，他拒绝撒谎。撒谎，不仅仅是指说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包括——并且尤其如此——说得超出实际存在，如果有关人的灵魂，那么就是说得超出实际感受。”

因为拒绝撒谎，因为没有遵从既定的规则，因为拒绝简化，这个社会于是对默尔索表现出了巨大的敌意。加缪说：“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每天，为了简化生活，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默尔索和他表现出来的正相反，他不愿意简化生活。他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拒绝为自己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

最后，回归到对于默尔索的正面评价，加缪也没有回避：“因此对我来说，默尔索不是一个边缘人，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赤裸裸的人，钟情于不会留下阴影的太阳。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长久的、基于绝对和真实之上的激情。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局外人》最大的意义：默尔索怎么做并不重要，也不值得重复。《局外人》的价值并不是宣扬“无动机犯罪”，让我们可以毫无根据地杀人越货，而是在杀人之后，他得到的这个结局。他入了监狱，在被判处死刑之前，默尔索有大量的时间思考，真实地面对自己，对自己提出这么多真实的问题，不躲在道德的庇护下宽恕自己。也可能，文学在加缪看来正具有这样一种责任，那就是对自己提出问题，但文学不担负回答问题的责任。在加缪看来，寻找的过程，推石头上山的过程，比石头成功留在山顶的事实更为重要。如果石头留在那里，就意味着真理成为某种固化的东西。在加缪看来，人之所以高贵，是在于即使知道真理在随时发生着变化，真理是徒劳无获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要去追寻真理。

如果人不具有这样的激情，那可能真的意味着人要沦落了，那是比默尔索更加可怕的冷漠。

在《西西弗斯神话》里，加缪的主题就是荒诞，在小说版的《局外人》里，默尔索觉得自己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局外人。我们最后来看看《西西弗斯神话》对于荒诞的解释吧：

一个能用种种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的宇宙里，人会感到身处局外。这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故土的记忆，失去了对于曾被期许的乐园的憧憬。人与生活的这种分离，演员和背景的这种分离，这就是荒诞的感觉。

……

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人对人本身所散发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

这个解释可以作为最后的结语。所以，如果让我来定义默尔索，我认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是一个反英雄的英雄，小说是一出反悲剧的悲剧，也是反文学的文学。

默尔索是英雄。他是英雄，不是因为他杀人越货，不是因为他不会爱，也不是因为他冷漠；他是英雄，是因为他是在面对毁灭性的惩罚时，仍然能够平静地甚至满怀幸福地走向山顶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