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我们设计从鬼子手里夺得一挺崭新的六五式歪把子机枪

我是在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在胶济铁路矮槐树村附近伏击日军"先遣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在国民党县长冯谦光扬言抗日实则弃城逃跑和日军血洗中埠、冶里、于家庄数百无辜群众后，毅然去郑家辛庄参加了李人凤同志领导的三大队。我先到特务连（连长王立庠，指导员任圣符），又到军需处（负责人寇志田），几天后到特务队（队长王立庠兼）当了战士。那时习惯叫大队部为司令部，叫大队长为司令。特务队是为司令部警卫、侦察、通讯并随司令出发以及执行其他特殊任务的一个组织。随着三大队队长到十团团长到三支队副支队长几次的整编变动，特务队也随着编为十团手枪排，三支队司令部手枪队。我也由战士到班长到手枪队的队长，并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由王子明、王凤阶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一九四○年五、六月我下连队前的这段过程，约二年半的时间，一直是随李人凤同志战斗活动。一九四○年五、六月，我调到三营七连任三排排长（连长宋文钦，指导员孙成才，专职党支部书记王显）。一九四一年初春，我七连和二营四连跟随许世友司令员去胶东，在战斗过程中，我又调任本连的党支部书记，几天后，又调到二营四连任指导员。部队五、六月份从胶东回师清河军区。我到军区政治部开会学习结束后，又调到军区特务营三连任指导员。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又编到直属团三营七连任指导员。后来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伤愈后又先后去渤海军区、渤海纵队工作。

在全歼国民党顽固派陈瑞符，第一次解放临淄城战斗时，用上了十团兵工厂自己制造的迫击炮和实心炮弹，这种炮弹落到房顶能砸个大洞，落在下面就地乱滚，陈部听到炮声，看到炮弹都吓得慌作一团，对他们威胁影响很大。我军通过挖地道破城墙和利用内线关系一举全歼陈瑞符部。内线是指李人凤同志让徐家圈、崔家官庄、白兔丘村的徐东乐等十几个同志潜伏在陈部内部，等待我军攻打临淄城时，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对付陈瑞符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我军打响了赵家庄伏击战。赵家庄是广饶南部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紧靠临淄至广饶的公路，它的东面靠淄河的"黄桥"，设有佯攻部队；它的西面有一较大的村庄并有围墙，李人凤同志的指挥点及主攻部队便埋伏在此处，它的南面不远是大砖窑。我和特务队的两个同志及特务连的一个班拂晓前就潜伏在赵家庄紧靠公路的一户人家里。我们的任务是严密封锁消息，做好向汽车投掷手榴弹的一切准备。李人凤同志也准时指挥部队潜伏好，待机行动。以往敌人的汽车七点钟就行动，今天行动较晚，九点多钟才开来，我们看到汽车驶来的信号后，立即进入了战斗。第一辆汽车一晃而过，未及投弹，同志们接受了教训，当第二辆汽车刚接触院子东北角时，我们的手榴弹便向车箱投去，随着连续的爆炸声，汽车再也不能动了，车上的鬼子全部报销了。可是后边的几十辆汽车随即一辆辆地停下了，车上的鬼子争着向车下翻滚，我伏击部队集中火力向鬼子射击，鬼子伤亡很多。距离较远的汽车上的鬼子开始向我正面和侧面进攻，南边窑顶上的鬼子也用机枪向我扫射，封锁赵家庄和西村的联系。战斗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我，李人凤同志当机立断，下令部队撤到大夫店、东西单去了。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四、五十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敌情不准，没有获得理想的战果。战斗前得到的情报是三、五辆辎重车，结果是大批日军换防，战场上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早种的高粱、玉米已长的比人还高，大王桥日军据点的翻译官带领着日军的一个班，扛着一挺崭新的六五式歪把子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几支步枪，神气十足地顺着弯曲的小路，向南卧石走去。他们离开据点不远，就淹没于那绿色的"青纱帐"里，高粱地里的道路坎坷不平，又值天气闷热，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累得歪歪扭扭，大汗直流。路虽然不太远，可是直到晌午歪才到南卧石。翻译官找到了负有重托的村长，故意提高嗓门说！"皇军辛苦，要好好招待。"村长会意地说："好！"随即弄鸡弄蛋，备足烟酒，侍候鬼子兵用饭。鬼子们大吃大喝，一会儿工夫，烧酒就喝了近十瓶。日已正西，翻译官示意鬼子回据点时，鬼子兵头重脚轻，都嫌机枪太重，谁也不愿扛了，翻译官想让老百姓代扛，鬼子又不同意。最后，鬼子同意把机枪绑在小车上，让老百姓推着走。翻译官和推小车的走在前面，鬼子兵跟在后面向军屯子走去。我们手枪排负责瞭望的几个同志和在军屯子准备打伏击的特务连一排的同志已经等急了。鬼子离军屯子西门二十米的时候，翻译官突然闪到路旁地里撒尿，这时推小车子的农民突然把小车翻倒，让车轮朝天，我军见此情景，立即把手榴弹投在鬼子群里，以徐寅子为首的一排同志们冲向前去，急速把几个顽抗的鬼子击毙。徐寅子举起步枪对准扒在小车上拖机枪的鬼子砸去，鬼子头上立即开了花，躺在地上不动了。徐寅子急忙把鬼子崭新的机枪举起来，同志们高兴得一拥而上，齐声欢呼战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军屯子的群众从村子里跑出来向战士们问好致谢。还有的群众用砖砸鬼子的尸体，连鬼子的金牙都砸掉了。

日军在军屯子战斗失利后，恼羞成怒，纠集了益、寿、临、广的鬼子兵，对淄河两岸以郑家辛、徐家圈为中心的村庄进行扫荡，达一个月之久，并贴出告示，要十团送还机枪，否则，就继续扫荡。鬼子还指示汉奸到处捕捉徐寅子，由于徐寅子麻痹大意，没有离开家庭，最后被汉奸鬼子逮去了。他被关在辛店车站鬼子军营里，鬼子为了迫使他交出机枪，除了用皮鞭、钢条抽打他以外，还用刀割、油烧、狗咬等酷刑对他进行折磨。他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铿锵有力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要我交出机枪休想！"敌人无计可施，气得咬牙切齿，用战刀把他劈死了。

冬季，我手枪队、特务连随李人凤副司令员去山东纵队开会，我们在山区里行军，晓行夜宿，有时也夜行军，由于我们不熟悉路线，我们边看地图边走，巧妙地穿过友军、顽军驻地和绕过日军据点，最后胜利到达了山纵驻地﹣-﹣孙祖。李副司令员天天同纵队首长开会，我们特务连、手枪队的同志们分别被安排在附近的山村里休息。警卫制度很严，要见李副司令还得经过纵队警卫部门允许。我们听了徐向前、朱瑞等几个首长的一些报告，如"抗日战争的形势","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关于反磨擦、反分裂、反投降"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界限原则问题"。我们还观看了司令部政治部，抗大文工团演出的许多动人的节目，时值春节，那种军民联欢的盛况至今使人难忘。离开孙祖时，李人凤副司令员留下秘书刘竹溪及手枪队和特务连的郑士坤、李奉光等数名同志到"抗大"学习。当时我也向李副司令员提出了学习的要求，但终未批准，至今回想起来，仍是一件憾事。回来时，避开顽军驻地另选行军路线，一路平稳顺利。我们回来后不久，在部队开始了肃托工作。纵队司令部政治委员由刘其人同志担任，徐斌洲同志改任政治部主任，刘其人同志直接负责肃托工作。

五、六月份的一天，李副司令员让他的警卫员把我找去，我记得是在一家北屋里，李副司令员面向我坐着。他对我说："统一，你在司令部二年多了，我也没具体帮助过你，不知你入党了没有？"我说："去年这个时候入的党"。李副司令员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啊！是党员就好说了，叫你到连队锻炼锻炼你同意吗？"李副司令员见我舍不得离开他，就说："我也要离开司令部的，你到徐斌洲主任那里去，他要和你具体谈谈，注意服从命令。"当日下午，我去找徐主任，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叫你到三营七连去工作。你走时把枪留在李副司令员那里，到连队后那里有枪。你可到组织科王科长那里办理调动手续，手续办妥了自己去就行了。"当时，我觉得二年半的时间一直没离开过首长，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可是又想到首长热情的谈话，诚恳的教导时，心里又觉得甜滋滋的，决心听首长的话，到连队去也锻炼锻炼。手续办好后，晚上买的烟和花生，跟同志们整整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我到了营部，营通讯员送我到七连，我受到了连长宋文钦、指导员孙成才、党支部书记王显的热情接待。指导员叫通讯员把一、二、三排的干部找来，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并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新调来的三排长王统一同志，今后相互多加联系"。事后我来到三排，副排长召集全排战士把我作了介绍，第二天上早操时，连长宋文钦又把我向全连干部战士作了介绍。来到连队后，虽然没弄酒弄菜，可是我与同志们那种心心相印的情景一生也难以忘怀。

我入党一年来的活动多是秘密进行的，半公开化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到连队后就不同了，党、政、军都有专人分工负责，都有各自的组织系统。党组织的支部成员和小组长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委员、组长以至党员都负有明确的任务。对外宣传主要是以房东邻居和街头群众为主，对内教育主要是以排班战士为主。我们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内容，进行纪律检查，主要是检查人之间、班之间、排之间、兄弟连队之间的互相团结情况。党组织的建立是：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有总支或分支，团有总支或党委。党的小组会每周一次，支委会半月或一月一次。会上，党员一律平等，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党员之间都能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志间关系平时亲如手足，战时亲似骨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抓得很紧，每周或半月一次党课，在党性锻炼方面，还要阅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员要主动和群众交朋友，经常与他们谈心。党员向小组长每周汇报一次工作，党支部每月进行一次工作总结。连队每周上军事课和政治课各二次。"朱德青年队"两周上一次民运课。每周星期六下午，开展党日活动，主要是上党课或开展谈心。总之，部队象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由于组织严密，制度正规，使得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亲密团结，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呈现出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这就是我党我军拖不垮、打不烂、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动力源泉。

一九四一年后，连队设有"十人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由政治部派出的特派员直接领导。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与"十人团"单线联系。"十人团"成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后，遵照上级的指示，"十人团"这个组织秘密地撤消了。

一九四○年秋冬，我二、三营以阳河为中心，活动于益、寿、临、广相接连的四边地区，反击张景月、徐振中、李寰秋、李青山等伪顽部队和日军对我的合围扫荡。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展开了拔除据点，消灭顽军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春，为了支援兄弟部队五支五旅，保卫胶东人民，我七连和四连在司令员许世友同志的带领下直入胶东。我们过牟平、住黄县，少事休息，即长途奔袭。初战得胜，一夜间就除掉了亭口、桃树等三、四个据点，毙伤俘虏大量顽敌和缴获大批枪枝弹药。我指挥部抓住战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提出了"北靠牙山，南下海阳，连续作战"的响亮口号。我七连、四连和胶东兄弟部队，连夜翻山越岭，于上午七、八点钟，又攻克郭城等许多顽军重地和多次打退敌援。逃敌和附近驻扎的顽军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向赵保元的老巢逃去，我部队尾随直追，包围了发城。顽敌野心不死，他们组织了以李先良、赵保元为首的一伙势力，伙同李文礼、贾本家等一大串所谓司令向我发起猛攻。我们部队则采取了既不招架，也不还手，节节后退的对策，一直退到以于山为中心的山头村庄。顽敌为了增强战斗力，竟把鲁南山区于学忠"五一"军的一部也骗来助战。我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将计就计，沿于部必经道路刷满了欢迎的标语。标语上写着："欢迎'五一'军的兄弟们到来！""向"五四军兄弟部队致敬！""向'五一'军的兄弟部队学习！"标语上的落款是五支五旅和抗日民主政府。"五一"军向来对八路军五支五旅感情很好，他们看到欢迎他们的标语后，从内心里感到热乎。可是他们这次走上与五支五旅为敌的战场却一直蒙在鼓里。

赵保元等许多顽军司令趾高气扬地带领部队赶到于山，与我军对峙。我军早已筑好工事，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战斗打响后，是我为守方，敌为攻方的阵地战，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敌人一次一次地进攻均被我密集的火力打退，在我阵地前留下了大片尸体。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开始溃败，此时我军响起了总反攻的号声，战士们向敌军迅猛扑去，敌军大乱，在我军"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一批批敌人缴械投降。对拼命逃窜的敌人，我部则猛追不舍，迫使逃敌缴械投降。此次决战使胶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五支五旅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大了、巩固了，出现了军民团结、抗日力量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五、六月份，我部队完成歼敌任务，从胶东胜利返回清河军区。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到军区政治部开会、学习结束后，又到特务营三连任指导员。我连随军区行政机关活动较多，为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驰骋在清河北、黄河南的大片平原上。一九四三年春，顽固派已公开彻底的伪化，五月底，日伪合力出兵小清河北，企图破坏我根据地，毁灭抗日民主政权，消灭我抗日军民。我抗日民主政府和军区司令部，为了迎击敌人的进攻，坚定明确地提出了"党政军民齐动员，开展反蚕食、反封锁、反扫荡、反抢粮"和"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民主政府，保卫抗日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口号。在上述口号的激励下，党政军民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决心与敌决一死战，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为了拔出敌人设在我根据地的所有据点，必须首先拔除敌人安在"西北隋"的据点，以便打开缺口，集中力量，采取以"围敌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歼灭敌人。六月十三日，我连接受了打"西北隋"据点的主攻任务，具体行动是：破敌围墙，直插敌中央碉堡大院，打掉敌人指挥所。夜幕来临，万籁无声，繁星点点，我带领由爆破组、投弹组和一排的同志们组成的突击队，迅速向西北隋的主攻地点﹣﹣村东北角进发。十点多钟，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在筑有碉堡的围墙外，爆破组的同志们悄悄地贴伏到碉堡脚下，投弹组匍匐在距围墙、碉堡十几米的青草地上。一切准备就绪，单等战斗打响的信号了，十分钟后，从西南方向传来两响清脆的枪声，大家知道这是战斗打响的信号，立即向敌人开火，爆破组和投弹组的同志们刚跑到较远的地方卧倒，剧烈的爆炸声就响了，随着巨响敌人的碉堡和两边的围墙就瘫塌了。我立即命令同志们向敌指挥所中心碉堡大院冲去，敌指挥所大院的四角碉堡和墙壁都有射击孔，院墙外无一地物和大院连接。遭糕！炸药、梯子都未跟来无法接近大院，同志们急得浑身流汗，我急忙和几个同志商量对策，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把我掀倒在地，当我想爬起来时，发现我的腿已经被炸断了，通讯员把我抱到一个墙角旁。我继续和同志们商量如何派人去要炸药，要梯子的事。有的同志性急，要打人梯顺墙攀登而上，见此情形，我提醒同志们千万不要急躁，要冷静沉着，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营教导员来了，他派人找来门板，把我送到临时包扎所，我刚到包扎所，就听到连续的爆炸声，一会儿来人说，碉堡大院炸开了，敌人被击毙了，现正在搜集战利品。天快亮了，日军又组织兵力向东、西两个北隋拼命进攻。我军早已做好了战略转移的准备。我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部队押着浮虏，带着战利品，迅速转移，敌人的进攻落了空。往后，我在医院不断听到从前方频频传来的胜利消息，我广大军民获得了全面重大的胜利。

本文为王统一同志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