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南宁沙井乐贤村岭头坡插队的记忆

岭头坡插队琐忆

◎梁晓明

（本文摘自2004年版《南宁文史资料 第25辑 沧桑岁月：南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有三十几回月圆月缺；

那一千零几夜的山上乡下，

留下了一行行青春的足迹；

难言难忘的插队故事，

常于脑海中翻腾不息。

5分钱一天

这曾是我在农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酬劳。

1968年最后一天，我与南宁四中68届96班何小原、卢阳春和97班磨中靖等十几位同学，背着行装，口唱语录歌，来到现江南区沙井镇乐贤村岭头坡插队。17岁的我，瘦长的身，在广阔天地劳动接受再教育，还是挺卖力的，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社员们在做工中立着“三脚猫”聊天时，我还在努力除草；当农民哼着“肚饥身就震”（颤抖），肚饱眼就困，半饥不饱无精神”，等着打钟收工时，我还弓腰、忍饿不停干活。本想多评工分，结果社员再懒每天也得8分，我是插青“最勤”的一个，最高只评6分。

拼命干一天活，比老农不差劲，才几个工分，总觉不公平。更可悲的是，除了分配上搞“平均”、干活吃“大锅饭”外，那年头生产队只种“社会主义的草”，没有副业。一年下来，10个工分才值9分钱，那年我的艰苦劳动，每天仅值5分钱。后来生产队种菜、养猪搞起副业了，我挣到了10工分大，但最多收入一年也仅分得149元，每天还赚不到5角钱。

与牛“同居”

我的房东黄佩贤是大队贫协主席，住的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屋。刚到村里，我和磨中靖被安排住在我房东的牛栏上面，隔着可以掉下鞋的木楼板，与牛“同居”一房。不过，男生不怕牛，上下爬木梯时，多与牛大哥“说几句话”，抓几把草给它们吃，慢慢熟了，互不得罪，也相安无事。但牛吃饱就拉，尿急就撒，冷天屎尿气味还不怎么上楼，可天气一热，就不分楼上楼下了，蝇子蚊子特多特大。好在牛的粪便多是草的气味，对人体危害不大，加上我们屙尿的桶也在牛群边上，谁也别怪谁。

那段日子，没有电，点油灯，还要“早清示”“晚汇报”跳“表忠舞”，时常把破楼板震得“咚咚”响，“稀稀沙沙”、“叮叮铛铛”，常有东西掉下去，弄得牛群惊慌失措的。牛们也无奈，只能在楼下嘀咕：“不晓得楼上这两个家伙发什么颠，别震塌了我的房”。后来，市插青办拨款给我们建宿舍，可宿舍又建在生产队牛圈后面，还是与牛为伴，只是不再“同居”而已。

挑菜到城里

1969年春节来临，生产队为了换几个钱，顺便让知青回家看看，专门安排一个星期六，让知青们挑一批大蒜送南宁和平菜市。那天早上4点钟，房东就帮我把稀饭、干粮（木薯粉做的饼）准备好，到队上领了近40斤大蒜分放两个筐。当时我觉得还可以多挑些，房东却说“40斤够了，不要贪心。”果不然，起初不见重的担子，越挑越沉，从左肩换右肩挑，左换右换都是疼，压得两边肩膀热辣辣的痛，走到后来真想把大蒜连筐甩在路上。

我们走的路，是南宁往凭祥的铁路线，据说走铁路比走公路近些，常人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市里。结果，我们早上5点出发，走到和平菜市已经是中午12点了。而且原40斤大蒜，过秤只剩30余斤，也不知是时间太长，蒜的水份挥发了，还是一路磕磕碰碰掉了。但有的同学被担子压得实在受不了了，一路哭一路“仙女散花（大蒜）”，让人见了哭笑不得。生产队长也有先见之明，慢慢跟在我们后面，把扔掉的大蒜捡到自己的担子中，队里没受多大损失，队长可累得够呛。这次以后，生产队再也不敢让我们挑东西到南宁了。

插队3年间，经历无数次挑担：挑水走泥泞小道，从半桶水挑到水满桶；挑砖人窑，从每担8块砖坯挑到20块；走20里山路挑松茅回队里烧砖，原来只挑得50、60斤，后来挑得120、130斤。挑茅草下山时，还放开爱犬，摇着担子，变着调子，高歌一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苦也，乐也，尽在其中。孰知挑担也讲诀窍：常挑、腰直、开心。

猪倌、记分员、保管员

磨中靖是四中有名的“磨老三”，在我们中“年岁”最“高”，父亲是南下干部，因此“老三”也算知青中的“红人”。但他“高”不傲，“红”不骄，不争“积极分子”，先后赶过马车、养过马、放过牛，还拉牛犁田，也养过猪。在知青做工、搞活动、与队里沟通时，他总充当“领军人物”。与牛“同居”的日子里，尽管环境恶劣，可他很注意个人卫生，经常把被服洗理得干净整洁。

何小原是我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个子不高，头大体壮，思维敏捷，特别爱看书、讲故事、谈“高见”、论“局势”，知青们都称他为“小博士”。卢阳春的形象有点似书中描写的“日本人”，在学校时班上同学便给他起了“东京”的外号。他患有先天性高血压且很难降压，可劳动、学习和生活，他都强忍着，平时不出风头、不标新立异。在“黑五类”子女中，“东京”当的村官职务最高－队上的出纳，却因身体的原因倒是最晚离开村里的。

我们几个，算得上是下乡知青中的“知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玩笑也有争吵，但从没翻过脸。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在“红五类”们回城之后，慢慢得到“重用”。主要是勤劳、无怨的原因，队里也安排我在不用日晒雨淋的岗位－猪场的饲养员、队里的记分员、粮食保管员。记得1970年我在猪场，队里买了几头丹麦猪，是全公社仅有的，身长2米、高1米、体重达800斤以上，属吃生饲料的瘦肉型猪。

听说我们村有良种猪，各公社、大队都拿母猪来配种，以求改良。本地猪个小，丹麦猪个大，配起种来十分困难，每次配种都要我们协助将母猪架高起来。有时丹麦猪整个身子压下来，我们就得帮抬着扶着，经常是公猪“大汗淋漓”，我们则浑身臭气。每次猪配种，队里可收15元或者10斤鸭蛋，公猪也有两个生鸭蛋补充营养，我们什么都没得，还要到地里收薯菜，到小河捞水草，切碎、煮了喂猪们。

“双枪”插秧机手

1971年兴起农业学大寨、南宁学双桥的活动，武鸣双桥公社社员机械化种田插秧的做法在市里兴了起来。村里把插秧机放在猪场保管，我没事就研究插秧机，还在有空时跑到田里帮着拉插秧机插秧，进步很快，也帮了大忙。队上知道后，临时把我调出来参加抢插。平时，拉插秧机是左手操作插秧机向后退，右手操作插秧，每只手各固定一个动作，这样操作，插秧几分钟后，操作插秧机的手累，操作插秧的手也累，需要停下来休息。

学双桥以后，左右两只手可以相互轮换操作，左手操作插秧机累了就改用右手；右手操作插秧累了就改用左手，中间交换了用力方式，不必停机休息。这样，在田里只要装上秧苗、加好机油，可以双手左右开弓，使插秧机一个劲地插秧不停，加快了速度和进度。社员看我用插秧机插秧，象使“双枪”似的“嗖嗖”、“嗖嗖”，十分羡慕：“左右开弓，真过骨（利害）！”我，也出了风头。

追 她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8、19岁的我，在与男社员聊天中，多少也听他们谈论女人。个高1米8、在村里行如风、站如钟，样样都能干的我，不时也感觉到从旁射来的“小芳”们的目光。但与农村姑娘们来来往往说说笑笑，不算一－回事，总觉得自己还年轻、不着急。而且，身在农村，前途莫测，谈恋受，那是开玩笑的事。但是不久，这玩笑却真的“开”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是1971年春的一天，我穿着自制的牛仔短裤、光着膀子、打着赤脚从知青宿舍出来，要到猪场去。当经过生产队的牛圈，将要横过村中的大道时，只觉得眼前一亮：走在大路上的，一个身着红色间花衬衣、体态丰满头扎短辫、眉清目秀脸色桃红、脚穿一双木拖鞋、举止典雅而肩杠锄头的少女，闪入了我的眼帘。她，也看到了我。就那一刻，两人四目相互对视，又各自前行、交臂而过。顷刻，我象发现什么似的：天下还真有这么美丽的女子，那可是在书上、梦中才有的。

我心想着，她是谁？怎么没见过？后来才知道是从邕宁县南晓公社调过来的知青。自从我见了“她”，似乎生活中多了一种追求－想接近她、了解她，但又怕·······其实，在男女知青很少交谈机会、各顾各的环境中，根本不能“轻举妄动”，也许是长期封闭的原因，见了心上喜欢的女人，还不能表白出来，不是“不好意思”，就是不敢“意思”。自己又是“黑五类”子女，人家不知是哪层天宫下凡“仙女”，攀得上吗？癞蛤蟆也好，井底蛙也好，“一见钟情”不过是“一厢”之情！

可是不久，机会还是来了。那时，我在生产队车（碾）谷房开机，她每逢要车谷，都大大方方过男知青厨房，叫我帮挑谷子去加工，也算是有意吧。久而久之，相互有了交谈和沟通，此时方知她是南宁出生长大的陆川籍妹子，南宁十一中的，父母是工厂工人，大哥在市政府工作，因她在邕宁南晓插队太远，大哥不放心，才找到队上和公社的老朋友帮忙，把她调回南宁近郊。

那时，我总是在村里想着法子“追”她，不是帮她车谷、挑水、劈柴献殷勤，就是干农活时帮她插插秧、挑些重的东西，替她做一些须她做的工。但好景不长，工厂来招工要我，也因我妈身体不好，需要照料，公社和厂里都给了最大的照顾，不走是不行了。加上那段时间，她家里有事，老不来村，久久见不上一次面，且我俩之间还说不上是怎么回事。这样，我和她也就在村里不期地分开了。

后 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队的知青也曾聚会过。但大家分散在各地各单位，不论在政界或商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很难经常遇到一块。但过年过节，不少知青仍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看看老房东，瞧瞧新变化，毕竟村子离南宁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磨老三现在当上了个体老板；“小博士”现在国有控股公司当业务经理；“东京”仍是我们插队知青中当官最大的——现任崇左市委副书记。

我离开农村后，在工厂吹过玻璃，到干校补修了大学，后进政协机关工作，我和那个我插队时追的“她”结婚生的儿子，已大学毕业，在城区刑警队当警官。每年我们都回岭头坡过年，也算“回归大自然”。我有我的房东，她有她的房东，我们的儿子对两个房东都好，都去他们家“拜年”，还认识了房东们的儿子、孙子。虽然城乡差别、贫富差距还不同程度存在，老村变新颜尚需时日，但相信大多数勤劳的乐贤村民，将逐渐过上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那“5分钱一天”、“与牛同居”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