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里连职干事一句话惹恼军副政委他勃然大怒当众勒令我滚出去

——根据战友张宝晶回忆文章整理，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他经历过的往事。

我1968年入伍，1989年副团职转业。回顾20年军旅生涯，最刻心铭骨的一件事，是1976年在师里当连职干事的时候，曾被军副政委劈头盖脸、指着鼻子骂过一回。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当年曾在我们军和师里引起轰动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1.刘副政委其人。

当年骂我的我们军刘副政委，名字叫刘克宽，他后来做了我们65军的政委。

1945年的刘克宽照片

老首长1918年出生在天津蓟县，1938年入伍并入党。早在1949年2月他就当上了579团政委，那时我刚刚满一周岁。1951年他在朝鲜作战时，曾任193师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1959年他当193师政委时，我还是个小学生。1968年2月我入伍前，他己是副军职首长了。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被称为开国大校。我也曾亲耳听到刘副政委自己说，他是8级干部。可见，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老八路、老革命、老首长和老前辈。在我这个小干事心目里，他们那一代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人，始终是高山仰止一般的存在！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时任65军政治委员刘克宽亲切握手祝贺演习成功。

2.军举办团以上干部读书班，我奉命去当学习秘书。

1976年上半年，全国从上到下 的领导干部，都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读马列的6本书，即《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 、《反杜林论》等。尽管这些书都不厚，但因为理论深奥难懂，语言生涩枯燥，对于当年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团以上干部来说，自学起来难度实在太大。

那年夏初，我们军党委举办的团以上干部读书班，由军刘副政委负责。全军一大批团以上干部从各单位来到军招待所读书，其中不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为了提高读书效果，军里专门从解放军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请了几个马列理论教员来授课。我们194师团以上干部参加这次读书的有20多个人，负责带队的是行政13级的副师长孟正荣。按照上级要求，师政治部派遣我这个宣传科的连职干事，作为学习秘书去参加读书，主要职责是为参加学习的首长提供会务服务，领取学习资料、记录讨论发言等。

参加读书学习的首长，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就各自回到一二百里外的家里，与家人团聚，或者换洗衣服，或者再拿些生活用品，周一早上再急急忙忙赶回军部招待所的读书班。

刘副政委对此心知肚明。他曾以从严治军、动不动就骂人驰名全军上下，人们见到他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他觉得军里集中时间组织这么多师团干部离岗读书，且又是请军政大学的人来授课，机会难得，应该抓紧时间多学一些理论知识。

3.我的一句话激怒了军刘副政委。

一个周五的下午，刘副政委把各师的学习秘书和军读书班的理论教员们召集到会议室开会。他重点讲了办班要抓紧，不能浪费时间，不能松松垮垮，还提出半个月只能休一天假。他讲话时，会议室里静悄悄的。讲完之后，他拿出读书班人员花名册，按各师编制序列先后，一个师一个师的亲自询问每个参加读书的同志周日回不回家。

他先问193师学习秘书：“张三回不回家？”秘书答“不回”。“李四回不回家？”秘书答“回”……一问一答，没多余的话，倒也干脆利索。

193师问完了，接下来问我们194师。他还是像先前那样问我。我也鹦鹉学舌，像那位秘书一样回答他。刘副政委一边问我们师那些来读书的同志周末回家与否，我心里一边在想，这样走马观花式的询问不仅根本掌握不了真实情况。于是，在他问完之后，不合时宜地小声嘀咕着地补充了一句：“回与不回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这句话，立刻像给正在烧开的油锅里加了一瓢冷水，“轰然”一声爆燃，激怒了刘副政委。他“嚯”的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文件夹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指着坐在他对面的我，横眉立眼地大发雷霆：“你给我站起来！”

我马上起立立正。

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报告副政委，我是194师政治部新闻干事张宝晶，现在是读书班学习秘书。”

他：“你一个小小的干事，怎么这样给我这个65军副政治委员、8级干部说话？”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哪句话说的不对得罪了他，呆若木鸡般地站着一动不动。

刘副政委气不可遏地使尽浑身力气大声喝道：“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副政委，你骂人了，你要再骂，我就要还嘴！”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不软不硬的回击了他一句，站在原地就是不“滚出去”。这情这景让他很是难堪。顿时，会议室里弥漫着紧张的空气凝固了起来。

“我要找郎万瑞，我要找郎万瑞！”没想到稍息片刻，这刘副政委又突然气呼呼地大喊大叫。郎万瑞1946年入伍，是我们194师政治部主任，我的顶头上司，也是他多年的老部下。他要向郎主任告我的状，让郎主任来“修理”我。

整个会议室里的气氛，被刘副政委的剑拔弩张和我的坚贞不屈僵持了起来……。

4.孟副师长急急忙忙赶来“救火”。

不知是军里哪位处长还是会务人页，在刘副政委与我发生冲突的时候，寻机出去找到我们师带队的孟副师长来解围。孟副师长一进会议室门，便对刘副政委说：“副政委，别生气，由我来处理。”

可能是孟副师长考虑到“面不见心不烦”，让我离开现场刘副政委的心情能会好一些，便厉声对我说：“你出去！”

我“就坡下驴”走出会议室。这样做，能让刘副政委冷静下来，会议能够得以继续，也给了孟副师长面子，更使自已摆脱了困境。

5.重压之下的我阴云密布思前想后忐忑不安。

我心神不宁，边走边想，这下刘副政委可能要把我从读书班弄回师部，再发配到连队当一名副指导员，或是会把我“贬”到一个边远环境恶劣的处所，也有可能给我个纪律处分。如果走到这一步，那将如何是好？

那时，我在沉重的压力之下，身上的热血喷张，一直往头上冒。到了吃晚饭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向歺厅，我发现一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饭后，一些从我们师调到军部的个别处长和教员偷偷地告诉我，我顶撞刘副政委的事，传遍了整个读书班。一个小干事吃了豹子胆，敢于顶撞军首长，大家谁都想不到，一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重大新闻。我们师参加读书的个别师团职领导则给我宽心：“想开点，刘副政委就那脾气，发完火就没事了”。那两天，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已，怎么就惹得刘副政委发那么大的火，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觉得我没错，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

6.不成想冤家路窄，3天后却冰释前嫌。

周五刘副政委骂了我，三天过去的下一个周二晚上，是读书班的各临时党支部例会。没想到刘副政委来参加我所在的党支部会。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冤家路窄，他是否会来算后帐、整我这个新兵蛋子？

会上，大家按照各自的年龄、职务，一一先后发言，多是自已在上周读书学习中的表现，下周要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等等。大同小异，一个模式。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用的。简单说了上周履行学习秘书职责几句话后，我重点说了：“前两天，我顶撞了刘副政委几句，不尊重领导，是我的不对，应该检讨。”

刘副政委接上话茬：“小张这个同志还是不错的，批评后不闹情绪，不撂挑子，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样的干部要受表扬。你不知道，我这个人见不得别人有错误，爱发火，直来直去……。”

刘副政委的一番话使我哭笑不得。“笑”的是，他这么大的官给我一个小干事赔情道歉，我还有啥好说的。他不赔情道歉，我又能怎么着？现在涣然冰释，我从心里感谢他。再说，早前，我也低估了老领导的水平和胸襟，人家并没有给我穿“小鞋”，发配我到基层“充军”。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耿耿于怀，小肚鸡肠。“哭”的是，他到现在还认为我有错，他没错，依然认为他骂我骂的对。话又说回来，部队历来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刘副政委的官职大我很多级，想到这里，我也就轻松了许多。

7.见识了老科长的“老奸巨滑”。

接下来，刘副政委又批评了一些老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评1946年入伍的我们师文化科长张诚：

“张诚，你学习讨论时跑哪去了？”“副政委，我哪里也没去。就在这学习。”一脸皱纹、露着两颗金牙的张科长，笑咪咪地回答。

刘：你瞎说，你小子跑到军部家属院了，你当我不知道？！

张：家里有点事，回去了一次，只一次。

老科长边说边笑，弄得刘副政委火发不起来：“你再胡跑，看我怎么收拾你！”

张：不胡跑，不胡跑，一定听你的话。再胡跑，你就收拾我。

从他俩对话中，我悟出姜还是老的辣，老科长比我经验多，有办法。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气盛，还想着据理力争，真是不知道天高和地厚啊！

8.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我到底错在哪里？

我在读书班冒犯刘副政委被骂的事，不胫而走，早就传回我们师部。一个多月后，读书班结束了，我也回到师部。这件事，成了一段时间内大伙儿聊天的主要谈资。听师里几位老科长说，刘副政委当年受到批判，原因很多，但他说过有关相对绝对之类的话是当年批判他的内容之一。这时我才明白，我的那句话，显然是戳在了他老人家的痛处，难怪他对我火冒三丈！其实，我压根不知道这样的背景，纯属巧合。打人不打脸，呛人不呛短，至理名言也！

我反思发现自已的错误，是没有眼色、不看火候、不注意场合和对象，说了不该说的话。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但是这样的精髓本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即：在不合适宜的场合，不应该强调其相对性，而应该强调其绝对性。

刘副政委要求大家紧张起来，平时不要老往家里跑，要抓紧时间学习，这就是其绝对性。当然他也知道，即使强调得再严，依然有人会偷偷摸摸回家，他也无法挡得住，这便是其相对性。但不强调绝对性，随便回家的人会更多。

而我的那句话，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无疑背离了他的要求，削弱了他强调的纪律，甚至对常回家的人是一种同情或放纵，是在与他唱“反调”，同时，也是对他权威和尊严的挑战，他岂能不发火骂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剖析自已，刘副政委骂我，也是我咎由自取。老首长不计前嫌，刚骂过我又找机会表扬安抚我，是胸怀大度的工作方法和老练的领导艺术，也是我军官兵一致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

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我不仅没有了压力，反倒是释然了，因为在成长的道路上，我又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刘副政委于1999年1月14日病逝于张家口，享年81岁。我现在已进入人生黄昏晚境，再过两年也将八十。我们俩的芥蒂早已过去半个世纪，灰飞烟灭。等我哪天驾鹤西去，作为晚辈，一定会带两瓶茅台酒去拜见他老人家，让他喝个痛快，也骂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