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18 这是一种“利用”，袁殊利用吴醒亚，吴醒亚也利用袁殊

《文艺新闻》及其他

四中全会和五烈士事件，使上海党的地下活动受到很大的损 失，但“文委”所属各联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加上此事之后不 久，工农红军“二十万军重入赣，前头捉了张辉瓒”,5月中旬歼敌 三万，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因此，进步作家的情 绪，还是很振奋的。

这时候，瞿秋白已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之外， 王明在米夫的庇护下，当上了代Z书记，假借国际驻华代表的 权势，发号施令，竭力把过去反对过他和与他意见不同的干部调 开，或者罢免，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集团。

为了要统治 苏区，他派夏曦到湘鄂西；派沈泽民、张国焘到鄂豫皖，同时做出决 定，要把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由博古负责。

为了护送张国焘去鄂 豫皖，中央派顾顺章先到汉口去安排张国焘的交通路线。想不到， 顾顺章送走了张国焘之后，就在汉口被捕、叛变，引起了轰动一时 的所谓“顾顺章事件”。

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吴淞人，原来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的工人，参加过“五卅”事件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成为一个工人领袖。

六大强调了要在党的领导集团中增加工人成分， 于是向忠发当了Z书记，顾当了政治局委员。

30年代初，他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特科的日常工作，被捕后成了叛徒，遭到了惩处， 在现代史上，倒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一个传奇式 的人物。他当过工人，入过青帮，又会“变戏法”(魔术),一时还被叫作和莫悟奇齐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在汉口、上海演出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设在上海，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五 方杂处的“冒险家的乐园”,也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东方的 政治、经济据点，于是，顾顺章这个冒险家也在党内窃据了重要地 位。

由于他表面上的“精明强干”,在长江一带有许多社会关系，就 让他担任了特科的日常工作。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 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 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谁也不会想到，顾顺 章送走了张国焘之后，居然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4 月24日被捕。他被捕之后，立即向国民党屈膝投降，第二天拂晓， 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潜提审时，他就供出了我党在武汉 的地下组织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的地址，有十几位同志惨遭 杀害，其中有一位我的好友——明专同学，刚从上海调到湖北省委 的郑汉先(陈德辉)同志。

何成潜无意中抓到了一条大鱼，想独吞 这一份果实。他直接用密电告知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因顾 顺章希望能见到蒋介石，把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党中央主要负责 人的地址全部交代，所以何成潜决定用兵舰把顾顺章送到南京，由 蒋介石亲自处理。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一天正是星期六，徐 恩曾不在南京，接到这份密电的恰好是我党安插在徐恩曾手下当 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电影导演钱江同志的父亲)。

壮飞同志知 道了这一紧急情况，立即连夜赶到上海，向李克农同志报警，于是 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把中央秘密机关全部转移。

这样，4月27日，当蒋介石从顾顺章口中得知瞿秋白、周恩来以及 其他机关、电台的全部地址，派出大批特务，会同工部局前往搜捕 时，结果全部扑空，一无所获。

这件事，当时上海、南京的报纸都大 肆宣传，所以不在这里多说了。

顾顺章事件在党内震动很大，王明吓破了胆，就把他担任的工作交给博古，自己回到苏联去了。王明走了之后不久，同年6月25日，当时党的Z书记向忠发在沪被捕， 当“文委”各联得到通知时，蒋介石已下令将他枪毙了。

在四中全会之后，还得补记一件事情，就是袁殊和马景星夫妇 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办了《文艺新闻》的事。这份刊物出版于1931 年3月16日。

袁殊是湖北人，留日时间不长，但日语讲得不错，他 在上海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表面上又没有左派色彩，所以这张 以“客观报道”为标榜的四开小报(周刊),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最严 重的时期，在上海出版，而且很快地就成了“左联”的外围刊物。

我 认识袁殊，是冯雪峰介绍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写一点文章和文坛消 息(实际上我写的主要是介绍外国文坛消息的短文)。和我一起到 《文艺新闻》去工作的还有楼适夷、叶以群等。

袁殊经过什么途径 和冯雪峰接上关系我不了解。

由于我当时已经译过几本书，写过 一些文章，所以袁和我见面时，就一见如故，表示十分亲切；他对我 说，他决心以新闻为终身事业，并很得意地说，把英语的 journalism 译成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看来抱负很大，颇有把《文 艺新闻》办成一份有分量的文艺刊物的想法。

在当时那种政治形 势下，他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自己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明，他 愿意为“左联”效力。如前面说过一样，上海当时的大出版社、大印 刷厂可不必讲了，连只有五六个工人的小印刷厂也不敢承印左派 刊物，因此我们就抓住了袁殊，力图使他靠拢我们。

这个刊物出了 几期之后，由于敢于报道各方面的文艺消息，所以销路很好，我、楼 适夷和袁殊也渐渐熟了，才知道在这个刊物工作的袁的妻子马景星、经理翁毅夫(从六)思想上都很进步，和我们相处得很好。

特别 使我对他发生好感的是，他精明强干、善于处理人事，这份报纸一 共只有五六个人，从写文章、采访、翻译以至跑印刷厂和报贩打交 道都由这几个人包办。

我们参加工作后，袁殊就当众声明，这份报 纸的特点：

一是客观报道(看来这是表面文章，因为他就用这一口 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

二是尊重读 者的意见和为读者服务；

三是定期出版，决不脱期。

这几点，袁殊、 翁从六都是以很大的努力来实现了的。袁殊一方面主持和编辑这 张报纸，同时又与新闻界(大、小报)广泛联系。

在文艺界，一般总 是能写的不能搞社会活动，能搞社会活动的就不大能写，袁兼二者 之长。因此，我不止一次和冯雪峰、钱杏邮等人称赞过袁殊的积极和能干。

我当时主要是在搞小剧团和学校剧的工作，事情很多，到《文 艺新闻》也不过每星期去一两次，可以说是打杂性质。到了《文艺 新闻》小编辑室，和袁殊等人闲聊几句之后，就分头写文章，他要我 写什么,我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日子久了，人也熟了，报上的言 论似乎逐渐偏左，和“左联”的机关刊物差不多了，这时我问袁殊：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这份报纸为什么国民党不来干涉?”

他先是 笑而不答，后来就告诉我，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 亚有同乡关系，出了问题，由他向吴解释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按这 个样子办下去，估计是不会出毛病的。

我又问了翁从六，翁讲得更 坦率，说这是一种“利用”,袁殊利用吴醒亚，吴醒亚也利用袁殊，前 一句是容易了解的，后一句就很难捉摸。

吴醒亚为什么要利用袁殊?有什么目的?

当时我的想法是国民党内部有许多派系，对上 海这块“肥肉”,争夺得非常剧烈，吴醒亚的社会局和主管文化的潘公展之间有相当严重的矛盾，因此，潘公展办的《晨报》上有不点名 的指责《文艺新闻》的文章。

大概是1931年夏，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见面的潘汉年，通过 一家书店的关系找我，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 四点一直谈到薄暮。

一开头，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 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 段时期他到哪里去了?

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 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只是谈到《文艺新闻》 时，他说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有矛盾是事实，但在 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适当的时候和袁 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有幻想。

从这句话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联 系。

这之后，我讲了四中全会和五烈士牺牲之后国民党受到了国 内外(特别是国外的知名人士)的强烈谴责，表面上“文化围剿”似 乎放松了一点，《文艺新闻》能够出版可以看作一个例子。

但是， “左联”成立前后的领导骨干，调走的调走，牺牲的牺牲(调走的有 李一氓、冯乃超、洪灵菲、童长荣等),领导力量薄弱，工作困难。

这 时，潘才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 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 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 了我这个消息。)

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一是因为在 这之前，我们只知道瞿秋白挨了批评，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二是 他本人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今后事情可能好办一些。

谈了一阵 之后，天色已经晚了，就和潘到一家俄国餐馆吃了饭，饭后，我和潘 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呆 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 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

1931年春夏之间，“文委”和“左联”、“剧联”的人事方面都有 了一些变动，冯雪峰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因冯乃超调 往武汉，由冯雪峰兼任了一段很短的时期，之后，由阳翰笙担任；翰笙当了“文委”书记之后，“左联”党团书记改由周扬继任。

“剧联” 成立时，党团书记是杨村人，杨变坏后，由刘保罗继任，但刘不久到 杭州流动演出中被捕，改由赵铭彝接替。

在这一段时期内，文化运 动的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文艺界参加飞行集会之类的行动少了 一些，但整个“文委”系统的“左倾风气”几乎没有改变。

我记得瞿 秋白第一次参加“文委”扩大会议是1931年的夏天在福煦路的一 间弄堂房子的楼上召开的，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第 一个印象也可以说是颇出意料之外的。

20年代初我就读过他的 文章，后来也听过关于他的“冒险主义”错误的传达，他痛斥戴季陶 的那篇有名文章，我读过不止一次，但是相见之下，我觉得他不像 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作家。

这一次 会议，主要是我们向他汇报各联盟的工作，他对不了解的问题问得 很详细，谈到一个他不知道的人名，他就用铅笔记在纸上。那时 候，他被王明贬出政治局不久，油印的党刊上还可以看到批评他的 “调和主义”的文章，但从他的言谈中，却丝毫看不出一点抑郁的表 情。

我曾在一篇追念他的文章中写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出 乎意外的安详，他的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当时 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

他 大概已经看了许多“左联”的书刊，所以当田汉谈到戏剧工作的时 候，他还对田汉写的那篇长达七八万字的自我批评提了一些意见。 有他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文艺工作，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

秋白的 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是有正确的 判断的，可是，“形势比人还强”,秋白当时也还有“左”的倾向，例 如，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文艺要不要同盟军的问 题，他还是同意“左联”1930年8月执委会通过的那个决议。很明 显的例子表现在同年初冬和胡秋原、苏汶等人的关于“自由人”与 “第三种人”的论争。

“左联”成立之后，尽管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花了很大的精力 去做那些飞行集会之类的事，但是在无产阶级文艺的奠基工作上， 的确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如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尽管这些理论还带有左倾教条主义的色彩),又如翻译了许多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都写过不少阐 述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文章。

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在当时党中央左 倾路线的支配下，特别是瞿秋白当时所处的地位，像他这样一个正 直的知识分子，他对左倾路线的指示，是不可能来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转变的。

茅盾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十二)”《“左联”前期》中 主张把“左联”的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即从1930年3月成立到 1931年11月为前期，从1931年11月起到1936年春“左联”解散 为后期。

这种分法，茅 盾本人也说过“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总的来说，我同意“左 联”有前后期之分，但茅盾所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 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 脱了‘左’的桎梏，并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

的确， 1931年11月的决议，对“左联”今后的活动、工作方针起了一定的 影响，我也认为从这个时期起，“左联”工作的确有了“蓬勃发展，四 面出击”的势头；但是说从那时起“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 则未免太早了一点，也太肯定了一点。

理由之一是：茅盾自己在同 文中也说：“(这个决议)还有某些左倾流毒，如在形势分析中提出 特别要反右倾以及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其实还不止这两点);

其次 是由于这个决议没有强调反对关门主义，也没有认真执行对小资 产阶级文艺家的团结，所以此后还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一 场反对“第三种人”的斗争。

至于茅盾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 瞿秋白记头功”,我完全同意。

因为没有瞿秋白的威望和睿智，没有他和鲁迅、茅盾的亲密合作，要在王明路线时期在文化界扭转这 个局面是不可能的。

茅盾在这篇回忆中有一段话，也说明了当时 “左联”内部的真实情况，他说：

“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 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 ‘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

秋 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 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 服。

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 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 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 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 此，我要补充一点，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客观形 势，就是我们不能忽视1931年11月这个特定的时间———这是“九 一八”之后，“一二八”之前，也就是说尽管我们还不能从理性上认 识到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迅速地上升，但我们在当时地下工作的实 际中却已经明白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有了变 化。

从1927年到“九一八”、“一二八”以前，我们地下党人的社会 活动，不管是租房子、住旅馆，或者和书店、报贩打交道，只要你有 一点“左”的嫌疑或表现，一般人即使不怀敌意，也是不敢和你接近 的，他们怕和共产党打交道会带来危险。

可是“九一八”、“一二八” 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说人心变了，老百姓反对蒋介石 对东北的不抵抗和对十九路军的不支持，这就使他们知道共产党 是主张抗日的。

过去，我们地下党人租一个亭子间，假如房东察觉 到你这个人有左派的嫌疑，他会把你赶走，甚至向捕房告密。但是 “一二八”之后，就有了很显著的改变，一般人对左派和共产党就不 觉得那样可怕，反而把我们看作是爱国抗日的人了，这种形势我认 为是迫使我们开始摆脱左倾路线最主要的原因。

为此，我同意茅盾把“左联”分为前后期的意见，但是我以为“开始转变”不是1931 年11月，而是1932年的夏秋之间，也就是“淞沪战争”失败之后。 而使这个转变在党内得到合法地位，这是在歌特1932年11月3 日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的关门主义》之后。

至于1931年11月“左联”发表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的新任务》这篇文章，的确是在秋白领导“文委”之后，由他提议 开始起草的。

因为，他认为1930年8月的决议“有些论点不妥” (因为那是立三路线时期发表的),执委会决定由冯雪峰起草一个 决议。

我记得这个决议在“文委”和“左联”的会议上讨论过几次， 开头意见也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态度问 题，最后由瞿秋白亲自执笔修改后定稿。

当时，“左联”的行政书记 是茅盾，所以定稿后秋白建议再请茅盾润色一下，也还有人认为不 必，这件事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顺便在这里说明一下一些现代文 学史上常常弄错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左联”在党内有党团书记、党 小组，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群众团体，因此它的执委会还设有一个实 际办事的行政书记。

“左联”党团书记最早是冯乃超，冯调武汉后， 雪峰暂时兼了一段时期，就由阳翰笙担任，阳翰笙任“文总”书记 后，1932年底由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 为止。

至于行政书记，则是经常轮换的，非党盟员也可以当。我记 得除党员阳翰笙、钱杏邮、丁玲之外，胡风也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