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 4 宋庆龄向张学良推荐刘鼎前往西安工作的契机是什么？

在闽浙赣苏区 (1933～1935)

1933年春，刘鼎按照地下交通的要求，化名戴良，并装扮成商 人模样，由两名交通员领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布置重 兵于信江两岸，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被封锁了。刘鼎一行只好 暂时留在闽浙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横峰县葛源镇。

闽浙赣苏区是一个新建的苏区，管辖范围不大，大部分属于游 击区，急需懂政治和军事的干部。方志敏知道刘鼎的简要经历后， 就诚恳地挽留他在闽浙赣苏区工作。刘鼎看到那里的确急需干 部，又得知方志敏已征得中央苏区的批准，就欣然同意了。刘鼎被 任命为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

刘鼎在闽浙赣军区既要管组织工作，还要负责红军第五分校 的政治工作；有时还要到分校去讲课。他给学员们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们的欢 迎 。

有一天，刘鼎讲课后路过一个仓库，看到库房里存有一批从国 民党军队里缴获来的电话机和电话线。他兴奋地向方志敏建议： 利用这些电话器材，可以在军区范围内建立电话通讯。方志敏很高兴，当即同意，刘鼎也主动承担了建立电话通讯的任务。

刘鼎从红军第五分校选调了一批学员，组成电话队，先经过一 段短期培训，使他们很快地掌握了电话机安装与架线工作。不久， 在葛源镇党政军机关都安装了电话，并延伸到100多里的范围，成 了赣东北地区第一个电话系统。

他还研制出一种用电话机引爆地雷的方法，将地雷接上电线， 在几百米之外手摇电话机即可引爆，从而更增加了使用地雷的机动 灵活性。这些小小的发明创造，应用到实际中去，在发挥地雷的威 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刘鼎看到红军的指挥员在作战中都是靠司号员吹号发令，发 令的内容受音调简单的限制，种类不多，并且发出了就不好更改， 也难以保守军事秘密，就设计了一种旗语通信方法来代替发令。

旗语内容是：举起一面旗，标志是一点，举起两面旗，标志是一横， 点和横不仅可以分别表示两个军事用语还可以搭配组成若干信 号，表示若干军事用语，还可像电报信号一样传递更复杂的内容 。他办了一个旗语训练班，培训司号员和参谋人员，向他们讲授旗 语发令和通信方法，使之在红军司号员和参谋人员中得到普及，应 用于战场指挥。

刘鼎这些改进军事技术的工作，多次受到方志敏的赞扬。

1934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 区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接受 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在苏区 周围筑起五、六千个碉堡，使苏区的范围一天天在缩小。闽浙赣苏 区情况也基本如此。打破敌人的碉堡推进是反“围剿”的当务之 急。

有一天，方志敏找到刘鼎说：“敌人的碉堡在一步步向苏区境 内压缩，他们的碉堡很多，但结构并不坚固，用步枪打不掉它，我想请你去兵工厂领导为红军制造小钢炮，制造能打破敌人碉堡的小 钢炮!”

刘鼎虽然见过炮，讲过炮，但闽浙赣苏区四面被敌军封锁包 围，战斗频仍，没有制造火炮的条件，他感到很为难。

方志敏却恳 切地对他说：“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只有你能够胜任，还是请你来干 吧!你还见过炮嘛!就请你领导造炮，为我们制造打破堡垒封锁 的小钢炮!”

刘鼎深感党对他的期望，毅然接受了制炮的任务，并为 此担任洋源兵工厂政委。

洋源兵工厂的前身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修枪所，所址在横峰 县塘湾村。1930年4月，改建为兵工厂，因常遭敌机轰炸，又迁往 弋阳县江冲源。

1931年5月，利用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再次迁 到德兴县洋源村，距离德兴县60多里，地处偏僻山区，周围都是大 山，长满了青翠的金钢树丛，易于隐蔽。迁到洋源村后，工厂发展 很快，已从不满百人的修枪所发展为拥有800多职工的兵工厂。

刘鼎到工厂时，厂长是黄令正，管理机构设供给科和接洽处两 个部门，生产机构设制造、炸弹、子弹、翻砂、木工、硝磺等六个部。 厂房全为茅棚，生产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全 厂没有任何动力设备，基本上全是手工操作。但6个生产部门生 产出来的产品，品种却不少，产量也很高，仅步枪子弹每天就能复 装约1000发，炸弹(包括手榴弹和地雷)约300个。

刘鼎到工厂后，经过了解和熟悉工厂各方面的情况，他首先帮 助工厂提高产品质量，如改进地雷黑火药的配方，以提高其杀伤 力；将手榴弹的直径适当减小，使之增加爆破力；改进迫击炮弹的 引信，以提高其安全性能等。

但他日夜挂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还是 方志敏交给他的重大任务 制造能够摧毁敌人碉堡的小钢炮! 当年他从苏联回国途中，曾经仔细阅读过苏联的《迫击炮学》,对于 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等，他是略知一二的，但结合到洋源兵工厂的人员和设备条件时，他就感到困难重重、有点力不从心了。

厂里没有技术人员，他既是政委，又是技术员，他带领从工厂里挑 选出来的几名老工人，自己动手画图设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充 分利用那台手摇的车床、自行设计制造的简易工装以及简陋的翻 砂设备，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制造出3门35毫米口径的 小迫击炮和与之配套的迫击炮弹。

刘鼎还从红军第五分校中挑选 学员组成小炮兵队，加以培训。他亲自带领这个小炮兵队，用自己 制造的小钢炮，打中了敌人的碉堡。这是中国人民兵工史上，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火炮。

方志敏烈士在就义前 所写的狱中遗著中，对此曾有生动而又感人的描述：“这里，我要说 到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了!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是 令人敬佩!在五次战役中，他们加紧工作，子弹比较以前多造出百 分之三百，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多造出 百之四百。

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只有一架车床),居然造出了 花机关和轻机关枪，又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当他们第一 次试炮时，听到轰然一声，炮弹平射出去，弹落处打进土内三尺多 深的时候，他们乐得象发狂一般地吼跳起来!

此后，他们的铁锤， 打得更有力、更响了，火炉整日夜地烘燃着，车床整日夜地在转动。 他们的热诚、努力和创造性，完全表现出革命先锋队的精神和榜样 来!”

1934年10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与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 七军团在德兴县重溪镇会师，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团长， 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地区挺进，以减轻敌军对中央红 军的压力。

刘鼎所在的洋源兵工厂也化整为零，老弱病残安排回 家，剩下的青壮年组成民兵游击队，分散在附近山上打游击。

1935 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军事失利，敌人更加猖狂。刘鼎率领一小队民兵在弋阳县仙霞岭一带活动，几个月里完全在树林里风餐露 宿，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五六月间，他们听说弋阳县南山有一支 红军游击队，就打算向那里靠拢会合。

在一个晚上，他们偷越敌人 封锁线时，两次遭遇到敌人的拦截，最后一次队伍被打散。刘鼎跳 岩坠入草丛中，躲过搜山的敌人后，只身在漆黑的山岭里摸索前 进。

天蒙蒙亮时，发现一间民房，这时他已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想 进民房去讨点吃的。不料从里面出来一帮敌兵，将他团团包围，从 他身上搜出手枪，他被俘虏了。

智 脱 魔 窟 (1935～1936)

刘鼎被押送到江西敌21师师部，后解往敌南昌行营军法处， 再转送九江俘虏营。俘虏营距九江市三里多路，南靠庐山，是北洋 军阀的一片旧营房。第五次“围剿”中被俘的红军人员大都关押在 这里。俘虏营中每日要进行政训、操练，还要强制劳动。正值夏 天，连日降雨，政训成为主要课目。

刘鼎被押送到俘虏营的当天晚上，敌俘虏营长就对他进行了 审讯，他早已编好了一套自己的假履历。他假称自己是杭州一家 电器工厂的技术员，在余杭路上被红军抓住，当了红军工厂里的化铁技师。敌营长问他会不会修理收音机，他答应带回去试试看，果 然不大一会儿就修好了。敌营长看他像个技术人员，没有再继续 审讯。

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尽量找机会帮俘虏营干些技术活，比 如修汽车、修水泵、修管道、修闹钟乃至配钥匙、修锁等。

敌人看他会干的手艺很多，常用得上，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还让他跟 着俘虏营的司机或大师傅上街买零件、修理工具或买菜等。他利 用这些机会，了解了去九江轮船码头的路线和轮船开往上海的时 间，做好了逃出俘虏营的种种准备。

一个星期六，门岗较松，他带 着食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溜出了俘虏营，在九江码头正好 停放着一艘将要开往上海的轮船，他把钱给了“拉黄鱼”①的船 员，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俘虏营。

① “拉黄鱼”是轮船船员拉私客、私货的行话。

1935年秋，刘鼎从九江敌人的俘虏营只身逃出后，返回上海。 他身穿旧军衣，骨瘦如柴，一身疥疤，情况十分狼狈。这个时期中 共中央机关已于两年前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的工作亦已结束； 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他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像只失 群的孤雁，感到孤独，感到迷惘。

最后，只好去找蔡叔厚。蔡原先 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非常热心帮助革命同志。 他开办了绍敦电机公司作为掩护，人们都称他蔡老板。特科的四 个科都常找他帮忙办事，许多人都认识他。

刘鼎很快找到了蔡老 板。他那时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与国内党组织没有 直接联系。蔡叔厚见到刘鼎十分高兴，热情接待，给他换了衣服， 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边治病边寻找党组织。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 力，仍未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刘鼎的心情十分焦躁。蔡叔厚感 到刘鼎长期住在旅馆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还有危险，他只好去求助 于国际友人。

当时在上海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公开 的组织，史沫特莱是该组织的盟员，蔡叔厚把刘鼎介绍给史沫特莱 女士，接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救济。

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从江西苏区回来，欣然答应帮助他找个安全的住所。她把刘鼎带到愚园路1305号另一位国际友人路易 · 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周先生将住在你这里，直到他去别处”。

和艾黎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共产党员甘普霖，是个电器工程师，管理着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刘鼎和甘普霖同住 一个房间，他们不知道刘鼎的真实姓名，都按照史沫特莱的介绍称 呼他为“周先生”或周教授，后来还亲切地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字： “查尔斯”。

刘鼎住在路易 ·艾黎家里，得到艾黎和甘普霖的热心照顾，很 快养好了病，身体也逐渐得到恢复。路易 ·艾黎给他提出的条件 是：治病、养好身体，暂时不作革命活动，慢慢寻找党的组织。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掀起 了抗日救亡高潮。上海各界也纷纷起来声援学生运动，爱国运动 风起云涌。而国民党当局则到处加紧搜捕革命者。为了防范万一 ,史沫特莱提出将刘鼎送到宋庆龄家中躲几天。经得宋庆龄同 意后，刘鼎到宋家躲了三、四天。这期间他与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 没想到几次交谈成为以后宋向张学良推荐刘鼎前往西安工作的契机。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告诉刘鼎，有位朋友约他在 旅馆见面，有重要事情和他商谈。

史沫特莱走后，刘鼎一直在思 索：是谁呢?

自从半年前从江西潜回上海找党组织以来，曾多方打 听那些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结果一无所获。他住在艾 黎家里将近半年，看得见党组织的地下活动踪影，却找不到党的组 织。这对一个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来说真是心急如焚 哪。因此，听说有人找他接头，他猜想也许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旅馆赴约，由此接触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原来约见他的是颇有点名气的董健吾牧师。

提起这位董牧师，刘鼎很熟悉。他是上海英租界一个教区的牧师，热心革命。三 十年代初期，他积极参加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带着女儿在南京路上 示威游行，人称“红色牧师”。

后经中央特科派人和他联系，劝他不 要暴露，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实事。董还是宋耀如(宋庆龄之父) 全家的家庭牧师。他和宋子文同过学，他与宋氏兄妹都很熟悉，其 中与宋庆龄又多一层革命的友谊，关系更非一般。

刘鼎在中央特科工作时期，董健吾曾直接与刘鼎联络。他那 幢带花园的幽静的小洋楼曾经作为中共的秘密机关，董健吾本人 积极为党工作，如搜集国民党上层人物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等 等。顾顺章叛变后，刘鼎再没有和董健吾见过面。

此刻，在如此复杂的地下环境中相遇，一连串的疑问在刘鼎的 脑海里瞬间闪过，“是他!他是代表党组织来的吗?这几年他有 变化没有?找我干什么?”

董健吾可能从刘鼎迟疑的目光中看出刘 鼎的心思，低声说道：“事情急迫，关系重大，才来找你。”

刘鼎问： “谁指派你来找我的?”他是想探听是否党组织派来的人。

董说“没有谁指派，只是受孙夫人的委托。”

接着急促地说“张学良将军托人来上海找共产党商量抗日救国大计，日内就要派人来接洽。”

董健 吾向刘鼎讲述了张学良将军去年底(1935年)来上海会见东北抗 日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托李杜秘密寻找共产党中央，请求党中央 派代表到西安商谈抗日救国要事。

李杜通过关系找到董健吾，董 健吾苦于找不到党，在宋庆龄家里说起此事，孙夫人认为张学良想 联共抗日是件好事，应该大力帮助。

因此，她想起曾在她家躲过几 天，现在艾黎家里住着的一位共产党员的“周先生”,她认为“周先 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做这项工作。 她愿意向张学良推荐。为此让董健吾前来征求“周先生”本人意 见。董见到史沫特莱才知道周先生就是刘鼎，这使他喜出望外。

董健吾说，凭他多年对刘鼎的了解和信任，他认为刘鼎是合适的人 选。谈话中，他又详细介绍了从杜重远先生那里听到的有关张学 良将军苦闷彷徨，不愿再打内战的思想状况。还说可以用飞机把 共产党代表送到陕北苏区去沟通与红军的关系。

对董健吾的这番话，刘鼎半信半疑，如此重大事情，不是由党 组织出面，而是通过个人关系联系，这不能不使刘鼎产生疑虑。况 且张学良居然同意用飞机送共产党的代表进苏区，更使刘鼎大惑 不解。

他对董说：“我现在最着急的是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党 组织的指示”。

董说：“到了西安后就可以有机会去陕北，我看张学 良此次颇有诚意，这个天赐良机不能错过。”

他还对刘鼎说：“他受宋庆龄之托，曾经前往陕北和中共联系，并带回了中共中央对国共 谈判问题的复信给宋庆龄。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 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但事关重大，容我考虑考虑，过 两天告诉你。”

回到寓所刘鼎反复考虑董健吾带来的这个突如其来 的信息。刘鼎思忖，张学良找共产党密商抗日，究竟是真是假?

对 张学良这个血气方刚的“少帅”刘鼎是有所了解的，说得确切一点， 曾经对他有过研究。1929年刘鼎从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中， 正值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刘鼎当时就曾对张 学良和东北军作过一些调查和了解。后来东北军被打败，张学良 不顾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坚决和苏联红军议和。

从这 件事看出，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有主见， 有胆识、有决断的将军。刘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党中央曾派陈 赓同志到东北工作，回来以后和刘鼎一起对张学良作过深入的分 析和研究，认为这位“少帅”既不同于利欲熏心的封建军阀，也不同 于那些花天酒地的少爷公子。他很有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乏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重。

1928年济南“五三” 惨案时，日本军攻入济南。张学良深感外患日深，国势危急，而劝其父张作霖，停止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对抗，带领东北军撤回东 北。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诱惑， 毅然易帜，声明拥护国民党领导，遂使蒋介石实现中国在形式上的 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丢 掉东三省，遭到全国人民唾骂。实际上他是忍辱负重，代蒋受过。

这从1932年汪精卫通电要挟他下野，他对记者的一番慷慨陈词中 可以窥见他的积忿之情：“余张学良自问爱国之心决不后人，假如 不因爱国，我张氏父子无有今日”。

1933年初，日军攻击热河及长 城各口，张学良曾命令东北军奋起抵抗。可惜由于蒋介石破坏，长 城抗日逐告流产。

1934年初他出国考察回来，曾追随蒋介石“攘 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坐镇武汉“剿共”。

后来，蒋介石把张学良 和东北军调到西北与红军对峙，其险恶用心，无非让东北军和红军 “两虎相斗”,借红军之手削弱张学良势力。

红军到达陕北后，劳 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仗，红军全歼东北军两个师，重创两个师，使 张学良不到三个月损失将近三个师。从张学良投靠蒋介石后每况 愈下的遭遇，他很可能对蒋不满甚至怀有戒心。从这一点看，他找 共产党寻求出路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这一两年来日本帝国 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煽动华北自治的恶浪，蒋介石政权一再退让， 签订《何梅协定》等密约，出卖主权，华北危急，整个中华民族的危 机日益加深。国际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呼声日高。

在这种 形势下，饱受背井离乡之苦的东北军官抗日情绪高涨，对张学良肯 定有所触动。他会不会再一次挺身而出，举旗抗日呢?对这位我 行我素，富于爱国之心的“少帅”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刘鼎冷静地分析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董牧师带来的信息有几分真实可靠，同时也设想可能其中有诈，接受这一使命有几分 冒险性。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往最坏处想，大不了被张 学良抓住砍脑壳。

“去，还是不去?”刘鼎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此刻他是多么渴 望得到党的明确指示啊。董牧师讲过，张学良答应送他去陕北。 这个条件强烈地诱惑着他。他想只要能去陕北，找到党中央，一切 都会弄个水落石出。即使进不了陕北，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日 益加深之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机会向国民党将军陈述政见，宣 传抗日求国的革命道路，也是义不容辞的。

于是刘鼎断然决定：接 受邀请，到西安去与张学良面谈，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工作，再把情 况向党中央汇报，并化名为“刘鼎”去做这项工作。从此以后，他就 终身以刘鼎为名了。

刘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董健吾，董立即转告给李杜，并报告宋 庆龄。

李杜立即电告张学良说：“你要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

张 学良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为 此，他特地选派了一个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去接刘鼎。刘鼎 去西安前在上海作了十多天的准备。

他找到了曾在中共中央文委 工作过的夏衍同志，从那里看到一些党内文件，认真研读《八一宣 言》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论述。并从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研究国内 形势，有关张学良、东北军和红军的消息和动向，还收集了张学良 为人处事的特点等等，并认真考虑了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种种情 况和对策。这十来天的准备，对初见张学良和在洛川长谈中都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沫特莱知道刘鼎要去西安，并有可能去陕 北苏区。她把自己住室里的毛毯、床单、窗帘、桌布等日用品装了 满满一大箱子，托他带到陕北送给红军。

甘普霖想到刘鼎懂技术， 就送给他一个小型工具箱，里面有锤子、扳手、钳子、改锥等十几件工具。

宋庆龄则把一封她给张学良的信请史沫特莱转给刘鼎。他 怕信带在身上有闪失，便将信藏在工具箱的锤子把中。艾黎把一 件新的灯芯绒夹克衫送给刘鼎。临行前，他还告诉刘鼎，有两个国 际友人——埃德加 ·斯诺和马海德，将与他同行，请他到西安后帮 助安排他们到陕北去找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