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潘宗武先生回忆：我的家世和童年教育

编者按：

潘宗武（1911—2012），广西钟山县人。1930年入复旦大学史学系，后转学至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毕业后曾在广州私立培桂中学任该校训育主任及代理校长。1939年任广西学生军政治指导员（和马英九父亲马鹤凌一同训练学生军。）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宣传股长。1940年先后任贺县县长、南丹县县长、广西训练团区县训练指导处处长、平南县县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苍梧县县长。1949年底去台湾，仍为“国民大会”代表。本文摘自1992年出版《潘宗武先生访问纪录》。收录公众号标题有改动。配图为编者添加。

家世与教育

潘宗武 口述

黄嘉谟 朱浤源 访问；丁素湘 郑丽榕

纪录。

一、家世

我们潘姓家族的迁徙经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河南荥阳迁到南京，自始祖季孙公（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幼子）传了九十一代到志亨公。这一阶段族谱中只有历代直系先祖的记载，中间经过情形及旁系兄弟都没有记录。第二个阶段则是从南京到广西，记录较详细，传到我已是一百一十二代。九十一代祖妣因战乱关系，带着儿子三人逃离南京，途中遇匪，长子思举公离散到广东南海立业，次子恩举公离散到湖南零陵落籍，三子紧随母亲跋涉到广西的钟山，他就是我们第九十二代先祖——念举公。

过去锺山县（钟山）一部分属于昭平，一部分属于富川，民国六年才奉准将富川县的钟山镇区，和昭平县的防、乐两区合并成立锺山县。潘氏家族自移居锺山后，人口日增，大都集中在石龙乡和同古乡居住，已繁衍了二十多处自然村庄。

▲民国时期的钟山县地图

说到钟山设县，自民国元年起历经五年时间，中间曾经四次失败，得来实在不易，原因是钟山镇区在富川县内不但人口多，也是比较富庶的一区，富川人极力反对。至于昭平县的防区与乐区，在昭平八区中是最富庶地区，农田水利十分好，可称为昭平的谷仓，两区的粮赋比起其他六区还多。钟山的潘氏族人多聚居在乐区，而住在防区的也不少。要从昭平分割约八分之二的土地，和半数以上的粮赋，反对之声也不亚于富川，所以屡次失败。而钟山镇区和防、乐两区设县的理由也甚为充足，因为钟山镇区距富川县城超过百里，而防、乐两区离昭平县城也一百五十馀里，边远地区甚至超过二百里，政府鞭长莫及，盗匪劫杀频频，治理困难，县令无可奈何。而民衆因案诉讼，远道跋涉，也怨声载道。先父受了三区父老之托，联络富川、昭平两县首长，连年往返桂、邕道上，不但冒着富、昭两县地方人士反对恼怒有生命之危险，也饱受各地奔波客寄艰困之苦。最后终不负衆望，钟山设县之议，于民国五年冬奉核批准，派北流冯汝翼到钟山筹备设县，民国六年夏委湖南徐世铎出任钟山第一任县知事。关于钟山设县经过，先父曾撰“钟山设县始末记”一文刊于锺山县志内，记载甚为详实。

由九十二代先祖念举公到达钟山（钟山潘氏族谱称一世祖）繁衍到我这一代，已是第二十一代，远祖事略我们已不清楚；但自父亲以上五代，即自二十代上至十六代先祖的行谊，幼时，祖父和父亲常常在用饭时或饭后休闲时提到，这大概就是家庭中的机会教育。他们的情形我还记得不少，他们的所做所为也给我非常大的影响。

高会祖的父亲是十六代的耀源公，他的事迹从我听祖父、父亲所说，并印证锺山县志记载得知，耀源公贷款给贫穷亲友鄕人时，总不要对方立字据，只自己登记在簿上，归还时将登记注销，平时亦不催讨。他临终前，将贷款簿焚燬，不希望后代追究债务。其次，我们村后有大马路，宽约两丈，长一公里，便利村人及邻村族人放牛，这几乎是耀源公独资捐款开辟的，也是乡人敬重他的地方。最重要的，每次他运货到广东做生意，一定买回官版书，自己读不完，留给后人阅读。他务农并涉及从商，没有什么功名，但已注意到儿孙的教育，留给儿孙读书的环境。

十七代是高会祖玿瑾公，以尽孝道有名于乡。原来，耀源公前后娶了四位太太，第四个太太生了玿瑾公，为独子，钟山县志上记载了玿瑾公对四个母亲尽孝的事迹。他也贷款给别人，立有字据，但也不催讨，临终前也学父亲一样将字据焚燬。玿瑾公曾编了两本书：救溺戒淫合编及达生编，前一本书劝人戒赌戒色，后一本书着重医药卫生，并附刊神效药方，他病危时，还遗命将两书增刊广送亲友。

第十八代为曾祖之莲公，别字夏池，受耀源公购买官版书之赐，唸书已有成就，以廪生出任雒江司铎，父亲玿瑾公逝世后，曾先后奉委东兰、兴安学正都不赴任。他居家讲学，提携后进，不收束脩。又与同里耆宿倡办培英文社，每年秋季召集乡邻子弟会考一次，择优分甲、乙、丙给奖，有助于提升地方教育文化，是他对地方教育文化之重视。之莲公也精通岐黄，在玿瑾公所编达生编中，有霍香丸制法，可用来治疗霍乱病，之莲公每年大量制备霍香丸，以备病家索取。到了先父辈仍继祖训制霍香丸备索，我们小时候也见过乡人三更半夜来敲窗子索取药丸。一到冬天，之莲公用簸箕盛谷子放在阳台上喂鸟，怜悯鸟儿冬天找不到食物。他也时常将鱼、鸟、龟放生，直到母亲辈仍如此做。之莲公着有诗文琢玉斋文集诗集，可惜都已遗失了。之莲公育子二人，长为祖父斯濬公，次为叔祖斯涵公。

十九代斯濬公，别字云川，是我祖父。他是前清贡生，为族内长老，在地方上办团练，任团总，遇乱世则应付土匪，平时解决乡间问题、排难解纷，维持地方治安二十年。荒年时，他集款到梧州购买米粮，回来做平粜的工作。斯濬公性喜诗文，着有师竹斋诗集，可惜因地方动乱也遗失了。祖父同胞弟弟斯涵公，一生教书、读书，曾开馆授徒，也曾多年担任锺山南区公立高等小学校长，也是我的老师，临近乡人子弟大都出其门下。斯涵公为前清岁贡生，但他头脑很新，知道科学的重要，常常搜集勾股弦的书籍研究。所谓勾股弦也就是现在的三角、几何学。他教的是算术，也还教人做肥皂，甚为博学。因为他一生教书、读书，一辈子与人无争。斯濬公生男二人，长为伯父宝畴公，年约二十即病逝。次为先父宝疆公。

二十代先父宝疆公，字守民，先后受过旧式和新式教育。民国前二年自桂林优级师范博物科毕业，同一年赴北京会考，结果被录取为师范科举人。当时广西取了两名，另一名是岑溪人。先父后来历任平乐区九属中学、梧州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民国二年当选省议员（每县取两人，另一人为黄尚中。），又曾在昭平、钟山担任知事、县长，卸任以后，经营锡矿。他是文人，但有多方面的喜好，除了琴、棋、诗、书、画之外，也懂卜卦与堪舆，尤其堪舆之术，他相当自负，锺山及附近富川、贺县都尊他为第一把交椅。先父对我们兄弟非常有信心，从来不责备我们，常鼓励我们兄弟有问题自己设法解决。我比较活动，花钱也较多，他总相信我，没有责备，也不干涉，给我不少鼓励。先父宝疆公生我兄弟三人，长宗斌，上海持志大学毕业，曾任钟山中学教师、横县区长、钟山县税稽征处处长。次宗文，弱冠时病逝昭平。我居幼。

从上述五代祖先的行谊中给了我一些啓示：第一，由于耀源公及玿瑾公临终前焚燬借贷簿及字据，使我知道对于贫困者或急于一时需款者应有同情心，能借出去的钱，就不要希望别人还，更不要去催讨。自我读书到现在为止，亲戚朋友向我借钱的也不少，没有还的我绝不会去催。其次，由于先祖赠书送药，使我了解不要做守财奴，应回馈社会。第三，由于先祖重视教育，影响我一生也重视教育文化事业。

二、教育

我生于民国前一年，大约七岁时启蒙。一日早上，祖父云川公带我到祖宗神位前点燃腊烛，上香跪拜后，开始在神桌前教我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前面几句，跟着读“戒之哉，宜勉力。”最后几句，然后带我到屋后书房的“蒙馆”上学读书。那时的蒙馆老师是族中的长辈，同学不到二十人，都是族中年龄不相上下的叔侄兄弟辈。在蒙馆中开始读“人、手、足、刀、尺”等学认字。不到一年，进了当时由村边供神的大庙改成的初级小学，那是民国七年的事，后来因战乱而时读时辍。到民国十二年，在五年之间，初小仍未毕业。

民国十三年春，我进了斯涵叔祖在村边文星阁开设的经馆，和六十位邻近乡人一同读书，他们都是慕名而来的，大都来自凤翔、回龙和本乡石龙各乡。在衆多同学中，我和六叔宝训的年龄最小，许多同学都有了家室和子女，连斯涵叔祖的女婿虞锦标兄弟三人也同来读书。但一、两个月后，我离开经馆，兄弟三人和大嫂随同父母到了省会南宁。

当时正是黄绍竑、白崇禧二人开始从梧州发展之时，局势不稳。我们从锺山坐帆船到八步，沿着贺江经贺县、信都和广东的开建到封川，转乘轮船到达梧州，再换乘电船溯江而上，直到省会南宁。在贺江坐民船期间，因为盗匪常出来打劫，几乎每到一站，结队而行，这就是当时所叫的帮船，要请地方政府派枪队护送。如此时航时停，费时四十多天，才到达封川。

辗转到达南宁后，上学期已去一半，不能入学，只好在家进修，由父亲自己指导。暑假后，我和二哥宗文考取模范高级小学一年级同班读书，大哥宗斌考入广西测量学校就读，大嫂清华暂时辍学。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四年，我等居留南宁期间，历经李（宗仁）黄（绍竑）联军围攻南宁，陆荣廷旧部林俊廷败退广东钦廉；不久滇军唐继尧又借就副元帅之名赴粤代行大元帅职，假道广西围攻南宁，联军因守城军力不足，退出永淳、武鸣各地牵制滇军东进；又不久李黄联军消灭沈鸿英部队后，回师围攻南宁，滇军败退回云南。在这两年当中，省垣南宁经过三次拉锯战，影响学校时读时辍，但总算勉强读完高小一年级课程。

民国十四年暑假过后，先父被委出任昭平县知事，我们举家由南宁乘电轮到梧州，再换乘民船沿桂江到昭平，大哥宗斌和大嫂清华继续乘原船上驶到平乐回锺山。最不幸的是二哥宗文在电船上便生病，沿途医治无效，到昭平后不到半月，于农历七月中即病逝县衙内，时年仅十七岁。丧子之悲，折翼之痛，实为人间凄惨事。待料理善后事，暂时停柩昭平县城，我陪着母亲离开县衙伤心地，回到钟山石龙松桂村老家。回龙高级小学，系包括石龙、凤翔和回龙三乡在内的南区公立学校，叔祖斯涵公担任校长，因系春季始业，和我就读的秋季始业不能衔接，没有适当的班可以转学，也只好辍学在家陪伴母亲渡过丧子的悲痛岁月。所以延到十五年春才转入回龙高级小学二年级继续学业，同年冬天毕业。总计高级小学前后读了三年，加上初小五年，我读了八年，小学才毕业。

在家乡读高小二年级，学校老师中陈法权老师最年轻而有活力，每逢纪念节日，他总要带学生到十七里外的县城游行演讲，所以南区高小在县里的声誉特别好。他平常要训练足球队、鼓号队之外，还要挑选几个人训练演讲，我除了吹洋号之外，还参加演讲。陈老师总是事先要我们准备资料，由他斟酌补充，再由我们唸熟稿子，并指导说话和动作的技巧，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在这一年两个学期里，在功课上除了和比我大三、四岁石老师的儿子争第一外，在课外训练演讲方面，也得了很大的收获。终于在十五年冬高小毕业。

十六年春天，我考取贺县初中，校长李树藩先生为先父读桂林优级师范时的同学。当时钟山已有中学，但系初办，师资不如贺县中学好。在贺县中学我只唸了一年半便离开学校。当第二学年开始，我便被学校征召去教县府和学校合办的平民学校。学生的年齢有大有小，都是失学的一群贫穷子弟。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晚上七至九时上课两小时。主持学校的是高年级的同学，学校派出老师指导。学校征召的学生要学业成绩优良而又口齿伶俐，主持校务的更要有点干材，不然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我接受这种颇具挑战性的教学活动，时间虽仅仅一个学期，但给我很有意义的磨练。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因为学业和行为表现得好，也被班上推选参加学生自治会的活动。每逢各种纪念节日，也被推选与女师代表联合组织筹备会。以上两种活动，少不了宣传和出版壁报、油印小刊物，这两种工作是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往往也落在我肩上，这对于我说话和写作的训练也大有帮助。

在贺中读书，风气也还不错，只是觉得地方偏塞一点，而高年级毕业的同学到广州读书后，也屡次函邀到广州升学，不禁心为之动，所以征得父亲的同意，我也到了广州，这是民国十七年暑假的事。

七月间去广州，原约好与董姓同学同行，但他临时决定不去了，我只好个人独行。先父对我很有信心，只送我到锺山。临行前，先父告诉我广州的车子是左上右下靠左走的，要注意行的安全，并给我一张广州市的地图，熟记横直主要的道路。让我带一个小藤箱，外覆棉织毯，内装少数衣物及广东双毫（二角银币）三百元。这三百元银币的重量相当于司马称（即老称）十三斤，提起来相当坠手，也很容易使人起疑心而发生意外危险。我由锺山乘车到平乐后，次日乘运蔴帆船直奔梧州。船上乘客只我一人，夜里将藤箱偷偷系稳，当做枕头，但仍感到十分危险。两天后抵达梧州，再转乘花尾拖艔（一种装璜相当好的大型木船，前面用机动电船系绳拖引）赴广州。

到了广州，见过老学长后，他们主张我进私立南京中学，跳级读高一。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不太应该的，因为我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可见学校商业气味相当浓。也因此我唸得非常辛苦，眞正是埋头苦读，一个人住在专门给学生住的西斋学旅（一种专收学生住宿的旅社，当时月收广东毫银十四元，供宿、两餐和茶水），日夜读书的结果，一个学期结束后，原本我的成绩不太好，学期末成绩却成为最好的。但因为理科的基础不好，也决定了我日后无法攻读理工科，只有在文法科就读求发

展了。

十八年春天，南京中学黎北溟同学（广州人）说服我同赴上海唸书，因为他只会讲粤语，而我会讲国语，同去上海比较方便。到上海后转入复旦实验中学一年级下学期。半年后，又有同学邀我早点结束中学阶段，于是转读南系中学高三，仍是非常辛苦，住在闸北铁路旁民居，摒绝一切活动，死心苦读。校长是王维先生，他说只要成绩跟得上，毕业后仍可考上大学的。就这样我读完了南方中学，总计高中读了两年，连初中前后读了四间中学校。这样的越级跳升，现在想起来实在不是正途。

十九年秋我考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同来上海的黎北溟还在高中三年级读书。历史学系读了一个学期后，转读社会学系，应成一教授为系主任。直到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前夕离开学校。一月二十七日学校当局已一再催促学生离校，同学都已忙着收拾行李，我也不例外，但因过度疲倦，午睡一觉醒来，整个校园内已剩下没有几人，在惊恐中我提了手提箱离开宿舍，正好遇上就读实验中学的昭平同学梁昭元一同离开学校，这时大约是下午四时。平时学校到江湾跑马厅有黄包车可坐，这时两人只好半走半跑赶到跑马厅，幸好搭上到闸北的公共汽车赶到闸北。闸北为中国地界，隔着铁路以南便是日租界。车行经过边界地区通道，堆满沙包，只留一个缺口通汽车，双方布满军队，眞是有一触即发之势。在闸北下车后，跟随着人潮进入日租界虹口区（因为要经过日租界才能进到英租界和法租界），赶紧通知当时住在日租界的宗斌大哥、仲南叔和几个钟山老鄕，要他们马上离开寓所到英租界找旅馆住下暂避。然后我和梁昭元同学赶到复旦大学临时设在英租界的一间中学避难。二十八日天未亮，已

为隆隆炮声震醒，也揭开一二八淞沪之战序幕。一早我跑遍了英租界的旅馆，直到中午才在三马路一家小旅馆找到宗斌大哥、仲南叔等。他们正在竹战。他们告诉我以为没事，什么行李都不带去，只带了一副麻将牌出来作消遣，幸好走避得快一点，不然连一间房间都租不到。因为战事一时不能结束，不能在上海久等，一星期后和大哥他们乘太古船公司嘉庆号轮船回到广州。

二十一年春我回到广州，转学国立中山大学，仍就读文学院社会学系。当时校长为党国元老邹鲁先生，文学院长为吴康博士，社会学系主任为傅尚霖博士。初去时我只是借读生，一个学期后才成为正式生。二十三年夏我大学毕业，是社会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当时中山大学师生思想很纷歧，在社会学系内除系主任傅尚霖（留英）、讲师黄菩生等思想没问题外，教授邓初民、杨东莼（后来任广西师专校长，大陆沦陷后据说出任广西大学校长）、张栗原、粟豁蒙（留俄托派）、何思敬等人思想都左倾，影响学生很大。他们以唯物论来解释一切问题，不过他们是否为共产党员，当时并不清楚。在中山大学时期，我们曾经组织一个学艺会，参加的会员包括文、法学院的同学约五、六十人，学术研究和联络感情兼而有之，有时请名教授演讲，有时集体到外地旅行，对同学身心都有裨益，我也参加了学艺会的活动。

从小到大多年来在学校，检讨起来也有些事和人可以一记的：第一，前一段小学时期，因时局动荡不安，读书时断时续，白白浪费时间，深受失学之苦。后一段中学时期希望缩短时间，因自信心强，死心苦读，力求进取，虽侥幸达到目的，但却非正途。第二，我从小学到大学，除高中苦读阶段外，都曾从事课外活动，例如社团之组织、写作之磨练、演讲之学习等，对我以后

在社会服务，应对进退，或领导工作，都有不少助益。最后我谈一谈我求学时期印象深刻的一些人。第一位是斯涵（晴川）叔公，这位活到老学到老的老师令人极为怀念，我回家乡读高小时，因为学生宿舍没空位，曾跟他住了一个学期，生活非常拘束。他眞是无所谓闲不住，总是坐下来就看书，影响到我也非用功读书不可。他学的是国学，而教的是算术，并且兼课外的化学实验。他的学问道德眞叫学生敬佩。第二位是陈法权老师，他是贺县人。他教的是英文、体育和音乐，不但在上课时教学认眞，课外活动也一样认眞。他对我学习演讲下过不少功夫。当我出任贺县县长时，特别邀请他担任贺县第一小学校长。第一小学在县长室隔壁，有一旁门可以相通，陈老师喜吃狗肉，也常叫校役来拍门请我去吃。因为只有师生两人，成了一个小秘密。以后到了南丹，因为吃狗肉的风气很盛，所以吃狗肉的机会也多了。第三位是贺县中学的高雁秋老师，他和李树藩校长同为先父优级师范同学，博物组毕业，教动植物矿物学。他态度严肃，但绝不骂人。上课时只看有无缺席而不逐一点名，因为他记忆力强，很快便认得全班学生，遇有缺课者他叫一声姓名，没人应答他便在点名簿上打个叉。他上课时若有同学打瞌睡，高老师会叫起道位同学，就他刚才教过的功课问他，答不出来的话不能坐下，接着问第二或第三个同学，如答不出来也不能坐下，一直问到前排成绩好的同学答出为止，才能一起坐下。有时在授课前或快下课时，他会利用五分钟的时间来问学生，答不出来再换其他人，一样要罚站。高老师过去也任过贺县中学校长，教课非常认眞，口齿也非常伶俐，每当他走近庭院还未到教室前，如有同学发现，喊一声：“高老师来了！”教室中立刻鸦鹊无声。他这种教学的精神和方法对我以后教学很多的启示。第四位难志的人是阚宗骅先生，字怀周，他是培桂中学的校董并代理董事长。民国二十一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广州，参加广西留穂同学会，次年会中支持我及同学李智代表学界出来竞选广西会馆董事（相当于现在的理事），因而进入广西会馆。阚先生被选为董事长，即相当于现在的理事长，他是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副主任，后来升了主任。会馆中董事有九位，除了我和李智为学生之外，其馀都是军政界的人。因为在董事会中有一年多时间，相处融洽，而且靑年人处事敏捷、热情、积极，也博得其他年龄稍长服务军政界董事的好咸。所以常民国二十三年春私立培桂中学筹备时，阚先生毅然将筹备的责任付托给我。开始招生后，因马君武校长远在广西主持广西大学，又将代校长行政的责任交给我。他信任人，对学校完全是付出，非常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