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水无香】思忆我的父辈亲人和恩师——我的三伯

我的三伯父名泗江，生于1904年，卒于1974年。

三伯是在我兄妹父母早年辞世后，直接负责供应我们上学读书、成人成材的父辈亲人。

到今天为止，三伯辞世已经51年了，我只是在梦中与他常见，他比活着时还精神些，全无病饿之象。

三伯的一生是充斥着饥饿、疾病和困苦的一生，是怀揣着希望，挣扎、奋斗、奉献的一生。

记忆中的三伯是多病之身，劳动一会儿，就要捂着肚子停一停，接着再干。但他骨子里十分强大，总是咬紧牙关，挣扎着生活；总是咬紧牙关，挣扎着供养我和妹妹上学读书。

1950年农历正月初一，母亲病逝。当时我不足7岁，妹妹不足4岁。1954年农历八月十三，新学年的第一个星期六，本来身强力壮的父亲，又意外暴病身亡。那时，我不足12岁，刚由本村的初小升入高小，去距家12里的樊营高小就读。妹妹则刚刚步入初小二年级。

今后的日子如何过？我和妹妹还能不能继续上学？尽管我还小，不甚懂事，却也免不了在心中盘算。

父亲兄弟五人，行四。早年，大伯已过继给无后的大爷。父辈其余兄弟四人，解放前以外出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生活没有保障。新中国建立，土改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老一代又分为两家。二伯和叔婶为一家，住祖屋。当时已有了秀云妹和平道弟。

三伯与父亲，连同我和妹妹四口为一家，住新分到的房子。父亲在世时，三伯常去东南山（桐柏山）挖药。没了父亲，三伯要在家照应我俩，成了这个破家的顶梁柱。我和妹妹是否继续上学，自然要由三伯做主。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正在痛苦中纳闷，不时流泪。三伯把我和妹妹拉到身旁说：“人死了，埋了，不能再活过来，光哭也没用。要长大成人，还要有本事。你俩也不笨，只要我不死，就供养你俩上学，哪怕我吃稀的，你俩吃稠的。要咬紧牙关，把泪咽到肚子里，把苦咽到肚子里，长大了要能够站到人前。”

三伯还说：“你俩没爹没妈了，我只该又当爹又当娘了。”三伯的温暖话语，像一盏指路明灯，给我兄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使我俩在阴沉中看到了光明。

更不敢想的是，三伯不仅让我和妹妹继续上学，而且把我安排在姑婆（母亲的姑母）家吃住。用牛车拉去一些粮食和柴禾。姑婆家就在学校后边，上学很方便。

同原来自立锅灶比，不仅解除了提水做饭、烟熏流泪的烦恼，也解除了我每个星期回家担食物和柴禾的痛苦，毕竟当时还不到十二岁，我想，这安排一定有舅父的功劳。

在姑婆家吃住了一个学期（一家人待我很好），使我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放寒假时，通知书上成绩评定为“超”等，在“优”之上。三伯得知，满心的欢喜写在脸上，夸我有志气。再加上有学习好、嘴又甜的妹妹围在身旁，使三伯更是高兴。

1955年春期开始，我自己立灶做饭。同学们在一个过道内垒了十多个小锅台，烧火做饭时烟气熏得睁不开眼。汗水、泪水流到脸上，再用烧火的小脏手抹一抹，一来二去，一个个小脸都成了“花狗屁股”。做好饭，火停了，烟气慢慢散去，又是一片的清爽，一阵的饭香，大家对视而笑，倒也感到有趣。

1955年的冬季，雪下得特别多，也特别的寒冷。我上身穿的是刷桶儿袄（里边没穿其他单衣服），下身是刷桶儿棉裤，脚上只有鞋，没有袜子。周末回家拿吃的，我为了保护仅有的一双鞋，遇到雨雪天就打赤脚，踩着雪和冰茬行走。必经的几条深沟还要“捅雪洞”，我从没膝深的厚雪上用脚踩下去，再拔出来，继续前行，每行一步就形成一个洞，一个个洞连起来就是深沟中的“路”。

这样的雪中走路，使我已感觉不到“脚”的存在。每每这样到家，三伯就赶紧先把我已失去知觉的脚擦净，用被子包起来。再生火烤上身，同时用烤暖的双手轻轻地替我揉搓双脚，慢慢地才有了胀痛的感觉。

三伯说，如果先用火烤，或用温水洗，皮肤就会脱掉，甚至出更大的问题。缓过劲儿后，我的双脚踝后面红肿，又变成疙瘩。后来破了皮，再后来就成疮生了脓，只好用破棉絮包起来，一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才愈合。结果这地方成了以后每年冻伤的祸根，现今还留有疤痕，肤色也深一些。

我对这些苦当时似乎没有感觉。在学校只是感到课堂的神圣，读书的快乐，知识的新奇，思考的多彩和取得好成绩时的幸福与自豪。

二年时间眨眼而逝。1956年夏季我高小毕业，该考初中了。是不是参加报名考试，我问了三伯。三伯说：“你考吧，是骡子是马到校场遛一遛”。

我们那里的学生，原先上初中得去泌阳县城。本村1000多人口，上中学的只有曾祖是“举人”的王秀昌一人（后来考上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海洋局工作）。

国家重视教育，这一年泌阳县又新设几所中学。家乡的饶良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也新设一所，名为“泌阳三中”，计划招新生两个班，每班48名。高小毕业能升入中学的学生仅为十分之一。

当时考中学比当今考大学还引人注目。谁能考上，一度成为饭场、地头的议论中心。本村有8个学生参加考试，他们都比我家庭条件好，不仅衣服穿得合身，身体也结实，不像我一样黄皮刮瘦。人们在议论中尽管是猜想，也很少有人能够提到我。

喜事来临！

谁知母校班主任张荣山老师，只给我一人送来了《泌阳三中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肯定着我的学习成绩，也回报着三伯的辛劳。村上一时哗然！不少人说：“我早说这孩子中，瞎了眼的人才看不出来！”更多的疑惑则是我到底能不能撑住去上初中。

本来多病的三伯也“精神”起来。看来，他的喜悦远胜于我。但是否去上，我的疑虑仍存。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三伯又把我和妹妹叫到身旁说：“这个考上了，那个考上了，结果就咱一个考上了，就是砸锅卖铁，咱也要坚持去上中学。只要我不死，我咬着牙，你俩也咬着牙，一直往上拼。”

三伯的态度坚定。二伯、叔父和舅父也一样坚定。他们说：“咱家三代都没有识字人（近年，经对族谱和墓碑的考证。我的曾祖之前连三代都是太学生、秀才。只是满清后期衰败了，国运直接影响了家运），现在国家给了条件，你要带头改变一下咱家的门楣，”同时，千方百计筹措入学费用。

初中生活开始了，课本的门类增加了好几样，所学的知识面更广，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学校还设立了简单的乐器室，课外时间自由选学。我们住的是通铺，吃饭仍然是立小火自炊，口粮不足，勉强顾命而已。

除了吃饭，还需要一些学习上的费用，助学金虽少不了我，也是杯水车薪。伸手要钱？明知三伯没有，我也无法开口。

为了供应我和妹妹上学，三伯的办法也是逼出来的。

就在这年秋期开学后的近两个月，我接到了外出谋生的二伯托人代写的一封信（内容已被别人拆开取走），因家人对他的挂念，回信是必须的。但8分钱的邮资从哪里来？冥思苦想中，三伯看到了屋角存放的一些笤帚毛，扎了两把笤帚，卖给本村学校得了两毛钱，邮资得以解决。

为了8分钱，三伯扎的两把笤帚，使“扎笤帚”成了三伯供养我兄妹上学的“取财”之路。

三伯操着心，第二年开始，每逢秋季打场时，就到本村几个场园赊一些或买一些空高粱穗和高粱杆，整理好存放起来。为了扎得又快又好，三伯还用一根牛皮绳和两根木棍，制成一套专用工具。他扎出的笤帚结实、耐用而且美观。

繁重的劳动，过度的操劳，使本来多病的三伯身体越来越不如前，犹是胃疼常犯，慢慢地已不能下地干活。走路时一步一“哼”。扎笤帚时，撑棍压在他的肚子上，不断用力，不断挤压，对胃和其他内脏也是一个重重的伤害。但他一直咬紧牙关坚持住，坚持住，一直坚持到1962年我师范毕业。

扎好的笤帚如何出售变成钱？主要是送给方圆的学校。除了本村，还有饶良、郝岗、豆观、瓦屋寺、樊营等村，都在十里开外。三伯担笤帚外出卖笤帚的情景，让人目不忍睹。他一只手把住压在肩上的扁担，另一只手拄一根枣木棍，挪一步，哼一声，大口大口地喘气，两腿和身子都在颤抖。走不上半里路，三伯就要蹲下来捂着肚子停一停，然后再向前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

尽管如此艰难，三伯也从不忍心把担子转压到我身上。唯有一年，春节将至，学校已放假，且又大雪纷飞。为了过年能吃上肉和饺子，三伯才让我担着已扎好的四、五十把笤帚，到离家三十里的唐河县源潭镇去卖。三伯一再嘱咐，如果能卖掉，一定要我拣好吃的东西，吃一顿饱饭。

在饶良上学的三年，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最不堪回首的一次是，一个星期拿了老秤12两包谷糁，折合7两半。多亏本班同学王全保恩兄，常常把他的食物周济给我一点，他自己少吃点。

上学读书的体力消耗并不小，我是少有的黄瘦，体质少有的差。曾有一段时间，自感头晕目眩，心脏咚咚地乱跳。找校医郑雅斋先生诊断，他说是极度营养不良造成的心脏衰弱，建议每天吃两个白水煮鸡蛋。我想，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体育活动，我不能够赛跑。最难堪的是上体育课的跳箱，别的同学通过起跑，手一按，一纵身，轻松而过。有的还玩着花样，引来阵阵喝彩。轮到我，起跑到箱头，只能站在那里，身子向前倾一倾，再退到一边。实在是太没力气了，真是形秽自惭。好在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同情，并没有引来讥笑。

给点安慰的是，初中三年，除了学习成绩不错，我还有两次的出彩。一次是1957年国庆节，学校组织文艺晚会，多数节目由老师训练指导。我和同班好友樊玉才同学，自编了一段《苏联卫星飞上天》的唱词，按河南坠子韵，他唱，我用大弦伴奏，二人一唱一和，引起阵阵欢笑，成了最吸引人的节目。

另一次是1958年，为响应“全民皆兵”号召，区人民武装部对学生进行军训，主要科目是步枪卧姿射击。训练了两三天，最后搞实弹射击成绩测试。每人发三颗子弹，我中了27环，其中两颗正中靶心，得了第一名。武装部赵部长说，这是全县最好的成绩，对我大加赞扬。

1959年的春期将要结束。初中毕业前，面临报考志愿，大家可以报考高中或中专。班主任讲，国家重视教育的发展，急需大批师资。动员成绩好的学生报考师范学校。并说，考上师范就转户粮关系，国家包吃住、医疗等。根据家庭条件，我回家同三伯商量，决定报考师范学校。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校园树荫下复习功课，有个同学说：“那不是三伯吗？”我抬头一看，果然是三伯手拄那根枣木棍来了，也没带其他东西，看来并不是来卖笤帚。走到三伯身边，没等我开口，他就问我报志愿的事。

我说报上了，是师范。他斩钉截铁地说：“改过来，报高中。我领教啦，听老师们说，上了师范就不能考大学了。咱要上大学，北京、南京都中，只要我不死。”这才明白三伯来的目的，是想让我上大学。我给三伯说，报考结束，已经送到县上，无法改了。三伯一听，十分生气，喘得更厉害了。他又说：“我还没死哩！”狠狠地训我一顿。他从来没有这样训过我。

三伯对我的期望值是何等的高啊，他一直在期望中挣扎，在期望中等待。在艰难困苦中，他心中的我们是一束束的阳光，一片片的红霞，一弯弯的彩虹，心里装的是他期望将要展翅高飞的两只小鸟。

大喜！

1959年秋天，我家接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我的——《泌阳师范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妹妹的——《泌阳三中录取通知书》。1954年的秋天，父亲去世，我家是大难之秋。时隔五年，1959年秋天，我家是大喜之秋。

村上又一时哗然，三伯弯了的腰板像是也直了些，哼哼声和喘气声似乎又轻了点。对着越来越重的担子，他面无难色，只有喜悦。

三伯又把我俩叫到身边说：“咱家的事，十里八乡也没有，你俩都很争气，要有骨气，一直咬着牙往前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咬着牙照应着。”三伯还对着我说，妮娃儿有性子，长大比你强。三伯这话，既是对妹妹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

接下来的三年，是全国大闹饥荒的三年，也是我们一家三口最难熬的三年。经历九死一生，庆幸都没有死去。

进入师范学校，初时每个学生每月供应主食36斤，钱18元。13元用于伙食，5元作为助学金和医疗费等机动开支。不长时间，主食供应又递减到了每月29斤，27斤，学校又节约上交2斤，实际还有25斤，就这也不一定都能全部吃到学生嘴里。

当时学校建宿舍楼，发动学生劳动建校，组织学生去桐柏山里边将松木杆子抬到能进牛车的地方，再由学生们用牛车拉到学校。山里的车路都是顺着蜿蜒的山沟沿河走，不断地来回过河，同学们只能赤着脚从河滩的石子上走，还有压在肩上的车抬辕，背在肩上、勒着肩膀的绳子，如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在冰冷的河水中过来过去，学生们膝盖以下小腿上裂满了血口子，回校还要当小工，和灰、搬砖，加之饭又吃不饱，同学们一个个消瘦下来。不少人在校园内行走时连脚都抬不起来。我班牛金元同学，因饥饿，体力不支，在大便时晕倒，掉到粪池中。幸被目击者抬到学校卫生室抢救，才苏醒过来。

1960年秋末，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为了挣几个急需的零用钱，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干了一件“傻事”——趁星期日去东南山马道一带拾柴。我们起五更出发，走50里山路，才到能拾柴的深山。

这里有伐树后遗留下的树头，小枝已干，可就地折断打捆。大家拾了柴往回走时已经下午3点，在水米未进的情况下重担下山。将近半夜才担到距县城五、六里地的古路沟村。我放下担子便倒下，再无力气起来。碰巧这里有个晒场，我们便借助晒场里一小堆杆草（小谷杆），下边铺点，身上盖点，露天躺下。

其中一个能够勉强行走的同学，空手回到学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拿来了头天三顿饭的两个馍（其中一顿为面条，班干部无法保留）。下肚后，才又挑担入城进入柴市。我担了72斤，卖了7毛2分钱。我们这两顿饭相隔36个小时，又走了100里开外的路，其中50里为重担，拖着原本十分虚弱的身子，可想何等艰难！

因这次重创，我的身体愈加虚弱。又过了几天，脸变“胖”了，上下肢变“粗”了，肚皮也变“厚”了。我的全身浮肿起来，得了可怕的浮肿病。

天气渐冷，愈加无力，愈加怕冷，我与同届、同乡、同族又同年的道一同学商定：要请假回家住几天，他的体质虽比我好，但也有问题。我们两个起早出发，一路艰难前行，后半夜才到家。天明后，三伯见状，大惊；接着是叔父，也大惊；村上人见了，都大惊！我本平静的心，也便沉了下来。“难道我活不成了？”我思索着。

不少老人见了我这样子，担心生命难保，说：“学问再深，没了命，好干啥？”三伯果断决定：“不去了，在家养一养再去上学。”当时正吃食堂饭，一个人一瓢，稀得能照见人影。指望这些东西，难把人养过来。

三伯千方百计为我找吃的，捂着肚子，去已收了的红薯地翻土，希望能找到一点半坏不坏的红薯。叔父、明道兄等都想法给我找吃的，希望我能够活下去。在家“养”了一个月，身体略有好转。道一我们两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重返学校。最怕的莫过于被开除学籍。

我俩早晨出发，呼啸的东北风扬起阵阵尘土，路旁的村庄破败不堪。行了20多里也未见一个人影，因不少人已被饿死，活着的也无力气出门。

我们正对这情景叹息，远远望见从东边岗上走过一个人来，顿时心生欢喜。待到能辨清面目，意外发现，原来是我的班主任吴俊轩老师。此地点在唐河县境的少拜寺西边，距泌阳县城已50里开外。我们心生怕意，不敢同老师搭话，怕的是通知开除我们。

吴老师脸上露出了笑容，同时说：“就是找你俩哩，好些了吧？”没等我们回答，接着又说：中央有指示，要纠正“共产风”等五风，让人民休养生息，你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到校后检查一下身体，有病就住院。

我在心里算计着，如果我们这时仍在家里，吴老师为了通知我们返校，要步行往返160里路程。当时，除了对老师的感激外，我感觉到国家政策已发生了向好的变化。

回校一检查，我的浮肿病仍然不轻，需住院治疗。什么住院治疗，就是学校专门腾出一个通风、向阳条件较好的学生寝室，让“病号们”住。我去时已入住十多人。如何治疗？方法堪称奇特。校医开了几个小药片，大概是维生素之类吧，其余皆是“吃”。

这些病员全部被安排到教师伙吃饭，白面馍不限量。每天中午一个蒸碗，下边垫萝卜、莲菜、丸子等，上边是几块入口自化的大肉。除此，每人床头又放上用粗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红糖、大枣、核桃仁、炒面等的混合物，想吃就吃，吃完就送，保证包内食物源源不断。

学校不叫我们上课，也不叫看书，只允许静养。看来，国家真把我们当成“宝贝”了。过了几天，不少“病员”偷偷拿来课本学习起来。又过了十几天，一个个病员主动找校医检查，要求批准出院上课。自此，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

这年冬天，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一起散掉，各家做饭的锅灶又重新立起，有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人们又迎来新的阳光。但农民们的生活，是远无法同我们这些“病号”相比的。

我在师范上学的三年，除了住院的十几天，还有三天最好的生活。1961年春，全国林业现场会在泌阳召开。因大会服务力量不足，便从学生中挑选一些作补充，我被选中。安排会议食宿的招待所的大厨房里，简直是天堂般的另一个世界。不说那肉蛋鲜鱼，单是那比棋子大点的洁白如雪的小馒头的香味，就足以把人醉倒。吃饭不限量，各种菜食分格列开，犹如现今的“自助餐”。

可惜的是，会议报到这天，本校又来几个学生，把先期到来的我们几个学习好的换回去了。原来是南阳地区要搞全区师范学校“普测”（竞赛），我们只好回校，同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迎接考试了。

有幸的是，最困难的三年硬挺过来了。

1962年夏，我师范毕业，妹妹初中毕业。这三年，三伯在半死半活中挣扎着，供养两个外出上学的学生。好在三人的命都保住了。

妹妹比我更苦。她在学校只能吃不足量的红薯面馍，有时是菜疙瘩。红薯面馍在学校上笼加热，一顿要收一分钱，有时无钱可交，夏天就吃发霉的，冬天就吃冰凉的。但她的学习和表现依然是尖子，在校期间，曾作为教育战线选出的“英雄”，出席了全县“群英大会”。

这三年，同我俩相比，三伯的命更难保。不少本来身强力壮的人都饿死了，在病饿交加中，三伯已不能外出活动。我和妹妹希望三伯能够活下去，千万不能死去。因为有三伯在，我们才有依靠，才有家。

妹妹为了三伯能够活下去，每逢吃饭，都是瞒着三伯，把稠点的先捞到他碗里，自己吃稀的。妹妹在家吃饭的次数比我多得多。

我为了三伯能够活下去，每逢从学校回家，总是不吃饭，把馍省下，强忍着难耐的饥饿行80里路，带回家让三伯吃。见三伯还在，我心里的一块坯才落下。

我时时惧怕不知哪天三伯会悄然离开我们，因为他活着实在是太艰难，他的死去则十分简单而容易。因要回家看三伯，又担心再也见不到他，那惧怕转而生成恐惧来。而且离家越近，这恐惧就越发加重。我时常认为，即是三伯死了，也要快快地埋掉，使他入土为安，而不会跑80里路通知我奔丧。

因为三伯的活着，我一直在思考关于生命的奥秘。生命是简单的，又是奇异的。本来强壮的死去了；本来极弱的，在病饿交加中熬了过来，创造了奇迹。在大难中，我们三人的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兄妹的成长和成材，一直是三伯心中的希望和精神支柱。三伯一直在他的希冀中挣扎，对我们兄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就生成一种精神，一种力量。看来，精神是最强大的生命力。

又是一场大喜！

1964年，妹妹考上了南阳师范（现南阳师院）。我已正式分配工作，国家的形势也明显好转。大功将成，三伯自然是喜出望外。

1967年妹妹毕业，正式分配工作，并由小学教师、初中教师，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教师。她敬业勤奋，视学生如子女，教学成绩斐然，广受学生的爱戴，同事的尊崇。她待公婆如父母，对兄弟如胞生，相夫教子，严于修身。同时她为娘家人也操碎了心。真可谓孝、贤、勤、惠具备，家庭、事业两全成。她延续了张家先辈普施恩德的传统，传承了王家“孝、德、学、勤”的家风。

我和妹妹这两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千难万苦中奋发读书，严于修身，最终能够自食其力，奉献社会。这怎能不引人注目和议论。这议论，除了对我兄妹的肯定外，更多的是对三伯的赞扬：赞扬他的不屈，赞扬他的坚韧，赞扬他远大的目光，赞扬他的人格光芒和大慈大悲的一颗心！

常言“忠孝难两全”。自己自有了工作任务，且担子越来越重，自然很难常与三伯相伴，而三伯也得不到周到的奉养。直到1973年春我任太和公社党委副书记，每月工资才只有34.5元。

那时，生产队的农民吃粮指标低，小麦更少，三伯想吃的白面馍，也只能稀少地吃到。我只是每次回家，总是请核桃树村的族伯王先生给他看病，临走只能给三伯二、三元钱，让他买鸡蛋吃，因为只有鸡蛋才是当时农村最为“奢侈”的食品。我在家又不能久停，每每要离去，三伯就望着我，从眼神里能看出他的依依不舍。但他又不得不说：“走吧，干你的事去吧，不要挂牵我。”

妹妹道珍和妹夫彬谦十分孝顺，除了常回家看望，还隔三差五脚蹬三轮车，把三伯接到他们工作的桥头镇，用心奉养。每每这时刻，才是三伯生前最好的日子。

族人和村上人对三伯自然十分敬重。但他除了常犯的胃病，最后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脸色发紫，总是张着大口喘气，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晚上，他与破床相伴，白天与墙根和土堆边的阳光相伴。但他仍是咬着牙坚持住，始终没有长期卧床，显然是怕耽误我和妹妹的工作，在勉强支撑住。

1974年4月28日，是我和妹妹不幸的日子，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三伯也安然逝去，终年71岁。

能让三伯得到安慰的是：妹妹和我都有了一点点学问，有了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更有了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我和妹妹最大的遗憾则是：没有能力让三伯长年吃上他老年时喜欢吃的白面馍；三伯期望的“你要上大学，北京、南京都中”，我也没有做到，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家庭越来越兴旺发达。现在，我和妹妹都已是十口之家。我们没有给三伯抹黑，孩子们也没有给他三爷抹黑。孙辈们活泼可爱，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前途更加光明。他所期望的，我们和下代基本做到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三伯在天之灵定当得到安慰。

我们常到墓地看望他，就像他还活着一样给他说话。儿孙们更加敬仰他，给他烧香，给他磕头，给他奉上白面馍和比白面馍还要好的祭品。

公元2017年清明，我们给三伯立起一个墓碑。特书“先父慈母英年早逝，吾兄妹年幼失怙。幸得伯父慈如亲生，抚养教育成人、成材。恩义天高地厚，谨此志铭”。在我和妹妹心中，在子辈、孙辈心中，三伯的精神本身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和妹妹心中留存着三伯一件件的往事，除了他含辛茹苦供我们上学的往事，还有我们听到的他年轻时很多传奇般的故事，集合起来，就成为三伯留在我们心中的身影。

一个满怀希望和梦想，挣扎、奋斗者的身影。他扎笤帚时，蜷缩着身子，手脚并用。他伸直的双腿向前用力，腰部还要使劲向后倾。无情的木棍压在肚子上，给五脏六腑带来剧烈疼痛。他担着担子卖笤帚时，手拄一根木棍，一步一哼，艰难前行。他的身子承受着难以承受的折磨，他的心中充满着光明——因为他有两个未来的希望在支撑。

身影，一个满怀希望和梦想，挣扎、奋斗者的身影，这就是三伯的身影。

做为智者，一个智者的身影。他没有读过一本书，但能把人间的大书读懂。他有一肚子陈年故事，个个都是真善美、假恶丑经纬分明，那里有历代兴替之本源，还蕴含一些些四书五经。儒、释、道，他知道其中精髓，《三国》《水浒》也能够大体说通。他能够把记忆变成故事，用鼓词和评书说给大众。为什么肚子里有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他喜欢听“秀才”们论古说今。虽不能读书，没有识字，但他具超强记忆，全靠聆听。

身影，一个智者的身影，这就是三伯的身影。

做为勇者，一个勇者的身影。去深山采药他能够攀岩越壁，足履平地他更是疾行如风。他具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品质，更有着斗匪患，战恶魔的勇气和精神。他能在危急中救助弱者，更能在困境中保护亲人。特别受到称颂的是处置民国十八年（1929年）那件使家人痛绝的事情。

这一年，因大旱颗粒无收。老弱病残的穷人多被饿死，年轻人为活命外出讨饭。他的大哥（我的大伯父）同大嫂手拉一子，肩挑一子，一家四口外出乞讨。数百里外，他的大嫂被恶人霸占。他的大哥手拉一子，肩挑一子，两泪汪汪，回到家中。身处绝境，痛不欲生。

那年三伯只有25岁，决心去讨回大嫂，让一家人重逢。数百里外，他人地两生，孤身一人，两手空空，不顾生死，身入虎穴；他险些遇害，又绝处逢生；他苦力出尽，计谋用穷，独战百日，最后“取胜”。虽未讨回他的大嫂（说是已死），却使对方拿出大洋一百二十块，才保住大哥一家三口的生命。

身影，一个勇者的身影，这就是三伯的身影。

做为贤者，一个贤者的身影。他用精神战胜病饿，他用梦想撑起一个频临破败的家庭。他深知有人就有世界，他深谙育人才是立家根本。他懂得知识就是财富，教我们把读书看做生命。他常讲做人要立志气，教我们有志不怕人穷。

他常讲有德才有人品，教我们敬老怜贫，多行善事，不给祖宗争骂名。他常讲勤劳才是根本，教我们无论读书或下力，都不能懒惰，都要勤奋，都要力争。他常讲吃苦不是坏事，教我们把苦咽到肚子里，咬紧牙关，一直往上拼。他把“孝当先，德立身”作为家教，他把“学为上，勤为本”作为家风。这就是中华民族千百万个家庭的缩影。这才是家族、家庭兴旺发达的灵魂。

身影，一个怀揣梦想挣扎奋斗者的身影，一个智者的身影，一个勇者的身影，一个贤者的身影，在辽阔的地平线上高高地立了起来，这就是三伯的身影。

身影，一个焕发夺目光彩的身影。这身影化成一座丰碑，直插云霄，升入高空，成为我心中的一尊神灵。

作者简介

王志道，1942年出生，系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人。1962年，他从泌阳师范毕业，自此踏上工作岗位。1972年，王志道加入中国共产党。其职业生涯伊始，在饶良小学任教三年。随后，因自身能力突出，被党组织选拔，从而步入从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