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宏坤回忆在延安“抗大”和党校学习

在延安学习

毛主席批准我上学，我真高兴。从延安回庆阳的路上虽然连日从荆棘满地、野鸡横飞、荒无人迹的山地跋涉，但激动的心情依然无法抑制。我从来没有进过学堂门，一直盼望着能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小时候，因为家里太贫穷，活命都难，哪里有钱供我上学念书。我们兄弟6人没有一个识字。我们家旁边就有学校，每天看着有钱人家子弟上学念书，心里羡慕极了。参加革命当红军后征战连年，上学机会也不多。长征路上，朱德总司令找我谈话，耍我重回红四军当军长，我当即对总司令提出要求我把部队带出草地后，让我去“红大”学习吧。总司令同意了。可是，后来红军出草地进入甘南以后，战斗更加频繁，公务也很忙，没有办法抽出身来，但心里要求学习的愿望始终不减，现在主席亲自批准我上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回到庆阳，我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迅速将各项工作作了安排落实，将旅部日常工作委托给王维舟同志负责。然后在两个参谋的帮助下集中时间识字练字读书，为去延安学习作些准备。

在动身去延安前，我还特意到防区各处转了转，作了查看。到七匕O团张才千陪我深入到各营连驻地，也看了前沿。国民党就在对面。几天后,我坐车到西安，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住了两天，又坐车北上廷安。经过洛川时，遇到林伯渠同志，他也到延安，我们遂同行。这是第一次见到林老，林老不愧为宽厚慈祥的长者，听说我到延安学习，一再勉励我好好学习，多看些书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真令人感动。到延安后，我们同住城内的中央招待处。

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一到延安，我就来到主席处。主席依然在伏案写作。见到我，他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开玩笑说：“来得快嘛。”我汇报了几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和现在陇东地区的工作安排。主席说好哇，表示满意。我又急切地问主席我去哪个学校?主席笑着说“别急嘛。”并转过话题问我们路上一行几个人，途中顺利不顺利，有人堵没有?我一一作了回答，说路上还平安。主席放心了。我还说，那500名干部也都安全到达了延安，没有人出问题，主席说，那好嘛。

我又问去哪个学校?主席说，去“抗大”吧。并提笔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坑大”二大队支部书记谢札泉同志的，主席实在太忙，我不忍心长时间打扰他，收起信进向主席告辞离去。

这时的“抗大，大部分学员已经毕业，第二大队是唯一剩下的，也离毕业时间不久。二大队学员都是师团级以上的老红军。

我去时学习的主要內容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陈伯钧同志主讲。我和陈伯钧同志是在长征中认识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同在红四军中工作，我任军长他任参谋长。红军改编时.他为三五九旅旅长，也曾负责在陕甘宁边区东面留守，不久前才到“杭大”教学的。在“抗大”学习，学员没有发讲义，主要靠记录,这门课是毛主席对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我们听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学习约一个月时间，很快就结业了。搞了一个典礼活动，还请来了主席。主席作了一次振奋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服从革命需要，或留延安，或上抗日前线。还说，在现前方形势很好，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大发展，八路军在壮大。前方急需干部，你们到前方大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毕业后，我被安排到军委招待所。因学习尝到了甜头，还想继续学习。于是我又找到主席处。我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主席问，都学习了些什么课?谁讲的？我作了回答，并说课讲得很好，印象深刻，教育大，启发大。主席笑了。

我乘机说,主席，这次学习时间太短，我还想学习。主席笑着说，你还想学习？好嘛，有党校，有马列学院，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党校吧。主席同意了，又亲自给当时任党校校长的康生写了信。嘱咐我，拿着信直接找康生去，我手捧主席的信，心里热乎乎的。

中央党校在延安城外的桥儿沟。我被编入第八队，八队也都是红军和地方干部，同队的有曾传六等同志。他们是从西路军回来的。

党校开了好几门课，有政治常识、党史党课、有国家与革命、中国历史问题、政治经济学等等。教员讲课比较耐心。虽然一般不搞向学员点名提问，但不懂可以递条子。方法大部分是灌输，有时也开一开讨论会。学习一门课后也搞测验、考试。学习起来很紧张，一般课程虽然复杂、深奥，但听起来也明白。最难懂的是政治经济学，学起来很吃力，但也感到新鲜，兴味始终不减。我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文化低，不得不下很大功夫，虽然紧张，但很愉快，党校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感觉收获不小，对我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培养帮助很大，有的理论观点印象很深刻，直到现在还记得。

党校也从外面请来一些领导同志作报告。彭真同志那时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讲过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讲得很生动，有理论有实际。学员们听后大受鼓舞记得博古同志也讲过，主要是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他的讲话既流利有趣又有条理。

在延安学习期间，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特久战》。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理论和持久战思想，我学习起来既感新鲜又感亲切。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我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同时使我深受教育，终身受益。

党校管理不错，制度比较健全。一切靠自己动手，如洗衣服洗被子等。学习条件在那时来说已经算很好的了。当然生活比较艰苦，主粮是包谷、荞麦，最好的是小米。我那时在职，当旅长每个月发5块钱很顶事，情况要好一点。每到星期六，延安各学校都休息，我便和王树声、李先念(在马列学院).程世才、曾传六等同念相约，到延安城里去玩，一起下馆子。那时延安东西便宜，5毛钱可以买四五个菜，还可以买到回锅肉，美美地吃一顿。他们那时要困难一点。没有烟抽我给钱买，大家都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也不客气。许世友当时在抗大校务部，陈昌浩当教员，那里也是大家经常去的地方，还有徐海东同志的家，徐海东和他爱人周东屏很好客，大家也常去，那时倒是变有趣味的。

在延延猛然见到四弟宏清来到，高兴异常。引他见了正在抗大学习的嫂于冯明英，一家人在一起，自有说不完的话。我自1931年10月匆匆离开家乡鄂豫皖后，几年来一直杳无音讯，家中情况一概不知。到达陕北后，我试着给堂兄写了一封信，述说我已到陕北“经商”，生意还不错。我父亲和弟弟及乡亲们听说后高兴万分，拼凑了些盘缠，由父亲送宏清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得郑位三等同志热情接待妥善安排，遂送父亲回家，宏清辗转来到延安。从宏清口中，我知道了父亲身体更不如以前，现由五弟宏衮服顾。母亲已于我离开鄂豫皖的那一年逝去，她死得很惨，那一天正是大年三十有钱人家大吃大喝的时候，她却讨饭不着，在又饿又冻中死去了，我母亲真是辛苦劳家了一辈子.二弟宏胜也早已牺牲，那是我们离开鄂豫皖后的第二午即1933年夏天，宏胜在红二十五军任连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搞“大肃反“错杀了。我向宏清说了三弟宏应的情况，宏应原在我们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当指导员，在反六路围攻前夕的开县作战中负重伤牺牲了。

我们还谈了堂兄王树声家和堂侄王恩厚家的一些情况。他们两家的牺牲也很大，参加革命当红军究竟牺牲多少人也数不清，其中王宏文、王树声兄弟姐妹13人参加革命后，只剩王树声一个。宏清说，红军主力离开以后，国民党军队进苏区烧杀抢掠，乡亲弄得很惨，许多村子人都死光了，村子也没有了，田地也都荒芜了。所剩为数不多的乡亲们生活很艰难。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欠下的债。我们深切感叹，乡亲们的牺牲太大了，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的牺牲太大了。但是，我们也明白，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们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友军共赴国难。

宏清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报告组织获得了批准，送他去抗大学习。结束后他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在孙毅同志那里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随王树声、张才千同志南下中原。解放战争时期在江汉，鄂豫解放区。直到解放武汉后，我们才见面。不久，他转到了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