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口述3：我学科成绩虽然是优等，但校长硬把“品行”列为劣等

不久，我就上小学了。这个小学设在城内西南角的一个文公祠里面。文公是谁呢？据说，当初长发军的余党康王汪海洋率领的军队跑到我们家乡，攻打县城，并叫当时的州官投降，但这个"文公"（即州官）坚持不肯投降。后来长发军挖地道埋炸药把城墙炸塌，一拥而进，这个州官也就被杀掉了。当时的清政府为了表彰这个州官对朝廷的忠诚，就特地为他立祠纪念。当我作小学生的时候，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文公不文公，而且他这样尽忠清皇朝对人民也不算有功，所以我也常常跑到他的座位上去拔他塑像口唇上的胡须，并在他身上用粉笔乱画乌龟。当初为纪念他而轰动一时的场景，随着清皇朝的灭亡，早已为人们所忘却。为了要把它的主殿当作课堂，人们就把文公的坐像用布帘遮盖起来。

我还记得我们的校长兼教师，他的名字叫做李笃初。嘴上有两撇胡子，长得胖胖的。夏天只穿着黄麻布背心。他管着一个大班和一个小班。大班学生大都是二多岁的人了，他们读"五经"；而我们小孩子的一班叫做小班，人数比较多，读的好像是"天地日月"和《论语》。

最初进校，首先要我向课室中间挂的孔夫子像三跪九叩，礼仪极为隆重。老师谆谆告诫我们，要遵守孔子的遗训。犯错误时，学生跪在孔夫子像前，让老师打手掌；严重的要打屁股。打屁股时，先由受罚的学生把一条长凳摆在孔夫子像前，自己趴在长凳上并解开裤带，然后由老师动手打。起码十板，看你所犯错误的大小，以决定打多少；还要看你服罪的态度，服罪早就打得少，服罪迟就打得多。因此，少则十板，多则五十板，以至皮开肉绽。

我记得我也曾被老师打了十板。因为时值夏季，天气酷热，我也跟着同学一样，跑到老师的厨房里淘缸里的冷水洗澡，有些同学去向老师报告，于是老师打了我十板手掌。我承认错误，又很恭敬地向孔夫子像鞠躬忏悔，这才算了。但这件事也使我终生不忘。

我也曾受过赏。忘记了是背哪一段书，我背得没有一个错字，于是老师用手捻着口唇上的胡须，夸奖说，"这孩子背书倒还背得不错"，并赏了我两个鸡蛋卷。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吃鸡蛋卷时还感到有特殊的滋味。这就足见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对于后来思想的形成，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读了不到三个月，我突然出麻疹。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妈非常惊慌，怕我出事，首先到许多菩萨那里去祈福，然后又让我吃药，又让我戒口。最先是吃素；后来就可以吃四脚的动物，像猪、牛之类，不能吃鱼；再后来才允许吃鱼了，但又只允许吃有鳞的，不允许吃无鳞的。就这样戒口戒了差不多半年。这时我如回学校去已跟不上班，所以就不再上学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家里我很是寂寞，于是就找些木刻的《唐传征东》和《唐传征西》来读，有些字不认识，但勉强能看懂意思。后来又读《三国志演义》，不懂时就问来我家的客人。他们称赞我说："这小孩不错嘛，读了一年书就能够看《三国志演义》了，而且又好学！"

后来，家里又决定让我去投考县立高等小学，并从此正式把我的学名改为黄访。投考高等小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民为邦本"论》，我糊里糊涂地写了四五百字，无非是说，人民富足，国家就会强盛，社会秩序也就会安宁了，等等。这是我生活史上一件大事。因为这是县立高等小学，县长要来亲自出面点名的。记得投考那天，在学校大门里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县长脸孔方方正正，肥肥胖胖白白，戴着一副黑眼镜，他与辛亥革命前我所见的州官大老爷不相上下，不过个子小些，架子也没有那样大。他每叫一个人的名字，被叫的那个人就得大声应个"到！"并向县长作一鞠躬领取试卷。然后，县长就在那个长长的名单里用红笔在这个学生的名字上一勾，考生就进去了。

入学后，第一学期考试，我的成绩是丁等第一名，也就是劣等。所以当时一些顽皮的孩子﹣看见我就挺着大拇指说："你是不是这个？"我当时很难为情，但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个学期，我就考上了优等，平均各科八十多分，一直到小学毕业。这是不是由于我在这一段时间里"知耻近乎勇"而特别努力呢？也不见得，我看这大概同每个人青年期的智力发展过程有关系罢。

那时与我一起学习的学生多数是从乡下来的，每两个星期就由家里人﹣﹣母亲、姊姊、嫂嫂挑米来给他们当伙食。看他们额上流的汗，我就觉得他们吃的饭，真是"粒粒皆辛苦"啊！至于他们怎样做菜的，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当时的县立高等小学，是设在县城南门内的孔庙里。我们的教室，一共有六七个。但那时我们主要是在"大成殿"，即孔庙的"主殿"，放孔夫子牌位的地方。在"大成殿"后面的"崇圣祠"里，这里有几株桂花树，我小时候，就常常在这些树上爬上爬下。每年秋天，桂花开放的时候，全城都是桂树飘香。后来我虽然离开这个高等小学，但每当我闻到桂花的香气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时童年的生活、高高地趴在桂花树上的情景。

最初两年，我们都读古文，什么《滕王阁序》、《进学解》、《赤壁赋》等等；老师多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照字面逐句解释，没有什么新的或特别的见解。只有一个叫王漱眉的老师讲《史记》，倒有些吸引人的地方，他讲这些课文，具体而生动，而且讲得眉飞色舞。尤其可贵的是他还能注意到同学们读的时候不大注意的地方，而加以详细的解释，并指出本文的好处。据说他是前清时候的廪生。现在回想起来，他对于我的写作的进步，是有过很大的帮助的。不过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懒于改学生的作业，所以在他担任国文课时，每一个月才写习作一次。

除了国文算术以外，还有"自然"。老师有时也带仪器来，在讲坛上，当场"表演"给我们看。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到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问："地球为什么会绕着太阳转，而且还会自转？"给我一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转问我"为什么地球就不会转？"他这样一问，我也瞠目结舌。现在想来，他这个反问显然是搪塞之词。假如他能因势利导，好好启发我一下，也许我后来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会大一些。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还有两个小时的"习字课"，什么颜体、柳体、欧体，我也就是在那时学用毛笔写的。在那个时期里，是我最初正式拿起毛笔学写毛笔字的时候。那以后，我就写钢笔字的时候多，写毛笔字的时候少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叙述一下的。那时我们的学校就是在学宫（也就是孔夫子庙）里。所以除了每年的孔子诞辰，每个学校都要放"孔子诞生节假"以外，我们还要举行祭孔子的大典。主祭官是县长，此外还有陪祭官、司仪等等，名目繁多。我们学校的教师也多参加这种祭典，礼仪极为隆重。据说，在正式举行祭典的前一天，还要预行演习，正式举行时还有音乐伴奏。参与祭典的人还可以分到几斤猪肉。

住校的同学们都能亲眼看到这次祭典执行的过程，可惜我因外宿，而那天又是放假，我懒得起早，所以就没有看到这样隆重的古典的祭礼。现在想起来，还很感遗憾。

那时候，教育界人士都主张军国民教育，所以很重视体操教练。因此我们高等小学生既有"连教练"，又有"营教练"。我们每人都有一支木枪。教练的方式也同军队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形、动作，都是非常整齐一致的。下雨时，体操教师还要给我们上战术课，画地形。一个学期上一次野战操，即把学生分成两队，练习作战，放枪用炮仗代替。有中间突破，有两翼包抄，或两翼延伸，有偷袭后路，有佯攻，有假败。结束的时候由体操教师前来评判，确定哪一队胜了，哪一队败了。我们这些小兵，腿上打的是布绑腿，但排长打的是帆布绑腿，腰间还束着皮带，佩着木制的指挥刀，俨然似军官一样。

那时，同学们也都喜欢踢足球。而我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我没有钱买球鞋，只好赤着脚踢。而赤脚踢常常会导致脚被皮鞋踢伤、踢烂。伤口化脓时，我就自己去找化脓的草药来洗涤敷抹。为什么人们对踢足球特别有兴趣，我猜这大概是受南洋华侨的影响罢。所以直到现在，梅县还有"足球之乡"的雅号。除了踢足球以外，在我们学生中间也喜欢打乒乓球。因为这小球价钱便宜，所以甚为流行。

在这个高等小学读了三年以后，我的古文写作基本过关。《滕王阁序》我读了五遍就会背诵了。什么史论、游记等，我都能写了。可以说，我的写作的基本功，在县立高等小学已完成了。

谈到这个学校，我还想起了一个当年同我同座位的同学叫做李佐民的。我那时是十二三岁左右，但这个同书桌的同学却有三十多岁了。如果我有什么小动作或顽皮惹他生气时，他就很严厉地斥责我。他说："我儿子的年龄都比你大了，你还敢在我面前这样淘气！你再继续这样，我就让你吃'骨栗子'。他光头，胡子麻茬，有时胡子长起来，看样子像有40岁的人了。他古文背得很熟，作文也常是八十分左右。他究竟为什么这样老还来上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是个"蒙馆"的教师，当时他听说蒙馆不行了，要改办学校了，所以他就来县城读县立高等小学。以为入学的时候县大老爷亲自点过名的，将来回去至少可以合法地作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了，其地位据说可以相当于前清的秀才。

其次，那时也开始学英文了。最初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觉得这是讲番话，很好玩。还请过一位不会讲家乡话只会讲英文的华侨来教过这门课。我们看他有点傻里傻气的，所以上课时大家都不守秩序，叽里呱啦胡闹一番。后来又改请了一位中学毕业的教师教我们读英文，这人的英文实在也不高明，例如：" The other boy "他译成"此别童"，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另外一个小孩"，但是，学校也让他糊里糊涂地教了一年。

还有，我在高等小学的时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几年，读经早就废止了。可是袁世凯一称帝，民国五年即又被改为"洪宪元年"。大概是"袁皇帝"下的"圣旨"罢，高等小学又重新恢复读经了。

记得好像在我高小第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孟子》。那时为什么读《孟子》而没有读《论语》，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还不明白。一般说，我对孟轲的形象，与其说好，不如说坏。我觉得他架子很大，动不动就教训人，俨然以孔子的大弟子自居；其次他提倡实行空洞的"仁义"，而反对讲利。难怪他那种不着边际的议论要到处碰钉子了。大概我只读了半部《孟子》，也就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了。不久，洪宪皇帝垮台，读经就被废止了。

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大成殿"（学宫的主殿）聚餐，唱的歌词是什么"他日相逢下车揖"等等。我唱到这里，心里很是伤感。想到这许多人，虽然都是同县的年轻人，但离别以后还能够有相逢的机会么？果然，别后除了几个共同考进省立第五中学的以外，几乎通通都没有重逢过。即使重逢，但大家的思想不同，倾向各异，也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就是几个相熟和比较常往来的同学如温同、何柏泉、古栓谋等人，毕业后也从未见过。记得在临别的时候，温同是班上比较活跃的同学，他曾告诉过我，他将到云南、昆明去考"讲武堂"。但他以后怎样，也同样杳无消息！

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叫做李今发的同学，在高等小学时，他比我低一个年级，没有在高小毕业，就到香港读英文去了。不久，就又转赴法国留学。据说并改名为李金发，他到法国是去学雕塑的。后来我在高等学校毕业后不久，就听说他已经是西湖艺术专科学院的教师了。所以，他是我在小学时代中"惟一的一个有名科学院的教师了。所以，他是我在小学时代中"惟一的一个有名人物"。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间，我在上海的租界的游泳池旁边曾遇见过他，但那时他已娶有洋老婆，满身洋气；他也写诗，诗也满身洋气。而那时我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已怀着强烈的憎恨之心，当然我不会走前去和他认同乡、同学了，更没有做到"他日相逢下车揖"了。

回想起来，我在高小毕业时，年龄还小，很有点孩子气，对于别离满怀着惜别之情，觉得这么多同学，一道学习，一道练操，一道游戏，可现在一毕业，就一下分散了，各走东西，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逢啊！

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后，我就考进梅县城里省立第五中学，又叫梅州中学。校长是梅县城里人黎贯。据说，当时梅县学界分成城、乡两派，互相对立。黎贯是城派势力的代表。他来当校长的时候，就带了几位同他一起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的同学来。当我初进学校时，看见一些教师穿着笔挺的西装，心里很是奇怪。黎贯也是军国民教育的主张者，这大概是他从日本学来的。对学生主张严格训练控制。第一堂上课铃一响，他就下令把校门锁起来，不让迟到的学生进去了。学生出进校门一定要穿好制服，扣好风纪扣。对迟到早退控制得也很严。

但当时他也好像是个爱国主义者，每年到"五·七"、"五·九"国耻纪念的时候，他就对学生作报告。报告时声泪俱下，说他们在日本读书时，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和讽刺，因此他鼓励大家一定要报仇雪耻。但这两个国耻纪念日是怎么造成的？他没有说清楚，我们也不十分了了。在我们这些学生们的脑子里，他的报告只是留下这么个印象：就是日本人是侵略我们的，可恨的。他有些单纯的民族复仇主义的味道。他没有在新的情况之下，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不过他这个思想同我童年时期所听到的中国"有被瓜分豆剖"危险的思想一结合，它就形成了我们民族要独立的思想了。

记得1919年我们中国发动"五·四"运动时，我还只是个16岁的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县里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拿着小纸旗子，嚷着"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我们自己固然糊涂，老师也还是糊涂。不过好处是，他们并不出来阻挡我们的活动，阻挡学生的运动。

欧洲第一次大战刚结束后，主张今后要提倡和平的空气非常浓厚。好像德意奥等同盟国是专制好战的，而英美等协约国则是主张民主和平的。因此老师也介绍我们读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好像达尔文的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学说太残酷，过时了。老师又介绍我们读罗素的《到自由之路》，说这本书写得好。这时期上海北京等地又接连不断地请英美等国学者来讲学，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来讲过学。那时我们只把他们看成是有名的人物，至于他们讲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毫无所知。更说不上去作什么评价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国文和习作的课程内容也逐渐变化了。最初，我们学习写作，只写孔夫子的格言，写史论，写游记，写传说和故事，写生活的经历。但以后就逐渐改变了，写时评，当代的人物论等等。不过教学内容还是讲古文，讲楚辞、汉魏乐府，六朝小赋。以前是学习旧诗，读《唐诗三百首》；现在却学习写新诗（即白话诗）了。

不久，泰戈尔的名字常常在报端出现，他不仅主张民主和平，而且还是东方人，他的诗作还带有特殊的韵味。于是《小说月报》等文艺刊物也常常发表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等作品。这些东西像春天的和风吹到我们岭东的山沟里，引起了我们对新文艺创作的爱好了。而且进一步，使我们也鼓起勇气来学习创作。当时的《新青年》、少年中国学会出的刊物以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都是我们青年人所喜爱的读物。而且开始模仿写这样的东西。

当时，白话文同文言文的斗争还很激烈。现在我想起在我读县立高等小学的时候，就是爱读《玉梨魂》、《雪鸿泪史》这类今天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但经过五四运动以后，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没有味道，它同我们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还有，以前喜欢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这时也觉得他翻译得太粗糙了，不够细，而且是文言文，我也不喜欢了。倒是当时提倡的自由恋爱呀，个性解放呀，打倒孔家店呀，我都觉得有意思。想起以前在初级小学读书的时候，老在孔子像前跪拜，打屁股也要在他面前，遇见什么节日还要在他面前跪拜，觉得这老家伙很是讨厌。

其次，在写文章方面，也不用"之乎者也"，而用"的、了、呢、吗"了。对于三纲五常的说法，也怀抱着很大的反感。学习写文章，内容大致是当前的生活与回忆，某人某人的故事等。演说，也开始了，也学会写评论国家事了。文章中也收进了不少新的名词。如"作充分的准备"、"瞻望前途"等等，这些词老先生是不大习惯使用的。后来还请了一位某报馆的编辑来作语文老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对我们的写作，也没多大的帮助。

后来更向前发展了，学校又提倡写实用文。据说，这些青年学生就会写不中不西、不文不白、东拉西扯的空话，要他们写篇实用的文字都不会。于是，作文的题目又一变而为写卖房子的契约、寻物启事、与某某论白话文书、起草某某社会团体的章程、某某纪念日的宣言等等。这些文章写起来实在无味，许多老师也不重视了，他只在文章上简简单单批改几个错别字就算完事。有些人还在课堂上公开说，"我们写个条子也要有文采嘛！例如：'盼届时翩然惠临，我将烹茗候教'，如译成白话则只能写成'到时请来，我沏茶候驾'，这多乏味呀！""又例如：'群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像这样的句子，你怎样译成白话呢？老师年老，实在不好用白话翻译，还是请各位青年英俊之士把它译出来，给我们指教指教。"这当然有点发牢骚的意思，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起来反对，只好听之任之。校长都不管，我们就只好让他们讲他们的一套，我们读我们另外的一套。

当时，校长先生虽然在"五·七"、"五·九"举行纪念时，流过关心国事的眼泪，他的思想实质上还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封建性更多一些。例如：他对于当时东山中学的那些人就加以排斥。有一次开全县的运动会，偶因裁判不公正，省立中学的学生就倚仗人多势众，把运动会指挥所的帐篷等拆得一塌糊涂。自从这件事以后，双方的派系对立就更加严重了。试问这样的互相斗争，同各省各系的军阀互相残杀，不是有相同之处吗？

有一次，咱们黎校长请一位留学英国毕业归来的绅士梁龙来讲学（记得他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来的），开口就说："兄弟到英国去留学，读了七八年书，花去的现金几乎达两万多块，现在才算学成归国……"我当时坐在大礼堂后面，心里想，你那里有什么学问，你的知识是用钱买来的，你是知识贩子……当时，想到这些，我就同邻座的同学叫林觉的，两人悄悄地从会场溜了出来，互相帮助爬过学校后面的矮墙，扬长而去。

这件事后来被校长知道了，就大为不满，因为他这次请梁某讲学，也无非是想拉拢关系，搞好同上层人物的感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这样一走，就有损于他这个校长的威信，因此他对我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后来，我学科的成绩虽然是优等，但他硬是把我的"品行"列为劣等。终于在他当校长任内，只发给我修业完毕的证书，而不给我毕业文凭。

当我读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全国学生运动非常活跃。我们家乡虽然是偏僻之地，也组织起了一个全县的学生会，会名叫做"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会长是一个不大读书而喜欢搞社会活动的人，我则是梅县分会的秘书，负责起草一切文件，如声明、宣言、章程、通电等等。为此我还洋洋得意，自命为"岭东爱国一少年"。

上面说过城乡两派的矛盾。当时城派有梅州中学，在城派影响下的学校，有县立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合拢起来有两千人左右。此外，还有当时乡派的东山中学、美国教会办的广益中学、德国人办的乐育中学，他们则不参加这个梅县分会。

不过，当我们游行示威完毕的时候，东山中学也派两名学生前来参加集会。我们为了讲团结，也请他们登台演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两个学生一个叫李世安，另一个叫张昆贤。

当时梅县分会开始时检查日本货，每天由分会通知学校派学生，50人为一队，到商场检查日货。如证明确系日货，马上就把它们提到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登记下货主、货种、货名、货物质量、数量以及当时的价格。每经过一两个月，就把这些货集中起来，拿到东校场去焚毁一次，而且还要通知货主，要他们签字同意。最后还警告他们不得再犯，并向他们教训一番。

那时学生会的确有些力量，那些商会的人也只好乖乖听命，不敢反抗，而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干很有意思，真正的为祖国效劳。

因为要检查日货，必须要租条船经常在河上停留。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在月白风清之夜，在船上小憩。自己出钱买些花生、水果，在船上边吃边谈。所以在中学时代，我也可以说是学生中的小小的头目。

此外，课余时我还喜爱游山玩水。一到星期六，我就约些同学，三三两两到近郊区去游玩。游玩的地方有油岩、大东岩、高西岩、天字翊、尧枫桥、净土寺等。净土寺是小时妈妈常带我去玩的地方。这时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了。到那里去看，门庭依旧，但已没有一个斋妇是我认识的了。小时跟我一起玩的小斋妇月痕，也早已不在，据说已经跟她的师父到南洋去了。

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在我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学制也开始说要改革。据说，这是要由模仿日本的学制改为模仿美国的学制，就是说要把中学改成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当时的校长黎贯也调走了，调到潮州金山中学（也叫做省立第四中学）去当校长了。校长由他的同学李时可接任。这时学校当中比较出色的学生有林凤鸣（后改名林风眠）、丘学训、李伯明等，低一班的则有古大存、胡一声等。林凤鸣在中学时就以画出名，而且组织诗社学写旧诗。但我除了读过唐诗三百首外，没有读过其他，所以虽然很想参加也没有资格参加。后来，林改名林凤眠，并到法国学画去了。经过苦学，林在法国画有一幅"摹索"，颇为当时法国绘画界所称许，因而也得到我国蔡元培先生所器重。因此，在我读完大学四年后不久，他已经是西湖艺专的校长了。

在当时的梅县，人们一向都认为东山中学是左派，梅州中学是右派。但这样硬性地说某校是左派或右派是不够科学的。邓颖超东征的时候到过梅县，她就曾指出以学校为标准，来划分左右派是不科学的。当时东山中学里也可能有少数右派，梅州中学里也可能有少数左派。当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首先在九龙嶂树起红旗起来的，不就是梅州中学的学生古大存、胡一声等人吗？

我当时对梅州中学校长黎贯控制学生的方法是不满意的，但是我在那个中学时期里倒受了不少爱国主义的教育。记得当时最喜欢念的两句还是小时候听来的"忍令国土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觉得这两句很带劲，加上小时候受的教育，如"弱肉强食，瓜分豆剖","中国的危亡已在旦夕"等等的说法，证之于"五·七"、"五·九"的国耻，所以对于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只求维持优等（80分以上）就行了，对于考头名二名，我是满不在乎的。上课的时候，对数学我只求听得懂、跟得上，习题我是不大做的。所以我的数学水平经常只考到75分，因为四个题目中的最后一题都是要花较大气力去思考的，我常常做不出这道题，或做错了。班上有些人到二年级学习代数的时候，就根本听不懂也跟不上了。有一位同学还在考试卷上写了以下几个字："平时糊糊涂涂过去，今朝明明白白送来"，结果当然只能得零分。不过，这个对联当时也经常为学生们引为笑谈。

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以后，学校就改制了，由中学四年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而且实行男女同校。实际上这也就是说，由日本制改为美国制了。在五·四运动的这三五年间，出的人才是相当多的。由乐育中学出来的学医、学工的，由广益中学出来的有一批后来去协和学习，还有第一批在北京牺牲的革命同志﹣-梅州中学的杨广存。

但也不能说在这个大时代中，社会动荡，阶级分化激烈，在我们同班同学中就没有分化。有贵家子弟后来堕落为"掳人勒赎"的罪犯而被处决的；有一心一意跟国民党走的李秋谷；有因生活腐化而堕落为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李沈，解放后被枪毙了；有先是积极的左派，但在革命失败后因谋生无路又投到中统特务去的彭某。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又乘机溜到南洋，据说现在他脱离政治活动，另行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安心在那里作一个出色的中学教师。至于在广州起义的时候，后来因起义失败而牺牲的人那就更多，无法计算清楚了。

尽管在学校学习期间经常写实用文，如契约之类，但我还是喜欢文学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喜欢读《庄子》、《离骚》、六朝小赋，也喜欢读谈哲学问题的书。例如文学是为人生呢，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呢？这个世界是心还是物呢？对于这些问题，我脑子里经常在想，但又想不通，学校也没人指导我。到1921年，我就在这个中学毕业了。同班同学到北京、南京、上海投考大学或专科学院的就约占有三分之一。去北京、上海、南海投考大学或专科学院的就约占有三分之一。去北京、上海、南京费用很贵，我只好投奔广州高等师范学校。

但是没有机会升学的还是占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怎么办呢？有些人在政界人物中有亲戚关系的，就投奔那些亲戚那里去了；有些人南洋有亲人的，就跑到南洋谋生去了。但大多数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熟人，于是就只好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乡间去作小学教师。我知道其中不少是有才华的人，例如有个叫罗维的同学，对数学颇显才能，老师讲课之后，所有的习题他都能很快就确地做出来。还有两个喜欢绘画的，当时在中学里是同上面所说的林凤鸣齐名的，一个叫做钟龙麟，一个叫做李秉贞。后来李秉贞曾到一个美术学校读书，毕业后当绘画老师。至于钟龙麟则默默无闻，沉在茫茫的人海中了。

我们的校长经常是衣服整齐，或者是穿着他们东京高等师范的呢制服，或者是穿着笔挺的西装，看来他的脸上胡子相当多，但是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这显示出他是受过西方的教育的人。

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很明显的封建思想的痕迹，他在训话或者日常说话的时候，常常太多地使用"先父曾经这样教训过我……"其次他喜欢闹派性，例如开全县运动大会的时候，五中的学生曾大闹指挥部，以至全县的运动大会搅得不欢而散，动手打的当然是学生群众，但是点头出主意的却不能不怪这位校长先生。

他对同学也是老摆着面孔，从来不和颜悦色询问学生的生活情况、思想情况，讲些自己的经验教训，对同学们做一些亲切的谈话。后来我还发现，就是对于学校的教师，他也是摆出一种高居人上的姿态，带着训话的口吻讲话。

他作为一个校长，不经常注意学生的思想、学习和活动、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专门注意于学生的成绩展览，如学生的手工展览、绘画展览，当然这些展览都是同什么纪念会联系起来的，如孔子诞辰呀，国庆节纪念呀等等。

回想起来他当时的办学，一般说是有朝气的，但是没有思想、只求哗众取宠，猎取自己在社会上的声名。

记得他曾经作为中学校长的代表赴北京参加什么会，他当时匆忙地把学生的手工绘画图表等的拍照印制成图片带到北京去散发，而回来的时候呢，则带着自己穿着西装革履大衣的相片复制成的图片分送给本省的教学人员，以显示他本人的声望。

教师中有一位孙波庵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习作，他教的有些是《古文观止》中的篇目，有时也选《楚辞》和《史记》中的篇目。当他讲到"媚媚兮秋风"时，他就这个具体的形象显示出来的意境加以发挥，这就使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得到很大启发。我还记得在我的一篇习作中，他作了一段批语："你如能再加努力，将来不难在文坛上获得一席地位。"他对我这样高的期许，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永志不忘。

可惜到了第二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离开我们学校到别处去做教学工作了。

接替他来教国文的是黎茂仙。他讲书生动、幽默，但是懒于修改同学的习作，而且他还要当中医，很忙于这些杂务，我的作文照例是每次都78分，好像已成为一个规格，所以他对于我的帮助不大。

还有一位叫做梁伯聪，他人顶朴素，教起课来声音洪亮。他教的是修身和图画两门课。但是他的功绩不在于教课，而在于他有些创造。例如他能够把许多破纸用水泡成泥浆一样，然后用这些纸来塑造形象，最大的如孔夫子像。他能利用废料来做出有用的塑像，这也是一种小小的创造。至于图画，他自己倒没有画出什么好的作品，但是他却有几名好的学生如林凤鸣、钟龙鳞、李秉贞等。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