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13）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之第八章：我的父亲

（长篇连载13）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

之第八章：我的父亲

第八章：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父亲的皱纹是大地年轮，手掌的裂痕藏着星辰轨迹。他教会我：真正的山岳不在远方，而在扛起露珠时弯曲的脊梁，仍向天空交出笔直的影子。

《父亲的刻度》

他腕上的上海表仍在锈蚀

秒针卡在八七年某个雨夜

当我翻开泛黄的备课笔记

钢笔水正漫过煤油灯下的山脊

采访本积攒着三十载沉默

每道裂纹都是未说出的训诫

直到儿子用蜡笔丈量影子

才发现他的背弯成了尺子

丈量我走向他的每一步

却永远够不着年轻时的自己

这是我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于山城重庆写的一篇散文，今原滋原味，放置于此，留着纪念——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391天，但我时常见到他，梦里。

梦境依稀，回忆却分外清晰！

父亲不高，1米65左右，跟母亲的身高相似，比我整整矮大半个头；父亲不壮，精瘦，比我小了整整一圈。我们父子俩走在路上，除了神似，其它方面反差特别强烈，我是父亲的绝对加强版。

但父亲却极为精神，双目永远的炯炯有神，小平头发型四季不变，头发直立，正如他倔强的性格；走路一阵风过，敏捷而果断；语速飞快而掷地有声，语言丰富、平实而富感召力；性情温良敦厚，大是大非也金钢怒目；处理事务快刀斩乱麻一般。

父亲叫傅元洪，在我老家当了三十多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人们喜欢称呼他叫傅支书。

父亲已经走了12年有余，但我的老家，还流传着傅支书的故事……

一

1985年，父亲来到我们大学

父亲病倒了，病根是“文革”种下的。

病情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那年他七十二岁。

他微微苦笑，强忍住肌体的疼痛：“人总是会死的，我不怕，父亲伯父祖父都没活过五十岁，而我却活过了七十二岁，如果不死，可能还可以活几年。”

父亲求生欲很强。

他要看看他的儿女，他的孙子，他的曾孙们，他希望他们能有出色表现、人人幸福平安。

他留恋越来越新的生活，留恋每天至少两顿酒、两包烟，留恋与别人无休无止的亲切与吵闹，还有麻将桌上无碍大雅的小小娱乐。

我穿越时光隧道，突然来到1999年的12月4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星期六，父亲七十二岁生日刚过一周。

冬雨绵绵，淅淅沥沥弥漫天空，整个大地灰蒙蒙一片，我走在家乡新修的泥泞不堪的马路上。在成都公干数日，老家四处追踪，终于使我知道了老父病危的消息，我必须回去，哪怕因此影响了工作，我也要回去。此时我才明白，昔日敬佩的某某英雄哪个豪杰何方先进，他们往往在亲人病危时因工作的需要而脱不开身，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人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值得学习。但我无论如何也是学习不了的，我们父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尽管表达感情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我已经违背了—个诺言，让老父及亲人们大大地失了一回望。还是上个星期六，农历十月二十一，这天是老父七十二岁的生日，我答应一定趁星期回家一趟，并让时年九岁的儿子写好了两幅对联，小儿子写得非常认真，质量也相当好，远远超过我自己。但是因为到成都出差，加班加点地写一个达成公司的经验材料，不能回去，电话告知，亲人们大失所望。我本来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害怕解释不清，于是找到成都工作的侄女傅春艳，让她先打电话解释解释，然后我自己再亲自打电话，亲人表示理解，但仍失望。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了，今天正好也是一个星期六。

星期六，对我来说多少有些特殊的含义，我怕星期六!

我想起了那年秋天的星期六，黑色星期六，差点要了我小命的星期六。

1976年，作为乡村干部的父亲，被委派到潼南县三块石水电站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这时我读小学二年级，除了去过乡上以外，哪儿也没去过，我没看过火车汽车，哪怕是自行车，连电视这个词也未听说过。于是我有了见识世面的机会了，我要走出山沟，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每个寒暑节假日，我都会去60余里远的县城，离县城十余里处便是三块石水电站，父亲在那儿专门负责永安乡工程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工程队有管理人员一百多人，民工数千人，并且是走马灯似地不停地换，父亲就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

父亲带着百多号人，风风火火地赶到工地，在高高的山坡上搭起了简易的瓦房，四百余间。

山城重庆称火炉，夏日天气酷热难当，摄氏42度的极端高温天气随时可见；而潼南县城热过重庆，三块石电站又热过潼南。父亲本来可以不必动手，动动嘴巴就行，但他不，他是个急性子，一周的事情巴不得一天做完。于是自己亲自上阵，声音大得震天，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嗓子痖了又好，好了又痖。抬石头，贴墙砖，架屋梁，父亲成了“水人”……短短—个星期，四百余间简易住房竣工了。

这一年，父亲49岁。

工程部张指挥长感动地说：“傅支书，真有你的，我服你了！”

父亲咧嘴一笑，早点干完，早点了事。

30多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兴修数十座水库，不都是这样干的吗？

工友夸他，傅支书都这样亡命地干，我们怎么好意思偷懒。

父亲笑了。

大队人马开进了工地，开始了施工。

父亲负责这数千人的后勤保障。

他想方设法，日思夜想：怎样才能用较少的钱，去办较多的事，民工们很辛苦，一定要作好他们的后勤保障工作，让他们吃好饭，并且不能冷着他们，不能热着他们，不能让他们有危险。

父亲开始了八方打听，四处采购，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什么东西都靠供应，粮有粮票，肉有肉券，但“黑市”已经存在，父亲就经常光顾这种黑市，以便替民工们买到可口的东西，补充必须的营养。这一干，就是六年。

父亲负责经济供给，但经济方面没有出一分钱的差错，领导对他的评价极高：老傅不简单，可惜我们发现他晚了些，如果放在要害岗位，他肯定能做出不俗的成绩；民工们对他的评价极高：傅支部没有半点架子，与我们打成一片，事事为我们着想，对我们无微不至……

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

我十一岁那年深秋，一个星期六，我向老师请了假，步行去父亲处，其实车票并不贵，6角，但那时确实太穷了，这6角，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笔巨款。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从下午两点出发，走到县城，已是深夜，到三块石电站要过一条宽宽的涪江河，而此时早已停渡，过不了河；住旅馆是住不起的，于是我一个人在潼南街头徘徊，秋风凉透人，我不敢睡觉，只得在街上来回小跑。饥饿、寒冷、疲倦，真让我万分难受，我脑中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是我的，我麻木像疯子，在昏黄的路灯下小跑着。—个公安发现了我，见我形迹可疑，就上前盘问，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时代，人们的觉悟普遍很高，他对我问得相当仔细，我一一老实作答，他就带我到了派出所，给三块石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指挥部告诉了我的父亲，一个时辰不到，父亲就赶来了，他是专门租了一条小渔船来的。

父亲满头大汗，焦急万分，喘了好一会儿的气，才说： “你!?”

我无言以对。

父亲看到我的狼狈相，没有责怪我，托起我，让我骑在他的肩上，回去了。

我是父亲的第十个孩子，从小长相乖巧，智力非凡，学习成绩老是第一，所以深得父亲的喜欢也毫不为怪，于是，“骑父作马”便成了我的一个特权。

林则徐年幼时其父扛着他去应试童子试，考官戏出上联“骑父作马”，他脱口对出下联“望子成龙”，立即化解其父尴尬，并道出可怜天下父母之心。我不敢自比老林，但天下的父爱却本质一致。

也就是这一次，不幸发生了。

在三块石水电站父亲的宿舍里呆了十来个小时以后，我要急着回家，我要上学，于是匆匆告别父亲，父亲给了我的路费，但我舍不得用，为了抢时间，就去爬货车，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不知是手吊酸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我不醒人事，好几个钟头过去了，我仍然昏死不醒，睡在马路边上，也没有一个人敢来救我，但鬼使神差，我居然醒过来了，并且奇迹般地走进了医院，医生救活了我。父亲知道这一消息后，顾不得身边的工作，连夜赶回了家。

父亲是跑回来的，他没能坐上最后一班客车，也没能搭上本来就十分稀少的货车，他就靠他的双腿，跑回来了，60多里路啊。

他已经五十岁了。

父亲满头大汗，焦急万分：“你?!”

我躺在病床上，扎着厚厚的绷带，浑身是血，惨不忍睹，我哽咽着：“爸爸，你?!”

父亲默默地看着我。

二

父亲1985年留影

父亲出生在192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

父亲有一个庞大而富有的家族，却出生在穷人家庭。傅姓是一个大姓，傅家是一个大家族，这一带大多数都姓傅。

我的曾祖傅启孝，是一个精明能干、眼光远大的粮食商人，合作伙伴包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父亲杨绍清；将儿子与最大的地方、土豪张礼邦“打老庚”，也就是结拜兄弟，外号“傅粮贩子”。由于他勤劳善良，精打细算和超前的胆略，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路子越走越宽广。他用大把的银元在牌坊寺买了地，买了房；又在崇龛镇上买了店铺，兼做起了粮油副食品生意。

他是一个有钱人，且乐善好施，所以远近闻名。

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件很让人自豪的事情，是关于他爷爷、我曾祖的事情。

1886年，美、英传教士分别在重庆浮图关下的鹅项颈和丛树碑两处强修教堂。市民散布揭帖，约期反教。7月2日，商人罢市，正在重庆应考的武举生员也罢考，连续焚毁美国教堂和英法洋房。群众围攻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的教民罗元义住宅。罗元义指挥打手百余人，打死打伤群众30余人，群众无比愤怒。7月25日，聚众3000多人。这一天，曾祖傅启孝也在重庆，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大家合力捣毁了城外白果树法国天主教教会书院，并与保护教堂的清兵发生械斗，青年石汇怒杀弁兵一人。江北、潼南、萦江、南川、铜梁、大足等县群众纷起响应，掀起了川东反洋教斗争的新风潮。教案发生后，英、美、法公使向清大肆要挟，清急派川督刘秉璋“查办”，最后以处死凶手罗元义、处决石汇并赔款335000两。

“你曾祖还是一个小头目哩。”父亲告诉我。

川东反洋教斗争，比同等性质的义和团运动早了14年！

1904年9月，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著名的甲午海战十年以后，在我的家庭史上，也写下了抗击土匪的一页。

柏梓镇有个土匪外号黑九，暴戾凶残，无恶不作，打家劫舍，横行乡里。那天，他绑架了曾祖，老家叫“绑肥猪儿”，索要天价赎金。

但聪明的曾祖机智地逃了出来，连夜赶回牌坊沟，马上组织人力物力，修建了炮楼，挖好了护城河，买来了大狼狗，高价购来了枪炮。

清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哪里管得了人民的死活。

政府无望，只求自保，曾祖和他的亲人们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月黑风高，黑九气急败坏地杀到牌坊沟，试图武力抢劫。

护城河边，土匪进不了雕楼，他们开始放枪，牌坊寺顿时枪声大作。

曾祖和他的儿女们开始了还击，土炮乱轰，步枪齐发，土匪们狼狈而逃。

从此，曾祖不敢轻易出门，并派人四处打听信息，随时防止土匪进犯。

又一个晚上，土匪增加了两倍的人力和火力，来到牌坊沟，一阵强攻，但曾祖早有准备，土炮里装着坚硬的石块，新买回的步枪火力威猛，狼狗发出恐怖的嚎叫，乡亲们也纷纷赶来支援，土匪落荒而逃。

土匪绝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于是勾结官府，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们把一具尸体丢进了我家的护城河。天亮了，来了一群国民党，他们诬陷曾祖杀人。

从此，曾祖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

请客送礼，四处游说，既费精力，也费物力，生意也顾不得了。

从此，家道中落。

曾祖郁郁而去，终年四十九岁。

从清朝，到民国，城头变换大王旗，但换汤老是不换药，国破民弱的实质未变。

曾祖去后，祖父傅定亨继承遗志，祖父善良软弱，胆小怕事。与曾祖相比，不论是魄力、毅力抑或是能力，都不能相提并论，他不能挽大厦之将倾，再说，由于前妻去世，生活坎坷，所以对前途失去了信心，迷上了赌博，把大箱大箱的银元输给别人。他还迷上了鸦片，在吞云吐雾之际，家庭败矣。

父亲是192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的，他一出生，就遇到了生存问题，这时，我的家已经一贫如洗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因为家族败落，田土卖光，所以解放以后，根据当时的标准，我家的成分定为了贫农。

1951年，潼南刚刚解放不久，祖父因喉咙长疮去世，终天四十八岁。

这年父亲二十四岁，是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这年二爹十一岁，幺爹八岁，奶奶三寸金莲，虽然勤劳能干，但毕竟一介女流，二爹要读书，幺爹要生存，父亲还有自己的三个小孩，所以，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

父亲虽然个子不高，但身上似乎蕴蓄了无穷的力量，他挑着近两百斤重的谷草，从牌坊沟挑到溏坝、遂宁、安岳，甚至重庆等地，尽管辛苦一天也只有几斤米钱，但他其乐无穷；他挑着自家栽种的梨子，一百余斤，从家乡到重庆，五百余里，爬山涉水，靠自己的双腿，然后挑回满满的猪油渣，赚点油盐补贴。

父亲是生产积极分子，革命热情很高，能识一些字，口才极好，积极协助解放军工作组搞土地改革。

其实，早在潼南尚未解放时，父亲就认识了一个陈同志，陈志友，一个以行商作掩护的地下党，他们不但是生意上很好的合作者，也是生活中互相关照的好朋友，在父亲的掩护下，陈志友安全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也是这个原因，潼南刚刚解放时，父亲就迅速入了党，并被委任为农业互助组组长、农业合作社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解放军的得力助手。

三

父亲、我、儿子

父亲的最大挫折在“文革”时期。

父亲一生，命途多舛。反右时，他挨斗；反左时，他遭批；四清运动，关他何事？他依然挨整。提拔到公社当干部，调令都写好了，很快又黄了。刚刚挨批了，又说批错了；这才遭整了，很快又平反了。

196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中海南的烈烈战火烧至偏居一隅的农村老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不打他就不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时间，打砸抢成为时代主旋律。1966年，父亲被戴上高帽，接受批斗，游街，还有人暗暗施以拳脚，“打太平拳”。

不久，父亲被押到双江，进行劳动改造，整天抬一种被称为“四八料”的大石头，整天累得腰酸背疼，也从此落下了一身毛病，脾气也变坏了，动不动就骂娘。

本来，父亲组织农业生产，参加经济建设，搞得红红火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代，他都主动积极，以高昂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投身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文革”爆发，“左倾”泛滥，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历害，父亲作为兵头将尾，他要听党的，听上级的，所以，他要亲自去“割”，他带着他的“兵”，到处“侦察”，哪家种了自留地，就给他挖掉；哪家喂了鸡鸭鱼鹅，就给他杀掉；哪里有山林，就给他砍掉，然后用它来“大炼钢铁”……

回家后父亲暗暗流泪，像这样搞咋个得了?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饿死人是平常事。“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是天性，所以，农村的偷盗现象较为普遍，父亲一生疾恶如仇，他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在他身边发生。一次，五社抓到一个偷吃刚刚种下的红薯的人，父亲大怒，如此不讲天良，一定重处。父亲给了他一顿耳光，关了他一夜。

回家后，父亲很后悔自己的鲁莽，农民偷盗，实因太穷了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他与一个他认为的知心朋友交谈：这种搞法，国家怎么办?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哪来干劲干活?

“知心朋友”向“组织”作了“如实”的汇报，组织认为父亲有“反党”之嫌，让父亲戴上了高帽，“知心朋友”却成功夺权，他“升官”了。

父亲被游街，不明真相的群众趁机“报复”，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

在双江，父亲常常累得直不起腰，饿得眼冒金星，含辛茹苦的母亲经常步行一个整夜，给父亲送去仅有的粮食。

十年文革，把中华民族折磨得伤痕累累，让大好河山体无完肤。我的父亲，官不上品，位不入列，但所受折磨并不见少，身心遭受巨大伤害，特别是身体健康。

甚幸，1976年，拨乱反正了，落实政策了，父亲“官复原位”了。此时的父亲好似迎来了春天，他有一个极其朴素的思想：是共产党、毛主席让穷人翻了身，尽管现在依然贫困，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父亲召开社员大会，找群众个别谈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让粮食的亩产量上去，让农民先吃上饱饭。

于是一系列的措旋出来了，什么按时出工，按时收工，自留地自种，发展农副业，多养鸡鸭鱼；什么公分强度制，按分分配制等等等等，并责成各社调动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陛，坚决完成各项指标。

大家被他的热情打动了，都用前所未有的干劲，搞好农业生产。

父亲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四处取经求教，严格要求村社干部，坚决杜绝过去那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正因如此，父亲得罪了不少人。

一次，一个社员无故迟到，父亲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一次，一个村社干部未能组织好水塘的整修工作，被父亲大骂了一顿，看着生产就是搞不上去，他太着急了。

这一年，饥饿现象没有了，初步实现了吃饱饭的目标。但是，有人又把父亲告到了乡上，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第一、违反中央精神，“群众运动”搞得不热闹。而把精力放在生产上，这就是“唯生产力论”；第二、思想武断，作风不实。

父亲大怒，当即予以反驳：难道让农民吃饱饭就违反中央精神?难道不管不问、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好?

党委书记受到了挑战，这当然是不容许的，不久，父亲变成了副手，协助旁人的工作。

父亲沉默了。

四

1991年全家福

1981年，父亲告别潼南三块石电站，回老家务农，正式告别他所谓的支书岗位。

从1950年走上农业互助组组长这个岗位以后，尽管文革期间遭受批斗，但也没有明确罢免他的职务；后来到了三块石水电站，他也是以这个身份上任的，所以，父亲的党支部书记生涯，档案认定是三十一年。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母也偶尔吵架，但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共同打拼，二人的感情堪称楷模。

父亲除了工作努力、精于农活以外，对家务一窍不通，可母亲除了农活样样精到，回家还要做干不完的家务活。

全家七姊妹，七个长身体的孩子，七张嘴。

其实应该算十个，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饥饿疾病而夭折。

所以，尽管父母已倾尽全力，但我们仍然经常饿饭。

父亲劳累—天后，回到家里一般不会做家务活了；母亲尽管也异常劳累，但她还要做饭，还要洗衣，还要照顾年幼的我们。

父亲对我们极为严厉，他有一句口头禅：“黄荆条条出好人。”所以，他教育我们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打。当然这个打绝不是真打，但也绝不轻松。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吃饭时是满满的一桌，虽然生活清苦一点，经常吃不饱饭，但家庭生活却相当温馨。父亲很严厉，但我们并不十分怕他，夹菜时我们常常是绕桌一圈，然后才放回自己的碗中，或者是开玩笑似地给某某夹菜，一个假动作以后菜又到了自己的碗中，没大没小。父亲狠狠地瞪我们一眼，看确实制止不了，他便没了言语。我们兄弟姐妹也吵架打架，他厉声制止，这时我们知道他真生气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其实我们还是很怕父亲的眼睛，只要他一瞪，我们顿时老老实实，否则，挨打无疑。

一次哥哥与邻居小孩打了架，父亲一个眼神，哥哥没有在意，父亲挥舞竹棍，一顿猛打。

兄弟姐妹没挨过父亲棍棒的可不多。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管得不多，但他话少却管用，他说，你这些小崽子一定要好好读书，今后才会有出息，如果读得，读到哪里我都供；如果读不得，就马上给老子滚回来做农活，不要浪费老子的粮食。

他常常为我感到自豪，因为老师们总是当着他的面表扬我，什么聪明懂事、什么前途无量，父亲总是抿嘴而笑。每次大队开会，他首先作报告，然后肯定有我代表全校同学发言，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什么学习“大庆”学“大寨”。

1982年，我上了高中，学习任务相当繁重，父亲定时让小侄儿带来足够的生活费用。

父亲从潼南三块石电站回家以后就干起了生意，带着我的三个哥哥、两个姐夫，我也利用寒暑假帮帮忙，先是收购加工猪鬃，居然一举成功，父亲还了借款，有了存款，1982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优秀个体户”“支援出口、为国争光”，他从重庆抱回了一块金光闪闪的赤铜招牌，心里乐开了花。

很快，父亲又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之一。

几个哥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修了楼房，装了电话，买了VCD及音响彩电。那时候的农村，这些东西算奢侈品。但不幸的事又发生了。

尽管中央的各项政策已经有所松动，但地方保护主义，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父亲的生意被彻底“打倒”。

父亲他们搞粮食贩运，从柏梓镇等地方，收购绿豆、辣椒、大米等农产品，用大货车拉到重庆，赚点差价。

生意辛苦极了，但父亲不怕。

冬天一身泥，热天一身汗，摸爬滚打，磨破嘴皮，生意终于越做越好。

1984年夏天，父亲收购了10余吨绿豆。带着我的两个哥哥，租用了两辆货车，向重庆开去，汽车刚过三汇，就被几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说这是投机倒把，硬是把两车绿豆全部扣押下来，并且把父亲和我的一个哥哥关了一夜，另一个哥哥跑了出来，千方百计找人与他们理论，但无人理采。父亲出来后多方找人，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来到我所在的柏梓中学，叫我给当时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杨汝岱写信。

想到父亲、哥哥的艰难困苦，想到家庭的种种辛酸，我奋笔疾书，向杨书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信。

这次损失非常惨重，几乎血本无归。10余吨绿豆，当时的市场价是每斤4角多，每吨近千元，一共损失—万多元，当时的一万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是父亲及各位哥哥辛苦几年的血汗钱。而如今，一下子就没有了。

父亲异常焦急，然而没有用。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然而结果来得太迟了，1992年，有关单位才退回了这笔款子，但一是按当时的市场价；二是东扣扣西扣扣，最后已经所剩无几了。

五

父亲的他的孙子

1985年9月，我要去上学了，父亲硬要送我。我说，已经是大学生了，何必要送?

父亲说，不是送你，主要是想去看看大学是什么样子，我这一辈子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要是老子有文化，老子早就……

父亲不说话了，我知道他是怎样想的。是的，父亲也有缺点，但优点很多，个性鲜明突出，很有头脑，很有本事，只是文化太少，略识几个字而已，读书看报都不行。

我们坐汽车、乘火车，父亲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罪，身体受到了摧残，所以身体一向不大好，但今天父亲精神却不错，一路上都兴致勃勃。

大学四年，父亲来过学校十余次，每次都来去匆匆，他说，他就是想来看一看。

1989年7月，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内江当老师，成家伊始，生活清贫有加，父亲赶到单位，送来现金两百，那时的两百，堪称巨款，我真还无地自容，工作了，还要老人关照，真真的汗颜了。

父亲一生从未坐过火车卧铺，我一定要让他了却这桩心愿，于是我专门买了票，陪父亲坐上卧铺专程到重庆，一路上，给父亲当起铁路知识普及培训师，父亲高兴得像玩童。

父亲奔忙一生，从未静下心来旅游过，我一定要让他了却这桩心愿，于是我们一起到成都，虽然只是一日游，但父子一起逛公园，坐茶馆，神吹乱聊，父亲笑容灿烂。

1997年，我调到重庆，父亲很高兴，顾不得重病在身，一定要来重庆看我。

父亲来了，我们坐的士到了寝室下面，父亲几乎不能走路，我就背他，但不行，他太瘦，皮包骨头，背在背上会痛的，我就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1998年4月，父亲病危，几乎人事不醒，但他仍然望着连着外面的长长小路，他想念在外工作的儿子，他盼望我能回去。

我当然要回去，父亲一见我，笑，奇迹便发生。父亲能吃饭了，父亲又活过来了。

父亲想出去看一看。

家乡马路，尚未修好，崎岖不平，我用自行车托着父亲。慢慢走在家乡的马路上。这是一个艳阳的春日，天空弥漫着轻柔的白云，轻风吹动淡淡的云彩，草绿极了，树绿极了，崎岖的马路蜿蜒，村民们闲适地聊天，牛羊懒散地漫步——牌坊寺沉浸在春意盎然之中。我们慢慢地走着，很久很久，夕阳映红了天边，远近炊烟阵阵，鸡犬之声，互相照应，父亲靠在自行车上，紧紧倚着我强壮的身体，我小心翼翼地扶住车把，让车子慢慢前行，心里异常恬静。

六

父亲病了，很重，肺气肿、肺心病、帕金森综合症，不敢睡不能睡，不敢吃不能吃，在椅子上坐了半年了，瘦得皮包骨头，有时也神志不清。

父亲病了，我很难过。

但静静思之，又渐趋平静。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求无愧于心。生，是自然规律；死，也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定规律。

父亲重病，我肯定得回去看他。

人生一世，究竟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钱、权，抑或别的? ’

参悟良久，我若有所悟。

感情，是感情，真正的感情!

亲情，爱情，友情，同志情!

那天深夜子时，我得到电话，说父亲走了！

尽管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但当我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还是懵了。

打不到车，就地喊了一辆摩托车，对方要价500元，我说行，告诉他要快，一定要快。

重庆离老家也就200多公里,但那个时候路不好，尽管摩托车司机拼命似地轰动着油门，但还是在近5个小时以后才把我送到老家。数九寒冬，我早已冻僵，但我浑然不觉。

我长跪在父亲的灵前，紧握父亲逐渐僵硬的双手，凝望着父亲紧闭的眼睛、冷峻的脸庞、紧闭的嘴唇，我哽咽无语，一任泪水悄然下落：“父亲，你安息吧!”

但我不相信父亲去了，不相信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热土，离开了他热爱的人和事、景和情，我总觉得父亲的心脏仍在跳动，耳边总是隐约着父亲的声音，父亲，你会站起来的!

就是这个日子，公元2000年的1月9日21时差5分，农历腊月初三，星期日，父亲第三次昏迷过去，醒来时只说了一句：“这下子可能不行了!”然后，父亲闭上了眼睛，就这样睡着了，安祥地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就这样，父亲走完了他极其坎坷的七十三个风雨春秋。

父亲不想走，他热爱着他身边的一切，他割舍不下他的亲人、他的友人，他留恋着辉煌的昨天，他还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说，等明年开春后他还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听听外面的新鲜事，但他不能了，今生今世永远不能了。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刚才还是神态自若，刚才还在谆谆教诲孙子曾孙们要好好念书，可现在，父亲就这样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北风刮得愀心，在山沟里肆虐；天空弥漫乌云，在漆黑的夜空徘徊，亲人们齐声恸哭，痛彻心肺：“父亲，你不要走，不要走啊!”

我们没能留住父亲，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虽然是不带遗憾地走了，但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无尽的悲痛、沉痛的哀悼以外，还有遗憾：“父亲，我们让你失望了，我们没能让你老人家看到子孙的辉煌!”但是，父亲，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定会把悲痛与哀思化作生活的动力，我们不会辜负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的。

我长跪在父亲的灵前，父亲的一生就像电影的特写镜头，在我的眼前清晰流动起来——

我们本是大姓旺族，但父亲出世时已经家道中落，年幼的父亲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祖母实在勤劳能干，但祖父却病入沉疴，为了养家，为了糊口，为了给祖父治病，为了供年幼的兄弟上学，父亲开始了辛勤的劳作：向地主租地，然后埋头苦干，巴望着能有好收成，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干活，拼命地干活，用一轮一轮的汗水与劳累换取少得可怜的回报；然后利用农闲时挑上自家种的农产品或者水果之类的东西，靠自己的肩膀和双脚。挑到五百多里开外的重庆城，卖掉后换回油盐酱醋，挑回猪油的渣子，卖掉后赚点零用钱。其间的艰辛与苦涩，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家乡解放不久，祖父离开了人世，家中又添了哥哥姐姐，父亲又当上“兵头将尾”，这下父亲的担子就更重了。但父亲是一个极有魄力的人，他只要不干，要干就绝对要于个好。 父亲干什么都是积极主动，他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事情干不好、干不完，他是绝对睡不着觉的，所以，什么事都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他敢于动手，敢于动口，敢为人先，他领导的六大队是全县闻名的“先进大队”，父亲也是全县闻名的党支部书记，在他那个圈子里面，没有哪一个不知道“傅支书”这个人的，社员之中，没有哪一个不服傅支书的；他的威望，他的影响，他的脾气，他的个性远近传扬。他组织生产，他搞农业合作社，他搞互助合作，哪一样没成?哪一样没受到县里的肯定?有他亲自参与修建的一条三里多路的引水渠，救活了数百人的庄稼地，使他们代代受益，让他们有口皆碑。

只可惜父亲的文化实在太低了，他只认得几十个字。

“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防左”时代，父亲跌了“跟头”。只因与当时的“左”的路线有分歧，他降职为大队长。但他没有灰心。社员还是听他的!

“文革”时代，父亲被批惨了，因为他“过分强调生产”， “斗私批修没搞活”，他被“发配”到双江镇“劳动改造”，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彻夜的忧虑与长久的劳累，严重伤害了父亲的身体，父亲也从此落下了一身毛病。

1976年父亲被委派到潼南县三块石水电站，负责永安乡工程队的后勤保障，修营房，购物资，保供给，父亲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处处为民工着想，时时替民工分忧，经济工作毫不含糊。民工赞扬他，领导表扬他，可他淡淡地说，人嘛，就应该活出一个样子来。

父亲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1981年三块石电站修好了，土地也承包到了户，父亲回到家乡，组织几个哥哥，搞起了生意，迅速成了为数不多的 “万元户”之一，父亲也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个体户”“支援出口、为国争光”。

进入90年代，父亲病了，显然老了，几个哥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父亲从此闲赋在家，动动口，偶尔也动动手。

几乎每年的春节，乡党委都会给父亲送来慰问品与慰问金，因为父亲多年的杰出表现与近50多年党龄!

父亲是闲不住的，松土、种菜，指挥大家种庄稼，给大家出主意、想点子，依然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依然的豪放、爽朗、豁达。

父亲每天必喝两次酒，甚至三次，抽两包烟，也偶尔打打麻将、棋牌，他常说，作人嘛，一定要劳逸结合。

父亲说，现在生活可好了，大家基本上都有了楼房，有了现代化的东西，但还不是每家都有，所以他就希望每家都有，他担心这，担心那；他希望这，希望那；他老想做很多很多的事，他老想管很多很多的事，但他毕竟老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奋臂在前，扯起洪亮的声音，用坚实的臂膀去亲自开拓前进之路，所以，父亲老是说，他还要活几年，看看几年后的家乡，几年后的中国有什么变化；所以，父亲老是说，他希望大家都好，好得很!

可是，父亲看不到这些了!父亲去了！

但我不相信，不相信父亲去了，父亲分明在我身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谈举止，分明在我心里，在我脑中，在我的面前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2000年1月11日，阴阳师算出是个好日子。1月10日，我们为父亲修墓，挖坑，用上好的石头砌……我和我的亲人们专心地做着这一起，我们使出全身的劲，默默无语。

1月11日子夜，我们要送父亲上山。送葬队伍沿公路而蜿蜒，我披着长长的孝帕，木然地走在送葬队伍中间，灵魂好似进入了天堂，好似看见了父亲那熟悉的笑容。

愁云惨淡，阴风劲吹，棺木缓缓落进墓穴，我突然失声痛哭，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父亲，确确实实地去了！

从此，我失去了我最尊敬的人，我失去了自己最信赖最自豪的人，我失去了生我养我的恩人，我不能再尽孝道，我没有了严厉而亲切的责骂、严肃而中肯的劝勉，以及成功背后的掌声与笑容，更没有带着笑容，慢慢地读着我想精心写作的《我的父亲》了!

然而，人终究要去的，等待着每个人的，最终都是一杯黄土!

面对父亲的匆匆而去，我怎样才能从痛苦与思索中走出一条醒豁之路呢?

从此，我陷入了极其痛苦的思索。

父亲一生正直、无私、豪爽，他留给我的，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闪光的思想，不朽的精魂!

父亲，你安息吧！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于山城重庆

挑平荒岭阶九重，

风霜岁月刻颜容。

辛勤劳作不言苦，

教诲深情蕴意浓。

扶家护社遮雨雪，

引航子女向高峰。

感恩父爱如山厚，

相伴今生赢我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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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