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夫回忆 19 延安学习时我将自己的名字“徐国富”改为 “徐国夫”

整风与学习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 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 《反对党八股》的报告；6月8日，中宣部发出整顿“三风”的指 示，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 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其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 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就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延 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首先在中央机关、学校、当地政府中进行， 而后在全党全军中展开。

指挥边区政府圆满完成“五一”反“扫荡”之后，我返回一 二九师，进入抗大总校继续学习。

10月初，抗大总校奉命迁至陕 北米脂县，经过考试，我和许多参加长征的干部被中央党校录取， 来到党校二部所在地——延河东、枣园南10里的大边沟口报到。

刚入校，校部为我们一二九师新入校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床被子，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 一身新服装。

经过五月反“扫荡”之后，我 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记得到达党校时我仅有一条烧得很多洞 洞的破线毯，身上的衣服更破烂不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当时一位校领导看到后说：“你们真是太艰苦啦!”

此时， 一次性 发了这么多生活用品，真是十分感动。

接下来我们开始自己动手 挖窑洞。大边沟口土山的土层很厚很硬，正是挖窑洞的好条件。没 用几天，我们就在山坡上挖出了30多眼窑洞。

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两人住一个窑洞，我被分配与原东北联军杨富民团长同住一 起。陕北的窑洞与现今的高楼大厦相比，确实显得落后寒酸，但 当时条件下，特别是对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员来讲，已是十 分满足的了。

窑洞门前是一个不太大的空场，上课的时候我们在 这里席地而坐，听讲记笔记，后来用土堆成个土堆代替课桌，很是方便。上大课一般都是到总校礼堂，记得中央领导的讲话授课 都是在总校礼堂进行。

在二部期间，我们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文章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及 中央领导的一些讲话。

同时，对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及各个时期 错误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等等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探讨。

通过这一阶段系统的理论学习，使我在思想上彻底 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认清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真正认识到 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许多重大决策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正确性。

在整风中我谈道：“过去对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的尊 敬和崇拜，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 过这一段的学习和整风，使我彻底认识到，只有按照毛主席党中 央确定的正确路线办事，中国革命才能走上正轨，不偏离马列主 义的航向，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有希望。”

这些话让今天的某 些人听起来，也许认为是唱高调、空谈政治，但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同志来说，绝对是发自肺腑之言。

在我的这 部作品中我不只一次提到，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我脱离苦难， 走向革命，成为高级领导干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 国家和民族摆脱灾难，最终取得胜利，建立国家政权。

在此期间，经组织批准，我将自己的名字“徐国富”改为 “徐国夫”。

劳动与学习

参加劳动，这是我们党校学员在这段学习期间的又一项主要 内 容 。

早在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 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

1942年12月，毛泽东又在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一文中作出“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指示。当时我八路军因敌人的封锁和扫荡，衣食保障出 现了严重危机，因此要求部队依据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一面 战斗， 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三五九旅在延安军垦屯田、开发南 泥湾和朱德扁担、周恩来的纺车等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刚 一入校时我们所以能得到许多生活用品，都是前期同志劳动的成 果，所以我们也很快投入了生产运动之中。

1943年春，我们各部之间，各人之间都展开了竞赛，看谁开 的荒多，看谁种的地好，看谁收成大，大家比着劲干。

我当年开 了2亩多地，大部分种了土豆，还种了少部分西红柿、烟叶等农 作物。为了保证庄稼长得好，我们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拾粪，大 牲畜粪拾不到就捡羊粪，近处拾不到就到远处。

有一次我在延河 边上遇到朱老总，他担着粪筐，拿着粪叉，在河的对岸走着，看 我后还主动打招呼。当时这种情况在中央首长中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他们也和大家一起参加大生产运动， 一样定指标，所以我们都 习以为常了。

此外我们还纺线、捻羊毛、织衣服等等，确实做到了“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

“劳动不忘学习，学习不误劳动”,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

经 过近一年时间的理论学习后，我转入四部开始文化学习。通过在 红大抗大的几次学习，我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基础，所以这次学 起来已不再感到费劲。

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我们参加过长征的 人员仍从基础学起，开设了语文和算术课。教员大多是抗战初期 从地方院校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徐特立、陈伯达等也给 我们上过课。有的同志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学习比较费劲，产生 畏难情绪。

记得徐老说：“我都50多岁了还在学习，你们20多岁 30多岁的青年还说什么,不学习，将来怎么领导工作呀?”

陈伯达 给我们讲了一堂文言文，由于他的口音比较难懂，加上文言文也 确实难懂，结果讲了几个小时，大家也没听懂他讲的到底是什么 意思。

在党校期间，我们的文化生活开展得很丰富：打球、唱歌、学 演戏、学跳舞……

当时刘少奇、谭政等几名领导同志的爱人也都 和我在同一个支部学习，每逢星期六她们回家一次，回来给大家 带一些糖烟之类，大家便高兴地说笑起来。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很难忘怀的生活。

儿女情长

1942年在太行山抗大向陕北迁移前，我和何晓南同志结合。 到达延安后，我住在党校，她住在小边沟口，相距六七里路，每 到周日我们才能相聚。

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但因生活环境所限，实在无法抚养，便送给了宝塔山下一个姓李的群众。

一天，我 到这家去看望孩子，发现女儿瘦了许多，身上和走时带去的小被 子上沾了许多屎尿。回到家中与爱人一说，我们二人都特别伤感， 决计将孩子再抱回来。

来到这家将我们的来意说明后，老乡让我 们支付10万元边币的抚养费。我们当时确实支付不起这笔钱，无 奈之下，找到了当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听完我们的情况，耀邦同志很是同情，批给我8万元边币，加上我们夫妇纺线所得的2万元，终于使我的女儿又回到父母怀抱。

然而，旧的困难依然无法解决，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没有奶水， 当时又无代乳之类，靠粗粮如何把不到4个月的孩子养活。

有一 天，正在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会议的刘伯承师长见到我愁眉苦 脸的样子，问道：“国夫哇，什么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啊!”

我把 情况向他说明之后，他笑着又说道：“打仗时再大的困难都没见你 苦过脸，怎么这么点小事把你难住啦。很好办嘛，从明天起，把 每天供应给我的斤半牛奶让给你的孩子半斤不都解决了吗?”

我知 道，刘师长当时的身体很虚弱，加之年龄较大，组织为了照顾他， 才每天供应他斤半奶。

我说：“师长这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虚 弱，没有好身体，将来怎么指挥我们打仗呢?”

“这就不对啦，孩子不仅仅是你们夫妻的私有财产，也是我们的 孩子，革命的后代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抚养她，就这么定啦!”

刘师长说完转身走了。望着师长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真是 百感交集，多好的首长啊，他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还是位 善良的慈父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对女儿 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一辈对你的抚育之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