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爆发当天，黎笋并不惊慌，家里还在办喜事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为了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稳定东南亚局势、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良好的和际环境，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奉军委命令，进行了为期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

众所周知，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在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程中，两国人民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同志加兄弟”便是这种友好关系的生动写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也就是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两国关系便急转直下，直到兵戎相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黎笋为首的河内当局，为了实现印支联邦的野心，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在中南半岛各个战略方向四面出击，大肆侵略扩张：军事控制老挝、全面入侵柬埔寨、挑起和中国的边境冲突、武装进犯泰国边境。河内当局的霸权主义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这便是黎笋集团敌视中国、恶化两国关系的根源之所在。

作为一个历经30年战火摧残、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越南哪里来的底气和中国对抗，企图称霸东南亚？答案就是他自恃有苏联的支持。有如此强大的后援，黎笋对于和中国打仗，是早有准备的，而且显得信心十足。

他说：“中国武器比我们差，军队人数多，但是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数量不会很多（我们有越苏条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我们的国土上粉碎中国军队（这不同于对美国，我们打败了其侵略意志）”《关于在新阶段中军队政治工作和作战思想的指示》，1979年1月19日。

因此，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发起自卫还击作战之后，黎笋并没有惊慌失措，儿子黎坚成的婚礼在当天如期举行。下面，就是黎坚成的回忆。

1979年的时候，我24岁，但已经在部队中服役了7年，刚刚调到空军技术研究院工作。那个时候的越南，从抗美救国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不过四年时间。如今的年轻人或许难以想象当时国家的境况，但用三个字便足以概括：太艰难！当年，像我们这样的军人每月能领到21公斤大米，却依然因为缺乏营养而挨饿。当年，老百姓一年到头难得添置一套新衣。

我的母亲当时在安江省委宣教部工作，时不时要给我们"补充蛋白质"——有时寄些虾干，有时捎点南部的鱼露。她那些在北方长大的孩子们，正是在那段缺衣少食的岁月里，才渐渐习惯了鱼露的味道。1979年初，当我决定结婚时，曾去安江探望母亲。这位多年与丈夫子女分离、辗转战场的女性，似乎从未享受过和平年代的一天。

1979年2月17日前夕，我们这些军人已经接到关于北方边境全线冲突此起彼伏的通报。之所以提及上述内容，是想让大家铭记：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缺衣少食"不过是"艰难"二字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然而，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就在我们尚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时，竟被赋予了试制飞机的重任......

2月15日，全军战备状态由一级降为二级。两天之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星期六凌晨，中国军队在整条北部边境线上发动了全面进攻，这一天恰巧是我结婚的日子。由于战争爆发，部队召我尽快归队，接到通知之后，我下楼到父亲书房问他：“爸爸，中国真的发起进攻了吗？”

父亲回答：“是的，他们沿整个边境向我们开火了。”我又问：“那或许我该推迟今晚的婚礼……”父亲说：“不必这么做。在异常事态中，我们更要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如果抗法9年、抗美20年期间都没人婚嫁生育，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成什么样子？”

当天晚上，我的婚礼如期举行。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到场了：长征（国会主席）、范文同（总理）、黎德寿（组织部部长）、素友（宣教部副部长）、文进勇大将（总参谋长）...我还邀请了几位部队里的战友。虽然说是婚礼，实际上不过是一顿家常便饭，备了些酒水香烟和糖果糕点。我注意到部队领导们的脸上，隐约闪现着紧张的神色。

我的父亲黎笋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依然谈笑自若，对边境正在发生的激烈战事只字未提。特别是父亲的神情异常平静，丝毫没有显露（或许根本没有）任何忧虑或紧张的情绪。或许正是这种镇定，婚礼开始几十分钟后，在场军官们原本紧绷的神情便逐渐消散，恢复了常态。次日，一位军中同僚对我说："昨天看到婚礼照常举行，看到一如往常，尤其是瞧见你父亲的神情，我们就确信中国军队打不到河内......"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婚礼竟会像少年时看过的那些电影情节一样：婚礼刚结束，新郎便立刻返回部队……新婚次日，我就归队开始了战时的军人生活。妻子偶尔周日前来探望，离去时总是眼圈通红，让我心疼不已！当时有传言说，我们正准备动用空军来保卫北部边境。但在那段日子里，河内依然平静如常。在一场极不寻常的战争中保持着反常的平静。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婚礼恰逢边境战争爆发。当然，我们不必执着于过往的不快，但唯有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展望未来。

从上述黎坚成的回忆来看，在战争初期，黎笋集团似乎对于形势并不感到紧张焦虑，这是因为他们对我军实施还击的决心和规模严重估计不足，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感到情况不妙，特别是我军攻克谅山之后，河内当局惊慌失措、方寸大乱，在我军已经宣布撤军的情况下，还要实行全国总动员，摆出一副破釜沉舟、拼死相搏的样子，顿时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战争结束之后，黎笋于3月底到北部边境重镇谅山视察。所过之处尽是残垣断壁，一片狼藉的破败景象，使得他更多的时候是脸色铁青，沉默无语。再看他1月19日的指示，是不是特别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