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 大串连记忆一一小学生从贵阳到北京， 吃住行全免费

转自新三届

作者朱华

作者简历

朱华，生于1954年，1970年参加工作；1974年入贵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数学系教研室副主任，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贵州省科委（科技厅）计算中心副主任、主任、副巡视员、副研究员；贵州省信息产业厅总工程师；贵州省经信委总经济师。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大串联

作者：朱 华

1960年我开始上小学，小学读了两个学校。第一个是贵阳市甲秀小学，离家很近，10分钟左右的路程，每天自己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中午父母工作很忙根本管不了我，我就到新华路小学外婆家吃饭，外婆是新华路小学的教师，新华路小学离甲秀小学也不是很远。

我进甲秀小学读一年级时，大概是什么教育改革，赶上了第一个小学五年制的实验班。那时甲秀小学不大，学生和教室都不多，这个班就在学校里面一个庙宇的大殿里上课。

在甲秀小学读到四年级结束时，转学到了第二个学校“贵州军区八一学校”，这个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大部分是军队子女，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子女。星期天晚上必须到校，星期六中午后放学回家。学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小学部学制还是六年制，初中部是三年制。

学校对转学过来的学生要求很严，每年转学进来的学生虽然很少，但不管你是哪个学校转学过来的，都必须经过一次考试测验，然后根据考试测验结果决定你可以读几年级。那年只有三四个转学过来的学生，而且只有四、五两个年级。

考试那天将我们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长长的磨砂玻璃黑板分了两边，一边是四年级的题目，一边是五年级的题目。由于我是四年级转学过来读五年级，所以做四年级的题目。四年级的题目我很快做完了，扫了一眼五年级的题目，我感觉全部都会做，但还是规规矩矩的不敢做，考试完了以后顺利进入了五年级。由于以前甲秀小学是五年制班，八一学校五年级的部分内容都已经学过，从而在学习上有了一点自以为是和骄傲的感觉，结果险些在五年级结束时留级，这就不说了。

当父亲给我说要转学时，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转学？父亲答：你看你写的那个鸡脚叉字，五年级后你就要进中学，成为初中生了，不行不行，还得再读一年。结果，虽然多读了一年，我那手字仍旧是鸡脚叉。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再或是两者均有，这次转学使我躲过了“上山下乡”。我甲秀小学的同班同学在1966年号召“上山下乡”时都已经是初中生了，基本上都“上山下乡”了。而我是小学生，不具备“上山下乡”的资格，所以没有“宝贵”的“上山下乡”经历。

1966年，小学尚未毕业，“文革”及“大串联”就开始了。由于学校有初中部，很多初中部的哥姐们都跑出去串联去了，我们六年级也有一些同学沾了初中部的光，开了一个学校的证明，也参加大串联去了。由于父亲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我不再是“红五类”，而成了“狗崽子”，不能参加红卫兵和大串联。那时停课闹革命，我既没有课上，也不能闹革命，一会儿学校一会儿家里，自由自在，无所事事，昏天黑地的玩、玩、玩，而且高兴极了。

父亲虽然身陷困境，但还是非常注意观察我的举动及其思想状态。一天父亲忽然问我：很多同学都大串联去了，你不想出去到处看一看？我说：没办法，学校不给开证明，去不了嘛。父亲说：想办法嘛，到外面去看一看，长长见识，锻炼一下自己，这样的机会不多哦。

一天，在学校遇到了一个同样是“狗崽子”的同学，他也想去串联，同样得不到证明去不成。两个十二岁的小孩就在一起异想天开地商量如何搞到证明。一个主意提出来一会儿被否定，再想一个主意一会儿又被否定……后来，用了一个不那么正规的办法（窃笑），弄到了一张正正规规的证明，而且写上了五六个同学的名字。但是，联系这些同学，他们都不愿意去，我们两个执意还是要去。

我回家给父亲说：弄到证明了，我们明天就走。父亲说：好啊，到外面去看看长长见识，锻炼一下嘛，我支持你们。晚上，父亲悄悄给了我10元钱，那时对于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父亲拍了拍我的头，没有说话就走了。

我与同学约好在火车站广场一角落汇合。两个小孩不知道如何进站，正在车站广场上寻找打听，居然遇见了学校食堂的司务长。由于学校规定，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部的学生都要定期到食堂“帮厨”，而“帮厨”虽然做一些杂事，但可以多得一点东西吃，所以大家都喜欢去。在“帮厨”中，我们认识了司务长。

听司务长说后我们才知道，他是1949年前就参军的老战士，但因家庭出身不太好，“文革”开始就成了“坏分子”，准备到北京去申诉，但没有证明进不了车站。正好，我们的证明有五六个名字，司务长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长相也比较稚嫩，像一个刚参军的新兵蛋子，就冒名顶替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带领我们顺利混进了火车站并上了火车。

我们首先乘火车到了重庆。在重庆火车站“红卫兵接待站”，出示了学校的证明后，吃、住完全免费安排了，但向他们打听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趟火车开往北京。司务长就带着我们两个小孩，在火车站里到处寻找开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两个小孩根本不知道怎样找到将要开往北京的火车，还是司务长有经验，他看到一列火车车厢上印有“京局京段”四个小字，就确定这列火车一定会开往北京，带着我们先上去占了车厢一边的三个座位，然后耐心地呆在车厢里等待。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两个小孩在座位上不要离开，他拿着证明到接待站领盒饭，就这样我们在空空的车厢里呆了两天一夜。

两天后，这列火车真的要开往北京了。这时人群像潮水般的涌进站台灌进车厢。最后，车厢里塞满了人，拥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卫生间里、行李架上、甚至坐凳下面都填满了人。空气中含有难闻的味道，似乎稀薄而静止，呼吸都感到有些困难。

油画，选自网络

好在我们先占有三个座位，而且是在窗子边上，对面是较早冲上来的自称西南农大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有五个人，四个人挤在三个人的座位上，还有一个人站着。他们看见我们只有三个人，两个还是小孩子，就与我们商量，挤一挤让他们的一个同学也能坐下，我们当然就同意了。一路上还得到了这些大学生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和照顾，吃饭时他们叫我们不要动，他们不知用了什么魔法，一会儿就拿着盒饭回来了。

最尴尬的是大小便，火车上根本不可能，过道上无法通行，厕所门永远都是开着的，里面永远都站着两三个人，只有在停车时从窗口翻下去，铁路边上立即执行，完毕后又赶紧爬窗户进来。一次，一个大姐姐在火车开动时才气喘吁吁的跑过来，车上两个大哥哥硬是拉着她的两只手，把她吊着从窗子拽进了车厢。

这趟火车时开时停，根本没有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停，停在哪里，谁都不知道。谁也不敢离开自己占有的一席之地，只要你一离开便有人立即填满。就这样，我们经历了五天四夜的摇摆晃荡，最后腿都肿得好胖好胖，终于到达了首都北京。

司务长是来北京申诉的，到北京站后，他就自己去找申诉的地方去了，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了音讯。

由于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北京是得到优厚待遇的。我们先被用许多公共汽车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然后编组成班、排、连，每个排一个解放军战士当排长，负责管理这个排的几十个人。编队完毕后，又用公共汽车将我们这个连拉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安排住在留学生公寓楼。那时已经没有留学生了，一间原来住两个留学生的房间住一个班十二个人，没有任何家具，天南地北来的“红卫兵小将”，不论男女全部穿着衣服睡地铺。

我们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吃、住、行都是免费的，发了乘车证可以乘坐当时的所有公共交通车辆。由于进入冬季（1966年11月下旬），北京的天气逐渐冷了起来，解放军排长叫大家到了一个标有“接待处”的地方，给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晚上就用军大衣当被子。

解放军排长告诉我们，毛主席接见你们的时间没有确定，这段时间都不要离开北师大。大家都怕错过毛主席的接见，自然都非常遵守纪律。大一点的“红卫兵”们就在北师大看大字报，有时还看见他们认真地抄写着大字报，大家就这样在北师大一直呆着不敢离开。

我和我的同学由于年级尚小，很多事情都不明白，我们还是出去坐了几次公共汽车，但是现在早已记不清去了哪些地方了。

1966年11月26日凌晨3点左右，解放军排长紧急通知大家起床，告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小将”了。激动的心情使大家睡意全无，立即起床，快步跑到楼下排起了队，听候指挥。排长只说了一句，跟着前面的人走，不要掉队。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周围几个人说是去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队伍在茫茫黑夜中慢慢出发了。一路走着走着，天也慢慢的亮了起来，看看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快到中午了，队伍还在慢慢地行进中。

这时开始发放午餐了，走过一个人就给一个塑料袋，两个馒头加上一块咸罗卜干。大家一边吃一边走，队伍始终没有停下来，我们尽量紧跟着自己前面的人，免得掉队。

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队伍走进了一片宽大笔直的水泥路上，两边草地上已经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和部分群众。前面大概有五六排全是解放军战士，后面是无数的群众。这时才听见周围有人说，这是北京西郊机场。我们的队伍逐渐被分成了两边，我同学赶紧拉了我一把，将我拉在他身后。

走了一会儿，前面的队伍开始转弯，压缩成两人一排，走进了坐着的解放军队列中的一个可供两个人进入的缺口。进入缺口刚过了坐着的解放军战士的队伍，我同学拉我立即蹲在了最后一排解放军战士后面，他悄悄的告诉我，毛主席一定是从水泥路上经过，直到今天我都还在佩服他的判断力。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突然右边远处的人声开始沸腾了起来，隐隐约约听得出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我向右边看去，很远处一串吉普车越来越大，“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由远而近，一浪高过一浪。我紧盯着第一辆吉普车，右边的人群开始站了起来，呼喊的人声，涌动的人影像大海的巨浪，猛烈地向我们这边盖了过来。

第一辆车，毛主席在车上站着，左手拉着车上的一根横杆，右手举起慢慢地挥着手。大概就一两秒钟，距离二十到三十米，车队很快地开了过去。随着人声人影巨浪的冲击覆盖，我们前面的解放军战士也按捺不住，一下子全站了起来，我们两个孩子矮小的身影就像海边几粒微小的沙子，顿时被巨浪覆盖得无影无踪。

等到人声人影慢慢安静下来，我一看周围，已经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的同学也不见了。无法抗拒的人流裹挟着你，毫无方向的移动着流淌着，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

我随着人流的裹挟流淌，不知什么方向，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不知走了多少距离。当人流慢慢地稀疏起来时，我才看到大概是到了一个公共汽车比较多的车站，再找标牌才知道是到了北京动物园。

天知道从北京西郊机场到北京动物园有多远，唉，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幸好在北师大期间乘坐公共汽车时，依稀记得北师大有一路公共汽车是到动物园的。我到处找，居然找到了，立即乘坐这一路公共汽车返回了北师大。

到了北师大后，又立刻寻找到北京电报大楼的公共汽车，要马上给家里发电报报喜，我见到毛主席了。还好又找到了，赶到电报大楼立刻拿到报文纸填写报文“今天见到毛主席了”。那时，发这样的报喜电报也是不要钱的。发电报的人很多，大家都兴奋地排着队，慢慢移动到了柜台前，将填写好的报文纸递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迅速地扫了一眼，没有提任何问题，将我的报文纸放进了厚厚的一摞纸堆里。

报喜电报发完再乘车返回北师大，东方已经微微泛白，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27日的凌晨了。

由于我喜欢玩矿石收音机，当时二极管刚刚出现，就花了两块钱左右买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耳塞机，这是我在这次“大串联”中唯一的自己掏钱消费。

这是“文革”中，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小将”。这次接见后，中央就发文停止“大串联”，要求“红卫兵小将”就地闹革命。后来也不知道哪里掀起了“步行串联”的热潮。

我和一个同学准备顺着铁路从贵阳走到具有“历史转折点”称号的遵义，但是走了几个小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幸亏走过乌江铁路大桥时被驻守的解放军拦住，那时乌江铁路大桥是不许行人走的。解放军战士看见两个小孩，询问了我们后，知道我们是八一学校的学生，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并将我们送到乌江车站，交给了车站工作人员，车站工作人员又将我们送上回贵阳的火车。

网图

到此，我的“大串联”也就结束了。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尽管年纪很小，许多事情都不明白，懵懵懂懂，能清晰记得的事情少得可怜，但这一段经历却使我终生受益。

2025年7月11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