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朱向离的女儿朱烨丽回忆陈赓将军

慈父般的深情

——写在陈赓伯伯诞辰100周年之际

朱烨丽

在我军历史上，陈赓是一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战将。然而，在我的心中，他却是一位慈祥的长辈。在我成长的历程中，离不开陈赓伯伯的关怀与教诲，他那父亲般的深情，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认识陈赓伯伯，是因我父亲的缘故。我父亲朱向离是大革命时期的秘密党员，祖籍山西平遥。1941年春，受陈赓派遣，打入日军占领的山西临汾做情报工作。临汾是晋南重镇，日军在城内驻有一个师团。日军以临汾为枢纽，不断对我军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陈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386旅与决死队第1纵队等部。因此，临汾的情报工作，对太岳区我军至关重要。父亲到临汾后，利用已掌握的“伪大汉义军”，和同志们一道积极而慎重地开展活动。以解决军服为名，由日军拨款，开办了晋南棉纺织厂，建立了我军的情报据点。1942年春，又根据陈赓伯伯的指示，趁日军69师团与114师团换防后重建师团情报班的机会，设法将我方多人打入情报班，掌握了广泛的情报来源。从此，源源不断的情报通过秘密交通，及时送到我太岳军区司令部陈赓伯伯手中，使我军多次给日寇进犯以迎头痛击。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晋南棉纺厂经理，但日本人对他存有戒心。因父亲时年30岁，又是当地人，孑然一身住在城里，敌人难免不会怀疑。所以，日本人经常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带进城来?”为消除敌人疑虑，1942年初，父亲依照陈赓伯伯意见把我从平遥老家接到临汾城仁学〔不久，又把我弟弟也接了来。那年，我12岁，弟弟10岁。

1943年9月，临汾情报站获取了日军第6次“扫荡”太岳根据地的核心情报。当时日军第1军团以69师团为主力，抽调36师团和62师团等18个大队，以及部分伪军约两万多人，由日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向我根据地进行“铁破扫荡”，企图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为了粉碎“扫荡”，父亲和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敌人的指挥中枢，终于在敌人正式行动之前，将其所谓“铁破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和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送到陈赓伯伯那里。陈赓伯伯将计就计，布置了一些假情报和相应的假行动迷惑敌人，从容调动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力量，布下歼敌的天罗地网。这年10月中旬，日寇以“滚进战法”刚“滚”入我岳南地区，便遭我早已埋伏在韩略村西南的386旅16团4个连的伏击，满满13卡车[H寇被歼，180余名将校军官组成的“皇军观战团”彻底覆灭。父亲和情报站出色的E作，受到了太岳区党委和中央社会部的通令嘉奖。

“皇军观战团”被我军歼灭后，冈村宁次恼羞成怒。撤换了驻临汾日军69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整顿内部，采取种种手段，开展反情报活动。临汾城里一时充满杀气。日伪特务像狗一样东闻西嗅，疯狂抓人，企图破坏我们的情报站。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陈赓伯伯多次考虑怎样把我和弟弟从临汾安全地撤出来。因战争环境动荡险恶，1938年我父亲同母亲在延安分手后，就失去了联系。

陈赓伯伯指示太岳军区向延安发了几次电报，还到延安亲自打听她的下落，都没得到确切的消息。为保证父亲和我们的安全，陈赓伯伯首先让我父亲组织起新的家庭。然后又指示父亲借寒假之机，将我和弟弟撤离临汾城回“老家”(延安)去。

记得在临汾车站，父亲拉着我和弟弟的手，叮咛说:“不要害怕，放心回‘老家’去吧，那儿有亲人会照顾你们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亲人就是陈赓伯伯。

我和弟弟从临汾撤出后，先到了太岳军区驻地祀氏。当时，陈赓伯伯已去延安党校参加整风。组织上为f父亲和临汾情报站的安全起见，给我和弟弟都改了姓名，我叫彭淑明，弟弟叫彭东明，并交待我们，不能向别人透露父亲是谁。

1944年5月，我和弟弟由太岳军区情报处参谋王培贤护送去延安，同去的还有薄一波的夫人、母亲和女儿。从太岳一分区越过日伪封锁线，到晋绥8分区渡黄河，经陕西佳县，走了两个多月，七八月间终于回到了“老家”—延安。经过组织上安排，我和弟弟进了18集团军抗属子弟学校读书。我读4年级，弟弟读3年级，这个学校有200多名学生，父母亲绝大多数在抗日前线。

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刚放学，便有一个年轻的八路军叔叔来找我和弟弟，说是陈赓伯伯派他来接我们。陈赓和夫人傅涯住在中央党校一部，一进陈赓伯伯的窑洞，陈伯伯和傅涯阿姨便拉住了我和弟弟的手，问我们想不想家，在学校生活得怎样。陈伯伯说:“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星期天就回家来住。”从那以后，每到星期六，陈赓伯伯总派警卫员到学校来接我们。

陈赓伯伯的窑洞不大，门口有一小块平地，可供二三人坐。窑洞里陈设很简单，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棍支撑起来的小桌子。一张粗木椅子和两张长凳。床是用一块不很宽的旧木板搭成的。床上只有一条旧军被。我们一来，床上挤不下，陈赓伯伯就在床边拼上椅子和长凳，大家一起横过来睡。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温暖。

我们把陈赓伯伯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陈赓伯伯也把我们当作亲生儿女看待，只要有空，便带我们到各处去转。延安有3个礼堂，3个礼堂我们都去看过演出。记得延安平剧院第一次在党校礼堂公演《三打祝家庄》，陈赓伯伯带我们一起去看戏，我和弟弟坐在13排。那天毛主席也来了。大家起立热烈鼓掌，向主席致敬。我和弟弟站在椅子上，手掌都拍红了，心里特别激动和兴奋。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陈赓伯伯处处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次，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的爱人和孩子来看陈赓伯伯。傅涯阿姨拿出红枣、花生米和胡萝卜来招待客人，煮了一小锅，调上蜂蜜，陈赓伯伯一定要让我们吃。还说:“你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嘛。”还有一次，傅涯阿姨不在家，陈赓伯伯领我们去食堂吃午饭，刚好和彭真伯伯坐在一个桌子、那天吃的是千张卷肉，我从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一口吃下去，味道香极了。陈赓伯伯问我们:“好吃吗?”我们都说:“好吃。”他看我们吃得那么香，就笑着说:“那就多吃些。”说着把自己的菜倒给我和弟弟，又顺手把彭真伯伯的菜也扣到我们碗里，连说多吃些，多吃些。彭真伯伯便和陈赓伯伯打趣道:“哎呀呀，本来是我的孩子，怎么叫你领去了。”

陈赓伯伯哈哈大笑，对彭真伯伯说:“你可不要与我抢孩子。”

后来，陈赓伯伯还在许多场合讲过“我有个干女儿叫彭淑明，有个干儿子叫彭东明”的话。

1945年日寇投降时，陈赓伯伯要回前线、临离开延安前，他把我和弟弟又叫到了家里，交待说:“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李克农伯伯。”傅涯阿姨还单独叮嘱我:“不要学跳舞，不要到跳舞的地方去，要好好学习。”

临走前，陈赓伯伯又送给我们一些铅笔、本子和白纸。他拉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我要走了，到前线去。你们留在这里继续学习，要好好念书，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新中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陈赓伯伯离开延安后，在繁忙的军务中还记挂着我们。1946年胡宗南匪军进犯延安，在组织的安排下，我们和刘伯承的侄女儿等一起已先行撤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我们撤离后，陈赓伯伯恰巧奉命去延安开会，临返部队时，他特意到学校和组织部打听我们的下落。陈赓伯伯返回太岳见到父亲后说:“对不起你，两个小孩没有打听到。”后来，陈赓伯伯又派人多方打听我和弟弟的下落。

再一次见到陈赓伯伯，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了。在此之前，1950年，我父亲朱向离在成都剿匪时，不幸被匪徒残酷地杀害。

1951年，陈赓伯伯从朝鲜前线返回北京，得知我在北京工作，便派人把我接到了北京饭店。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我听到了你爸爸在川西英勇牺牲的消息，心里很难过。他没来得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死得太可惜了。”

其实，在父亲牺牲之前，我已失去了一位亲人，我的姑姑朱坚。那是1945年，党的“七大”后。延安各界召开厂中国共产党24年来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专门印了烈士英名录，用马兰纸装订成厚厚几大册。有一天，我在陈赓伯伯桌上翻看这本英名录，翻到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册时，突然发现有一页上印着“朱坚(朱淑荣)”。我很惊讶，问陈赓伯伯:“这不是我姑姑吗?”陈赓伯伯庄重地点了点头:“是你姑姑，她已经牺牲了。”看到我难过的样子，陈赓伯伯接着说:“你姑姑是好样的，她很勇敢，牺牲得很壮烈。你要以她为榜样。将来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姑姑在1942年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敌人剖开她的胸膛，她仍高声怒斥那些法西斯野兽，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姑姑牺牲时只有23岁。

在北京饭店，陈赓伯伯还说:“你已先后失去了两个亲人，你是烈士的后代，更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成干上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要好好珍惜呀!”

当时，我刚生了孩子，身体很虚弱。陈赓伯伯就派医生和秘书将我接到志愿军3兵团留守处。孩子没奶吃，他又派人送来两大听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国奶粉，并嘱我养好身体，抚育好孩子。当时陈赓伯伯身体也不好，腿上的旧伤又复发了，可是他却像父亲一样再三地关照我。看着伯伯送来的奶粉，我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时，我丈夫彭勃也在朝鲜战场上作战，陈赓伯伯还多方打听他的消息。

一次，傅涯阿姨悄悄告诉我:“你陈赓伯伯说你老公不错，在朝鲜打仗很勇敢。”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暂告一段落，陈赓伯伯奉命在东北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久，我也被调到哈军工。起先分配我搞技术性工作，我不愿意，要干行政工作。陈赓伯伯知道了，把我找到办公室，很严肃地批评我说: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分配呢?我们就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了，国家需要大批技术人才，要认清这个形势。我分辩说自己对行政工作业务熟悉，技术工作干不来陈赓伯伯耐心地说:技术性工作很重要啊，越不懂就越要学!你要服从革命需要，要刻苦虚心地学习，尽快精通业务。他的番话，使我感到万分惭愧。从此，不论做什么J几作，我都记住陈赓伯伯的谆谆教导，刻苦学习，精通业务，努力为党做好本职工作。

我时常想，一个驰骋辍场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将军.对自己曾经领导过的普通的情报工作人员和他的孩子，倾注着这样深切的革命之情，这是多么崇高的品德和精神境界啊!陈赓伯伯虽然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的谆谆教诲，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他给予我的慈父般的关怀，将永远激励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