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一部资本主义政治史

作者：[美]莎拉·米洛夫 译者：段胜峰、范梓锐

1964年1月，某个寒冷的星期六上午，一场记者招待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与会记者颇为懊恼，因为礼堂的墙壁上已经匆匆贴上了“禁止吸烟”的标识，而备受期待的《卫生总署关于吸烟与健康的报告》此时尚未发布。礼堂大门紧闭，通往大楼其他部分的门则由身着制服的警卫把守着。礼堂里面坐着卢瑟·特里，他是约翰·肯尼迪选定的卫生局局长，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一再请求下留任，他与负责该报告的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回答了数百名刚刚拿到报告的记者的提问。这份报告近400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吸烟会导致死亡——吸烟会导致肺癌、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冠状动脉疾病，甚至致死。在审阅了有关吸烟与疾病之间关系的累积证据后，两名委员会成员已经彻底戒烟，特里本人也不再抽卷烟，改为偶尔抽雪茄或烟斗。一些记者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政府调查结果的焦虑：他们羞怯地在走廊里吸烟。

这份报告的发布充满了戏剧性，既严密封锁消息，又将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定在星期六上午，目的是将此事对股市的影响降到最低。委员会不必担心。两年前，英国皇家医师学会曾发表过一份类似的报告。在报告发布前夕，证券分析师建议投资者抄底烟草类股票，因为烟草类股票的价格已经对负面消息给予了充分的反馈，未来股价只会再次上涨。这是个明智的建议。在美国，该报告发布后几个月内，卷烟销售额下降了20%，到1965年却又大幅反弹，各大公司在那一年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利润纪录。政治家、专家和普通美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吸烟的致命性，但仍有42%的美国人吸烟。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娱乐场所到处吸烟：办公室、公共建筑、零售场所、体育馆，甚至医院都允许室内吸烟。一些高中甚至允许学生在校园里吸烟。但是仅靠教化还不足以广泛地纠正人们的行为，法律和制度也必须改变，必须对人们采取强制性措施。

在整个20世纪，卷烟对美国政治制度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政府都鼓励人们吸烟。在卫生局局长确定吸烟危险后的四十年间，政府继续补贴烟草生产。尽管到20世纪中叶，大型卷烟公司已经跻身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列，但烟草的政治特权更多来自美国政府的日常运作，而不是行业阴谋。要想直观地理解烟草对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人们只需看看国会大厦中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科林斯式圆柱顶上缀满了烟草雕饰，托举起整幢大厦。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吸烟者数量减少了。到1974年，成年吸烟者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7%，并且持续下降直到现在。美国人理解与主张公共空间权利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又促进了行为上的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拒绝吸烟。一群主张不吸烟的活动家从民权运动和环境运动中得到启发，熄灭了公众手持的香烟，实现了让吸烟成为社会不可接受之事的目标。在非吸烟者的权利的旗帜下，草根活动家组织起来，赢得了在各种公共场所限制吸烟的胜利。

按照尼克松政府的卫生局局长杰西·斯坦菲尔德的说法，非吸烟者曾经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现在终于开始发声了。他们成功的关键不是国会——记者伊丽莎白·德鲁在1965年将国会称为烟草行业“迄今最好的过滤嘴”——而是地方性条例和雇主强加的自愿规定。由于烟草业游说团队在国会中的力量过于强大，非吸烟者权利活动家们只能在烟草行业影响力较弱的低级别政府部门寻求监管方面的解决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国各地的市议会开始通过立法规范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们开始请愿，并且起诉一些监管机构。他们认为，扩大行政机构的权限“可以为我们的法律诉讼和努力带来最大的潜在回报”。到1974年，民用航空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都实施了在航班和州际公共汽车上限制吸烟的规定。卷烟的历史就是政府复杂机器的历史，它的权力杠杆作用对有组织的企业、农民和禁烟活动家而言各不相同。

吸烟、公民权与国家

这场将烟草从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驱逐至边缘的运动，凸显了20世纪两种政府理念的博弈：一种关心生产者的特权和经济权利，另一种关注这种生产者本位主义的广泛社会成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并支持烟草经济：对士兵的卷烟配给推动了卷烟在战争时期的流行，过剩农产品出口补贴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全球卷烟消费量，而慷慨的价格补贴政策则稳定了美国东南部的农业经济，这些持续到2004年——已是卫生局局长卢瑟·特里宣布烟草致命数十年之后。

烟草生产和消费的政治经济植根于新政时期的供应管理愿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引入了一个涉及面广泛的农业监管计划。烟草是监管最为严格的作物。为了满足精英种植者及其利益集团的需求，联邦政府实施了一项严格的供应控制计划，严格控制烟草种植区域。烟草计划比新政时期的其他农业计划持续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挑战了那些强调新政秩序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势力冲击下崩溃的政治历史框架。烟草计划的持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运作被广大公众所忽视，并且被长期任职的官员密切监视，而这些官员对烟草经济的领导权又横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结社主义”是学者们用来描述通过私人手段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术语。从20世纪20年代烟草生产商组织合作社的尝试到20世纪90年代烟草制造商对烟农的救助，烟草经济一直是由采用强制性手段并拥有决策权的利益集团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烟草在全球的扩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战后烟草过剩和扩大烟草种植范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一群显赫的烟草种植者成功推动了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特别立法。该法案授权成立一个名为烟草协会的私人出口促进组织，其使命是在世界各地促进美国产烟草的消费。它还迫使烟草种植者自己征税来资助该组织，造成公有和私营之间的双重交织。在20世纪下半叶，烟草协会通过确保过剩的烟草库存在国外而非国内销售（以免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来确保烟草计划的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烟草协会——以及为其提供资金的数十万种植者——帮助加速了与卷烟有关的疾病在全球的流行。像烟草协会这样的组织在卷烟史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结社型政府的“隐蔽”运作所覆盖——它的公众形象被私营机构投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所掩盖。

受权刊发，选自《烟草：一部资本主义政治史》[美]莎拉·米洛夫 著，段胜峰、范梓锐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共利益运动持续攻击烟草业结社主义的根基。一些由妇女主导的草根活动家群体和华盛顿的一些律师群体共同推动非吸烟者成为具有法定权利的政治主体。对这些活动家而言，权利不仅是一种带有修辞色彩的强有力的工具，在20世纪60年代的权利革命之后，它更是承载着道德的分量。对这些活动家来说，非吸烟者的权利不仅批评了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烟雾，也批评了赋予烟草业政治特权的那些烟雾缭绕的房间。政治学家艾拉·卡兹尼尔森所称的“南方牢笼”——围绕南方民主党人的种族主义、隔离主义特权而制定政策的那条轮廓线——本质上也是一个吸烟区。对于非吸烟活动家来说，把烟草从政治高位上拉下来，是他们争取更广泛政治代表权的重要环节。

权利话语体系也与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环保运动与消费者保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公众利益批判思潮相吻合。公共利益改革者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反映企业狭隘的经济利益之外的东西。他们试图民主化一个他们认为由企业主导的管理型国家，并坚持通过三种方式让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行政管理：充当行政机构的监督者，提倡扩大司法诉讼资格的概念，并积极运用诉讼手段。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规制，促使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创建，反映了社会群体对现代社会一些无形、潜在的风险的敏锐关注——这种防微杜渐的敏感性在环保运动中尤其常见。

与上述运动一样，非吸烟者权利运动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代美国生活的负面外部效应——污染、工业中毒、肺癌和心脏病——和僵化的决策结构，这种结构使有组织的少数人获得特权，而牺牲了许多无组织的人。非吸烟者权利运动试图在更广泛的斗争中加入对非吸烟者权利的呼吁，以使政治进程更具包容性。因此，香烟的政治史凸显了个人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的联系。

此外，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相对权利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早在有科学证据证明二手烟的危害之前十多年，人们就已经依据权利提出了限制吸烟的要求。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科学在塑造政治格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推行的空气质量和工作场所安全标准让非吸烟者的要求变得合法。既然政府可以监管工厂污染的排放，为什么不能监管“人形烟囱”的污染物呢？既然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已经对烟草烟雾中的一些危险化合物（包括一氧化碳、一氧化氮、苯和甲醛）设定了允许暴露限值，为什么非吸烟者还要承受陌生人喷出的烟雾带来的不必要风险呢？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病学才开始明确指出卷烟对非吸烟者的危害。直到1986年，卢瑟·特里才用了整整一期《卫生总署关于吸烟与健康的报告》来论述“非自愿吸烟对健康的影响”。此时，禁烟运动早已如火如荼。二手烟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证据虽然不是人们为非吸烟者权利而呼吁的源头，却为这一呼吁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非吸烟者权利的含义随着这种呼吁迁移到新的环境而改变。在工作场所，争取非吸烟者的权利演变成了减少企业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末，估计有3/4雇主允许员工在工作场所不受限制地吸烟。非吸烟者发现，向雇主强调禁烟措施对公司的实际好处比简单地说明自己的痛苦与不适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们选择从商业角度来主张在工作期间禁烟。他们认为，吸烟的人都是糟糕的员工：他们的旷工率比不吸烟的同事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较低，需要频繁地休息；他们的保险成本更高，还会污染设备，引发事故。为了清洁工作场所的空气，非吸烟者还提出了一个论点：低成本的员工就是好员工。

为了维护经济利益，以及希望在不吸烟的员工提起诉讼时减轻自己的责任，企业接受了这一论点。1987年进行的一项全国商业调查发现，54%的受访企业已经采用政策限制工作场所吸烟，其中85%的企业是在过去三年内才采取此类政策的。在向管理层呼吁的过程中，非吸烟者权利活动家与工会发生了冲突，而烟草行业将工会视为保护吸烟区和允许吸烟员工吸烟之战中的盟友。但是，对工作场所空气无烟的新期望，并不代表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愿景能够直接战胜由工会保护的集体愿景。涉及健康和环境的一些理念扩大了争议的范围，促使以前一盘散沙的选民让国家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

非吸烟者权利活动家向企业和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考虑吸烟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并塑造了一种以廉价和效率为核心的公民形象：最好的工人、公民和纳税人是那些低成本、高生产效率的人。这种从人的角度进行评估的政治理念，与国家以市场为中心的评判标准相吻合。政府的绩效日益受到市场指标的影响，例如成本效益分析和平衡预算要求；其治理方式也呈现出市场化特征，如私有化、降低贸易壁垒、放松管制和经济状况调查。

联邦烟草计划与这种个人和财政审慎的典范背道而驰。对许多人来说，烟草计划证明了政府干预私营市场的愚蠢。这是一种虚伪的浪费，是南方政府对国会的控制的贻害。由于担心该计划会在里根总统早期充满激情的预算削减过程中被彻底取消，来自烟草种植州的国会议员和烟草种植者同意在1982年对该计划进行改革。通过对政府储存的烟草征收库存税，该法案将烟草项目的财务责任从纳税人转移到了烟草生产者身上。根据新的法律，农民将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保障体系，因为联邦政府打着“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旗号降低了价格补贴。许多人负担不起，于是放弃了烟草生产。另一些人则拼命地抓住剩下的东西不放，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曾经拯救过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烟草计划，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2004年，该计划终止。只有那些有足够资金或信贷来扩大经营和提高产量的种植者才继续种植烟草。这些规模更大、资本高度集中的农场现在严重依赖低收入的移民劳工——其工作和生活条件被一些人形容为肮脏不堪、如同奴隶。这些农场主似乎是完美的资本家：他们控制土地，投资精密的机器，监督工人们劳动，而工人们则住在种植者农场的活动房屋里。但是，这些现代种植者和新政前的前辈一样，要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风险。他们根据合同直接将烟草卖给卷烟制造商，由烟草公司制定合同条款。正如一名种植者哀叹的那样，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一对一地”谈判是极为艰难的。

在21世纪初，一种对称状况将吸烟者和烟农联系在一起。借用艾伦·金斯伯格在《嚎叫》中的话说，在“资本主义致幻的烟草迷雾”中，吸烟者独自站在街角，烟农独自站在烟草巨头的对面。他们的孤独处境代表着政治经济的转变，曾经以经济稳定和肆无忌惮的消费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如今已被效率至上和审慎经营的新范式取代。通过卷烟，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的运作机制与人类自身的生存际遇。

大烟草公司之外

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格外关注卷烟。对吸烟行为的上升、持续和下降的研究始终聚焦于被称为大烟草公司的烟草制造商的目标和阴谋诡计。这种叙事有着电影的特性，包含贪婪的恶棍、秘密会议和烟雾弥漫的房间等所有要素。1953年12月，在纽约广场酒店的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几个主要的卷烟制造商“发起了正式的阴谋”，同意成立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98年“主和解协议”正式解散该组织，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在“吸烟与健康研究”上花费了3亿多美元，试图在维持企业责任和关怀表象的同时对人们进行误导。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阴谋，它试图公开否认他们私下承认的事实：卷烟是致命的，会让人上瘾。

历史学家已经在大众面前、在法庭上成功地展示了烟草行业是如何利用科学的不确定性来颠覆监管的。1969年，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营销副总裁撰写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用奥威尔式的优雅文笔概括了该行业的欺诈性。在概述了反吸烟力量“积极”“有序”和“加速”的势头后，该高管建议重新制定公司的销售战略。他写道：“在考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卷烟的销售状况时，我把这个问题看得有点像新品牌的营销。怀疑便是我们的产品，因为怀疑是与存在于大众头脑中的‘事实体系’相竞争的最佳手段。”怀疑”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让公众认为，一个本应无懈可击的科学事实——吸烟是美国可预防性死亡的首要原因——存在“争议”。烟草行业召集了科学家、医生、统计学家、社会科学家，甚至历史学家，发起了一场由专家主导的运动，以打破监管，让人们继续吸烟。

但卷烟的历史并非始于大烟草公司，也不会以大烟草公司结束。我们只需让目光越过公司、律师和公共关系操弄者的背信弃义之事，就能看到烟草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战后的经济霸权所推动的。政府官僚机构与农业利益组织携手合作，共同创造了卷烟世纪。这种关系——以及整个烟草业的权力——与监管俘获或系统性腐败无关，而是建立结社型政府的结果。

正如摩尼教式的国家—企业二元假设奠定了大多数烟草历史的基础，人们也倾向于将消费问题与生产实践分离开来。政府的政策迫使烟草生产商参与到扩大卷烟需求的项目中来。种植者迅速承担起这个任务，并在冷战期间利用美国的影响力这把保护伞来促进烟草的消费。事实上，卷烟在20世纪中叶作为“民主消费伦理的最终象征”的地位，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官僚结构之上的。通过卷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者在消费者共和国继续行使的权力。与此同时，放眼大烟草公司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运动之间（比如环保运动和非吸烟者权利运动）以及出人意料的盟友之间（比如工会和烟草制造商）的联系。我们只需将卷烟嵌入政治、经济和法律变化的多重叙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以商业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无法轻易解决的一个悖论：烟草行业的力量减弱，恰逢其他大型美国企业看到了它们的政治权力随着新右派的命运而增强之时。

烟草迫使我们抛弃对20世纪的感情。任何人只要明白卷烟对身体的伤害，都不会希望生活在美国20世纪中叶烟雾缭绕的世界中。即使吸烟率大幅降低，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仍然远超谋杀、自杀、酗酒、汽车事故和艾滋病死亡人数的总和。在那个世界里，雇主和政府竭力推崇自我量化，并将自我量化用作实现“健康”的技术手段，因此，要想正视那个世界的终结并且正视我们自身时代的起源，历史学家们就必须对无烟世界的积极意义与造就它的市场导向政治进行双重审视。无烟的世界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想要”的世界。非吸烟者对自身权利的主张使得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烟雾笼罩，但这也是一个苛刻和污名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某个吸烟者的死亡会引起这样的思考——有时甚至会引起人们直白地大声反问——“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吸烟者往往比非吸烟者受教育程度低，生活也更拮据。有研究表明，与不吸烟的人相比，他们失业的时间更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小，收入也更少。当社会科学家们困惑于吸烟是贫穷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还是结果时，美国人对此的判断却没有那么敏锐。在2016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中，40%的受访者——以及近50%的非吸烟者——表示，仅仅因为某人吸烟，他们对此人的看法就更加负面。

这样的看法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中，在这个文化中，善良的公民身份和市场成功之间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对人性的理解曾经“与背景、社会环境、制度和历史紧密相关，如今却让位于强调选择权、能动性、行为绩效和欲望的人性概念”。这不仅对吸烟者来说是如此（他们不情愿地被流放到室外，偷偷地满足烟瘾），对烟农们也是如此（他们现在“自由”地出售自己所能出售的烟草，却无法控制价格）。在清除了烟雾之后，个人通往成功和健康的道路已经清晰可见了，任何背道而驰的人只能自食其果。

本文为《烟草：一部资本主义政治史》一书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