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轶事（李蓉）

七大的后勤供应

为了保证七大的顺利举行，七大的组织者千方百计保证大会的后勤供应，给七大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人都说七大期间吃得很好。要保证代表们吃得好，伙食费是不可少的。

最早作为七大经费的是1.5万元的保证金。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召开七大，经费，决定提出1.5万元作保证金。折算为1937年7月的法币价值约为10949元。会议筹备期间，晋察冀、淮北等抗日根据地曾给延安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毕竟有限。

七大正式召开时，经费主要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提供和解决。1945年3月12日，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指示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曹菊如，请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中共七大特别经费2000万元整。如果这里的经费是指的流通券，则可折算为4000万元法币，相当于1937年7月的法币约29014元。

七大代表的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是空前规模。出席大会的代表750名，还有近200名大会工作人员，共有近千人。这样大型的会议，单是解决好代表的吃、住问题，也是很不容易的。

负责七大代表生活的中央办公厅，尽量克服困难，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前提下，采购猪肉、鸡蛋、香油等副食品，安排好代表们的生活。

1945年4月9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编制了会前代表伙食预算表。

按预算表，粮食类，每天每人白面18两，小米3两。白面用于每日两餐，早上发两个馍。小米用于早上稀饭，豆子在内。按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800人计，每10天需要白面9000斤，小米1500斤。

肉油类，每人每天4两猪肉，按800人10天计，共为2000斤（均为大秤），300万元钱。每斤肉约为333元。鸡蛋供应标准为每人1/10个，共600个，9万元，平均每个鸡蛋150元。

油类，分猪油和香油。猪油标准为6分，共需300斤，金额96万元。平均每斤猪油为3200元。香油标准为1分，共需50斤（小秤），金额20万元，平均每斤4000元。

菜类，有蔬菜、各种豆腐、豆芽和粉条。蔬菜标准为12两，各种豆腐6两，豆芽标准5两，粉条标准为3分，各类蔬菜为6000斤、各种豆腐3000斤、豆芽2500斤和粉条150斤；金额分别为120万元，60万元，50万元，22.5万元。除蔬菜中萝卜、洋芋用大秤外，其余均为小秤。

为了做好代表们的菜肴，调料也很丰富，有木耳、黄花、粉面、糖面、醋、酱油、各种面酱、调料、碱、盐。这些调料量不大，木耳标准为1分、黄花1分、粉面7分、糖面8分、醋2分、酱油5分、各种面酱2分、调料1.4分、碱6分、盐6分。合计起来，木耳5斤8万元、黄花50斤7万元、粉面350斤31.5万元、糖面40斤3.2万元、醋100斤3万元、酱油250斤10万元、各种面酱100斤12万元、调料7斤7万元、碱100斤7万元、盐200斤15万元。

除上外，还有燃料、石炭，标准为3斤，合计2.4万斤（大秤），60万元。葱300斤21万元，白醋15斤18万元，炒菜用酒25斤3.5万元。合计884.8万元。原有标准数221万元，尚需补助数为麦子45石、小米5石。

4月18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邓洁给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写信说明原领取的代表伙食费已告罄。其函的主要内容如下：前次在财厅领取之大会会前代表10天伙食补助费663.3万元整，从4月7日到16日止。现在大会开幕还有数天，请继续批准：代表10天伙食补助费663.3万元正；粮食暂批麦子40石（不足时由过去已领数内调剂）。下面落款为：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邓洁。在此函件的旁边，有南汉宸“照发，将来决算报销”的批文，时间和邓洁的来函是同一天。

4月27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审定七大代表伙食费预算表，批准代表10天伙食补助费663.3万元。该预算表还加盖了行政处的公章。

5月13日，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致函陈云说明，因大会增加了时间，经费要增加，计划到月底止，请再发经费1500元整。同日，陈云将来函转曹菊如。有的书将此事记为5月12日，似有误，应该是5月13日。曹菊如当即将此函送南汉宸批请。曹菊如在李富春来函上批注说明：“陈云同志的意思，此款应支，请照付”。当日，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批准同意“照发”。

从这些资料可见，七大会议所需的伙食补助费和粮食等，都是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全额保障。这对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陕甘宁边区，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和缩影。

有的七大代表说，因为附近村子和南泥湾生产的猪呀鸡呀鸭呀，都送来招待七大代表，所以都是七八个菜，每顿都有红烧肉。还说现在红烧肉不算什么，那时候可是最好的东西了。在保存下来的七大照片中，有一张照片是几个代表围坐在一张桌前吃饭，大家吃得很香的样子。

部队代表王英高回忆说：出席七大期间，我们住在总政大砭沟口的招待所，离杨家岭不远，过了河就是。当时延河上没有桥，因为水小，大家到河边，脱了布鞋、草鞋，提着过河。每次听完报告，我们回到住处吃饭。那时是四菜一汤，有时有肉，有时没有，比平时是好一点。大多吃苞米饭、小米饭，也有大米、面条，吃粗粮多一点。那时候觉得很好，很满足。

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所以，七大召开时，代表分在几个地方住。中央党校住了一批，大砭沟的总政招待所住了一批，王家坪住了一批，枣园住了一批。还有的是住在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代表们一般是吃了早饭去杨家岭开会，中饭和晚饭在杨家岭吃。中午饭一顿，通常比较丰盛。

分散住宿的七大代表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车。那时延安很少有车，西北局的同志不知道谁从哪儿搞到一辆大卡车。高岗坐在驾驶室里，贾拓夫和爱人白茜、欧阳钦露天站在后边车上。车子一开，黄土飞扬，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更糟的是路不平，车子颠得非常厉害，把人摇来晃去，抓车边都难抓住。西北局在豆腐川，离杨家岭并不算远，但因路不好走，车在路上竟要颠半个多小时。欧阳钦很风趣地开玩笑说：“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车子，孩子都会给颠下来。”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可他们不知道，白茜那时恰恰怀着孩子，但未对任何人说过，连妇联的同志都不知道。

五湖四海聚延安

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因为会议延期，中央根据代表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安排。

根据安排，来自地方党政系统的七大代表主要安排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来自部队系统的七大代表则主要是在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以后，在延安其他学校学习的七大代表，也大都集中到了中央党校。也有的七大代表学习一段时间后分配了工作，或先工作后参加学习。

地方党政系统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开初大多数住在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教室是空空的，没有桌椅，学员要自带小木凳，双膝做课桌。但学院开设的课程不少，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史、世界史、联共党史等。要读的书很多。到学院任教或作报告、演讲、辅导讲座的有不少是知名人士，如艾思奇、王思华、范文澜、柯柏年、吴亮平等。马列学院的环境和氛围，使许多七大代表感到格外高兴，做梦也没想到真的过上了“大学”生活。

山东代表团的朱德兴，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就按照中央组织部的安排，分配到预定好的马列学院学习。

朱德兴回忆说：马列学院院长洛甫亲自给七大代表们讲课。还有艾思奇讲哲学，王思华讲政治经济学，范文澜讲中国通史，柯柏年讲国际革命史，吴亮平等同志也讲过课。这五年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代。

晋察冀代表姜占春也回忆说，到延安后，毛主席指示，开七大时机不成熟，代表们先好好学习学习。七大代表100多人，编为特别班。到了1941年后半年，又按程度考试编班，他和二十七八个老红军没有文化，编入预备班，派了三个教员，教他们文化。毛主席说：“从头学起。”当时住的是窑洞，饭是小米干饭，菜是煮北瓜、土豆，一人一勺，八个人凑一小盆，吃饭就在野地里。冬天没有棉衣，每人发一件羊皮壳篓，棉鞋更没有了，自己找些碎皮毛条子缝在鞋里子上，脚冻肿了，冻破出血，生活很艰苦。可是大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温暖。

军队系统的代表主要安排在军政学院学习。来自八路军总部的七大代表王英高，1940年10月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因为开会日期还未确定，中央确定他和其他军队代表先到军政学院学习。

军政学院在大砭沟，在八路军礼堂的后面，都是住的土窑洞，在北山的半山坡上。他们一面进行学习，一面接受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对来自前线的他们，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又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军政学院1941年1月1日在延安开学，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王英高在抗大二期学过政治经济学，但不甚懂，现在有机会再学，感到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哲学这门课，他过去没有学过，听说很难学，因此有些胆怯，但又很想学。学习中，老师讲解很好，通俗易懂，加上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不仅不觉得难学，而且越学越有兴趣。通过学习，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而它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可以认识它，掌握它。

1942年初，中央决定七大代表集中到党校学习。于是，军队的七大代表于1月中旬结束了在军政学院的学习，同月底集中到了中央党校。进党校后，军队代表、地方代表，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一概进行文化测验，根据文化的高低，不分军队和地方，混合编入支部。1支部到10支部为政治理论学习支部，11支部到15支部为文化学习支部。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教育长张秀山，秘书长黄火青。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做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这次报告为标志，实际上也是以七大代表为重要对象而开始的。以后，学员们先后听了毛泽东作的《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毛泽东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习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吴玉章和陈云等都来党校作过报告，使学员们受到很大的教益。

学员们在自己动手修建的大礼堂里上课听报告，在礼堂的正面墙上，镌刻着毛主席为党校亲笔题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规定》，同时决定停止过去党校安排的课程，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在延安的中央和地方各党政机关、团体、单位都一边工作，一边整风。在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参加整风学习成为主要任务。据老同志回忆，党校第一部由七大代表组成。多为旅级、地委级以上的学员。只有少数地委级以下的七大代表。党校第二部是县以上干部；第三部大都是文化人，大学生比较多；第四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第六部大都是部队上的同志。

当时中央党校学员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粗粮淡菜，穿的是粗布军装，但窑洞却冬暖夏凉。中央党校第一部驻地的山沟里都是一排一排的窑洞，四五个人住一个。也有的学员说自己不是住窑洞而是住的平房。学员们组成一个个的党支部。1943年10月到党校学习的郑天翔和陈赓是一个支部的。他回忆说，陈赓是八路军第129师的两大主力之一，第386旅旅长。他爱锻炼身体，冬天也洗冷水浴。他们的支部书记是马文瑞，当时任陕北的省委书记。他们一个星期改善一次生活，吃蒸馍，吃馒头，平时吃陕北小米。七大召开前，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有薄一波、罗瑞卿等人。

中央党校为了学员的学习，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提供方便。每个月发给每个学员10张油光纸，作为学习的用纸。有的学员把纸裁开，钉成本子，用来记笔记。每个房间——窑洞，发一盏小煤油灯，每人还发一只洗面盆和一只口杯——它有时也被当作小锅来使用，因为此外便没有任何用具了。不只是学员，党校教员和其他干部也如此。1942年春节，苏惠去看望柯柏年，他很高兴，就是用口杯当小锅，炖红枣、猪肉招待她的。冬天上山割草，编成草褥铺在板床上，牙刷用坏了就用马尾穿上，剪齐，再用。在延安的五年，苏惠从来没有用过肥皂，洗澡也只用清水擦擦身而已。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男女老少都有。毛主席的老师徐老徐特立虽年过半百，也到党校听报告和学习。大家常在延河边上散步，相互交谈学习心得，团结友爱和谐相处。有一次遇到一位骑毛驴的老人，从驴上下来同大家握手，一经介绍原来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给代表们谈边区的情况，并讲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

大家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党校的这种生活，而且非常热爱这种生活。在这里，同志之间相见以诚相待，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讨论问题时，有时也争得很激烈，闹得面红耳赤，但到头来却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服从真理。争论之后，大家更加团结，更加亲密无间，又在共同提高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共同前进了。这样的同志关系，这样的学风，让人留恋，也是应该传之久远的。

七大期间的文体活动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有体育活动，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间的文艺活动更为丰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参加舞会也是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进场。

七大召开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和演出的节目。还在1944年秋，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前线》话剧。因此，集中了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间，《前线》话剧给代表们演出，博得一致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气氛极为活跃。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由延安鲁艺根据当时流传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集体创作。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必须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在七大上，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会场照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主席台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会场外的照片，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可以辨认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冈野进、徐特立、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或坐或站，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刘少奇、张闻天、陈毅、任弼时、叶剑英站在毛泽东等人的后面一排。最高兴的是朱德，满脸笑容。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给每人加洗一张照片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几乎没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过这张照片。当时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也是极少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团的代表赵毅敏回忆说，照相时，中直代表团坐在前边的。这也是很优待的事情了。

当时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七大代表王丕年，白天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住或回县委。因为工作比较多，大会中间有时休会，也回县委去。这样，他连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因为回县委去了，不知道要照相。后来知道了，非常遗憾。这样说来，这张合影可能是利用大会休会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几百人照相，要把队伍整理好，也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