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口述5：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闹着分财产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做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有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地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

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和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的这是什么啊？净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净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净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各人因各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 zicui ）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做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儿。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绝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但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惟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政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煾，一位叫唐淮源。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孀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的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儿，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澄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

正是春光归玉塞，那堪遗事感金城。

风前百尺添新恨，雨后三眠殢宿醒。

凄绝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地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

邵老伯和张澜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他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诚先生得了病，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在故宫内苟延残喘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被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待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绝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则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

热心的朋友又找到了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上我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一文，这篇文章是因为"高级三年征记，爰为是文"。大概我的古文写得比较好吧，所以大家推选我代表全年级来写这篇级史，这并不偶然，因为当时我正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见后）。在谈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时，我这样说：

英才之育，尤为国政导源。然小学始教，要在广施；而大学专攻，非能遍及。是以进德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学其焉归。入学既久，效已可睹，成兹九仞之山，端惟一篑之积，则高级三年，诚难忽视也。

我在高中读的是商科，对商科的重要性，我是这样认识的：

至于商科，货殖是究。鸱夷用越，阳翟得秦。谁曰居积可鄙，庶与管仲同功。

"鸱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国经商致富的事情，"阳翟得秦"是指吕不韦因经商而取得秦国政柄的事，管仲则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对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及其昂扬热情，我是这样形容的：

此三科中，数十百人。奇才杰出者，不可胜计，而成绩因之斐然可观矣。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衡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我虽为高三年级作了这篇级史，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汇文中学正式毕业，只是肄业而已。原因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念了几年私塾，当时家里不准我学英文，我上小学、中学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语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越吃力。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好友叫张振先，他的英语特别好，同学经常找他帮忙"杀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当"枪手"--谁的作业不会了，就请他写。高二那一年的英语考试，我估计自己不行，也请他为我做一回"枪手"。可那一回他有点犯懒，替我做时没太下功夫，内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师"很高明"，一看便说，这两篇雷同，不行。他还算手下留情，说起码要在第二年重写一篇，否则不能及格。当时我正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全部的兴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别说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写不出，于是我也就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

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辉先生，也就是为我提供中学担保的那位自来水公司经理周实之先生（为我提供小学担保的张先生是他的属员）。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的父亲叫周馥（玉山），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家里很有钱，后来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看望我们。每次到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愿望其实并不合实际。即使我英语及格了，将来能留学了，那谁管我的母亲和姑姑啊？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啊！我家还有两个亲人，她们把我拉扯大，现在是反过来需要我照顾、抚养她们了。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商科？还不是觉得它和就业、赚钱关系更直接吗？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商科不适合我，我要学点适合我的真本事，并靠它找点工作，谋份职业，养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没再补考，中途辍学了。而我家和周九爷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下去，他帮助过我三叔、六叔谋过职。后来我到辅仁大学工作，当了副教授，还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说来也巧，周九爷的孙辈周良、周骆良、周骘良（后改为周之良）后来都在北师大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后来张振先到英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回到中国。在困难时期，因为我们都是市政协委员，可以享受一点优待﹣﹣每星期六、日到欧美同学会那儿去打打牙祭，顺便聚会一下。聚会时，还常回忆这次"杀枪"事件，以及一些其他趣闻，这里权作汇文随感和汇文逸事说说吧。

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别的不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

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巴清泉，他判作业和阅卷时的签字一律用 CCPA 。他是一个基督徒（汇文是基督教学校），对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为迷信。我们就故意气他，他上课时，有人就在装粉笔末的纸盒里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还在他快进教室时一起怪声怪调地把 CCPA 念成" sei - sei - ba "，好像是在说汉语的"塞啊﹣﹣塞啊﹣-叭！"要说迷信，应该是汇文的牧师刘介平。他有三个儿子，他不喜欢大儿子，而喜欢小儿子。先是小儿子不幸得病，他整天为他祈祷，还是死了。他把儿子的棺材停在亚斯礼堂（在当时的慕贞女中内）的讲台下，向基督虔诚地祷告："我的儿子被主接走了。"后来，他的二儿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祷告一番。不久，他大儿子又病倒了，这回他把他送进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说这才是迷信。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座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真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 zei )！儿子！"地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哪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里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简介：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佛名察格多尔札布，满族，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