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兆法自述9：从井冈山又经过长征的骡子摔死了，同志都感到难过

渡江战役

经过淮海战役，长江以北大片土地被解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

四月上旬，我们又开始出发，原先准备在浦口线渡江，攻打南京，因为部队多，我们又向东靠去，经过几天的行军，路过扬州，又往南靠近长江边住下，大家都忙着做渡江的准备工作。

这时，敌人也在长江南岸积极地挖工事修碉堡，想凭借长江天险进行顽抗，阻止我军过江。

在这个期间，有天夜里，从南京方向开来八艘英国军舰，顺江东去，并不断向北岸打炮，我们团通讯连一匹驮电话线的骡子，没被敌炮打死却被炮弹的爆炸声震死。配属给一营的平射炮立即封锁江面，进行拦阻射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被我们击伤。

四月二十日，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东起东海岸，西至戈壁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横渡长江。

我们这边，团二营攻打荷花池，歼敌一个营；一营强攻中裕龙州，守敌仓皇逃跑。战斗连先过江去，我们团后勤处紧跟其后。那天晴朗，江面上无风无浪，因为敌人早已逃跑，没有枪炮声，所以一切显得很平静。

过江用的船，都是征用来的渔民用来打鱼的小木船。我坐的那只装载了两驮子炸药和运输排的一个同志，加上船老大共三个人。在船老板掌握下，摇摇晃晃地过到江南岸，我坐在上面，被摇晃得迷迷糊糊睡着了。

大家过去，在江边上集合，清点了人数，我和张玉奎到江边那个村子去找向导，费很大劲找来一个人，要他给我们带路，这时天已经很黑了。大家在向导的带领下，顺着田间小道朝西南方向走去，任务是歼灭从南京逃跑到芜湖的敌人。

在我们的行军中，时常遇到从南京到上海去的敌人的伤员，有的包着头吊着胳膊挂在脖子上，有的拄着棍子一拐一拐地在风雨泥泞的土路上走着，其中也有敌人的营连排长一类的军官，领着他们的太太同样在泥泞中步行，也没有人过问他们。

我们部队到达太湖西边的天王寺，前面传来消息说，“芜湖已经被前面的部队解放”。

我们部队住下停止前进，休息一天后，又转向东行。日夜兼程，顺着从南京去上海的铁路边走着，到达苏州北面不远的农村住下，又开始休整。

就在这个行军过程中，团政治处有一匹驮文件的骡子，被行驶的一列火车挂倒摔死了。当天夜里这个消息就传开了，许多同志都为它的死感到难过。

因为它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到沂蒙山区，在我们团里。因为它也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并且在这前几天，军里就打电话，要把它送到军里去，不再驮东西了，把它养起来。

解放上海

我们部队在苏州农村休整学习十几天后，五月中旬时，我们部队开始向上海靠拢，在上海的外围昆山首先与敌人接火打了一仗，一营二营来个南北夹击，敌人不堪一击，拿下昆山后，部队直捣真如镇，这时全师的车辆马匹等都留在南翔，不准进入市区。上海是京沪杭地区国民党最后一个据点。国民党军在上海集结了八个军二十五个师，还有空军、海军、炮兵、工兵、装甲兵部队和保安队，交通警察总队约二十三万人，敌人还构筑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共三道防御工事，日本在上海时，修建了钢筋水泥碉堡千余座，加上修筑的其他各种碉堡共达万余座，国民党凭此企图继续负隅顽抗。

国民党吹嘘，上海比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还要坚固。蒋介石亲自给上海的守军团以上军官训话，鼓吹只要打半年至一年，美国就能出兵，叫嚣“成败在此一举”。

蒋介石还带了少数亲信住在离上海吴淞口不远的复兴岛上，梦想着汤恩伯能给他创造奇迹，守住上海。

我军经过几天的调动，陆续到达上海郊区各自的指定地点。解放上海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既要迅速占领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又要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大上海完整地还给人民，以利于以后新中国的建设。因此，有人特此形容为 “瓷器店里打老鼠”。

五月十二日，我军开始向上海外围发起攻击，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到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完成了吴淞口要塞、封锁吴淞口、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汤伯恩二十三万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但是就在这个期间，我们部队吃了一个亏。因为还是用的常规办法，冲锋号一吹，全体战士跳起向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都在成群的碉堡里，火力形成交叉，对我军威胁很大，但我们的火力对敌人威胁不大，所以我们部队进行多次冲锋，伤亡很大，也很难冲上去。三四天后，改变了打法，用主要火力压制敌人的火力发射点，控制各碉堡敌人的射击，我们以小分队或爆破组的方法，隐蔽运行接近敌碉堡，用炸药包炸掉碉堡内的敌人。这个办法很好，用人少，炸一个成功一个，进展也很快，但是炸药和包炸药的布又紧张了，特别是包炸药的布跟不上，当时后勤处有些同志把被子献出来送去包炸药用，我也把被子拿出来去包炸药。

部队很快占领了上海外围郊区阵地，逼近上海市区。五月二十四日，上级下达总攻命令，各部队向市中心发起突击，激战四天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鲜艳的红旗在市中心的商业大厦上飘起。

从此，上海属于人民的上海了。

我们团攻打的真如镇，攻打占领后，就直接住在那里，因为部队多，没再向市区前进。

我们的同志，在炎热的天气里，苦战半个月，每人身上的汗水、雨水、泥水或血水融合在一起，精疲力竭了，但每个人都严格地执行着入城守则，做到秩序不乱，遵守各项纪律，做到无论什么情况下不人民宅，夜间睡在马路旁边的水泥地上。上级为了照顾大家，每人发给两条麻袋，同志们说笑话“打进上海两条麻袋，白天卷起，夜间一铺一盖。”就这样大家在战场是英雄、是猛虎，在平时又是遵守纪律好模范，执行指示的好榜样。

上海市确实是个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地方。国民党撤退前就安了六千多人的特务，还有其他许多盗匪等，他们活动十分猖獗。刚解放，上海市内各个角落，时有特务出现，出来作案。连上海市的郊区各县、镇或者农村都经常发生案件，抢劫、绑架、谋杀解放军单独行动的零星人员，如通讯员、司务长等人员，赶集上镇购物买菜的人员被绑架后，往往被勒死扔到路旁或水沟里。

敌人引诱、拉拢我们部队个别同志来瓦解部队的也有。刚被解放过来的上海，是一个花花世界，我们部队头一次进住这样的地方，有个别的同志就眼花缭乱起来。敌人的特务就抓住和利用这一点，向我们的同志进攻。有的人革命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就会上当受骗，走上了邪路，犯了错误。我们团一营三连，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上海刚解放我们团住在真如镇，一营住在真如镇火车站东边一个汽车修配厂内，因为我们刚进入上海，上级提倡：要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军民关系。

住的时间一长，许多同志，就和厂的一些工人和家属都混得挺熟，常在一起谈家常理短的。

三连通讯员小王，和一家工人家常来往，工人和他的家属也对他很热情。这位工人和他的家属，常问小王的家事，如：你多大了，家是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想不想家等。开始说这些小王也不在意，时间一长，就使小王思念起家乡父母来。小王是山东人，离家远，没有钱买车票回不了家。那位工人和他的家属都说，你想回家看看，没有钱，不要紧，我可以帮你，还有，这里有个姑娘，总想找个解放军同志，等哪天我叫她来你看看，可以的话，结婚成家都不用你拿钱，她可以包下来。小王听了这些，在思想里反复思索着，斗争着，不知怎样才好。

一天，这家工人家真的来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第二天，让小王看。等姑娘走后，第三天，工人和他的家属问小王：你看怎样？小王心里暗喜。第五天，他们问，小王没有回话。第六天，他们再问，小王点点头表示同意。第七天，这时的小王已经进入了他们设下的圈套。已经是一个从革命道路上滑下去的麻木不仁的小王了，第九天，他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

他们和小王约定好一个时间，到上海什么地方与那位姑娘结婚，结婚后，姑娘拿钱和小王一起去山东看家。小王迷迷糊糊地答应了，因为小王一分钱没出，一切费用都是那位姑娘出的，所以就向小王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小王必须把连长和指导员的两支勃壳枪拿出来好换钱用，当时，我们一起参军的李守刚同志在那当副指导员，这时的小王只好顺从。

小王就在连队晚上点名的机会，留在连部看家，把连长和指导员的两支勃壳枪拿出，到了约定好的地点，把两支枪交给了那位工人。

顺着一条小街，工人带着小王向前走了一会，小王在前，工人在后，这时小王已经感到气氛不对劲儿，小王听到工人在后面摸出一支枪，拉动枪机，推子弹上膛。小王害怕起来，拔腿就跑，找个僻静地方藏了起来，因为当时天黑，那位工人又没有防备小王会跑，就没有找到小王。他马上考虑到，小王一定会跑回连队，把一切情况向连长汇报，就对准自己的胳膊打了一枪，带着两支枪跑到三连连部，向连长指导员说：“你们通讯员小王带着两支枪逃跑，我去追他，没追上，他打了我一枪，把枪扔下跑了。你们看这是不是你们的枪。”连长和指导员一看是他们的枪，通讯员小王不见了，就把假当成真，赶快叫卫生员给那位工人包扎伤口，又送到卫生队，都住的很近，并派专人负责看管护理这位有“功”的工人，卫生队长刘洪基和李彬也很重视，安排给予特别的护理和照顾。后又送往地方医院。

然而，这位“工人”不识抬举，住了几天，伤还没好，在没人时，跳窗跑了。就此领导上联想起那位“工人”的枪伤，产生了怀疑，并引起了重视，但是一不见“工人”，二不见小王，是个无头案，没法追查。

我们团，在真如镇一直住到1950年的五月份，移到大场南面菜家园一带农村去住，腾出厂子，准备清理开工恢复生产。就在工人们清理厂房时，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一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在那里躺着，还有一口气，连话都不能说了，使得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经过工人们仔细询问，才得知他是三连通讯员小王。

工人们赶紧报告了厂领导，厂领导又马上告诉了我们团，团里又派担架去把小王抬到卫生队。

见到小王，一切案情也揭开了。

小王这段的生活是这样过来的，他自带枪跑出连队那天晚上，把枪交给那位“工人”，那位“工人”实际就是个特务，当时想得两支枪后，当场把小王打死，做到杀人灭口。小王发觉事情不妙，当场跑掉后，想回连队又不敢回去，想回家没有钱买车票，当夜又跑回汽车修理厂——三连的驻地，找个仓库藏了起来，没有勇气回到连队交代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只老鼠一样，白天藏在仓库里，夜间到三连伙房拿点吃的东西，再回到仓库。

连队搬走后，没有的拿了，就到连队留下的干水缸捞些饭渣、菜汤吃，后来连饭渣、菜汤都捞吃光了。就饿着肚子藏在那里，他命大，被发现后活了下来。

军队和老百姓

1950年3月，我们部队为在水上练兵，移防到宝山县月甫北面靠长江较近的一个村庄住下。小庄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这里都是很矮小的茅草屋，各家都没有院墙，但是门前都有一个平坦的广场。

当地群众，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解放军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各方面都不熟悉我们。我们队伍到达后，先停在广场上坐下休息，等待管理员先看完房子后，分配每人住的地方。

我跟管理员去各家看了一遍后，管理员说：“咱们三个人就住这一家。”当时管理处就我们三人，管理员季玉和、公成美和我。当时，这家是两口人。一位约在五十上下的老太太，个儿挺高，身体也很健壮，再就是她的儿媳妇，三十来岁。以后才知道，老太太的儿子是上海市碾米厂的工人。

老太太和她的儿媳站在屋门口，怎么也不让我进屋放行李，我就笑脸相迎，一个劲儿说好的，一面硬把行李放进屋里。

她们是三间屋，东里间是老太太儿子两口住的，西里间，即是灶房也是老太太的住屋，我们要住就在明间里。

我先把行李放下后，又和管理员各自领着各股的同志去安排他们住的地方。把各单位的同志都送去住下后，我回来一看，行李都乱七八糟的被扔在门前的广场上。我一看就明白，心里也好笑，不用问，一定是老太太娘俩给掷出来的。心想，我可不能生她们的气，更不能向她们发火，很可能，是以前国民党兵在这里胡作非为时，给人民群众遗留下的很坏的印象。我们住下后，可得很好的尊重她们，向她们作好宣传工作，消除对解放军的误会。我就装着像个孩子似的笑脸相迎，边说边比划着顽皮的逗她们发笑，就这样才冲破在屋门口的阻拦，把行李又搬到屋里。我还得出去到各单位看看，能不能都住得下，和找点东西好回来打铺用，等又转了一圈回来时，一看，行李又被搬到外面。我还是耐心地陪着笑脸向她们解释着。她们也在向我说些什么，可是当地话很难懂。就在这时，管理员和指导员他们俩一起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又把行李搬进屋里。

我们在屋内站住了脚，商量着如何打铺，靠东墙、西墙和北墙各打一个，开始找东西动手打铺，这回她们娘俩再也没办法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在忙着，她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还生我们的气。我在想：你们生的什么气？用不上几天，叫你们生气，你们也不会生了。果然，我们住下没几天，因为处处尊敬她们和让给她们提供各种帮助、方便，以及不断地向她们作宣传工作，很快的改变了她们对我们的态度，对我们也说也笑了，很客气。

当时，正是开春时节，当地青菜奇缺。我们吃菜，司务长买菜都得步行几十里路，到罗店集场去买，青菜也很贵，所以当时我们住在那里，吃菜很困难。当地群众吃菜就更困难了。房东老太太常到村外河边上挖些当地叫红梗的野菜嫩芽回来做菜吃。我有时得闲，就像个孩子似的跟她一起去，帮她挖菜，也借机会向她作些宣传工作。她看我挺勤快，肯帮她的忙，很高兴。春天，野外空气新鲜，很好玩，我当然也愿意跟她去，同时我还顺便挖些野蒜来，把它择好，洗净切碎，向伙房要点酱油一调就饭吃，解决伙房菜少的问题。其他单位的同志，看我这样做，他们抽时间，也去野外挖些野蒜来调着就饭吃。

老太太要去翻地种菜，我就主动帮她的忙。替她翻地，打垄条隙子，担水种菜等。她看我干得很好，脸上溢出快乐的笑意。种好菜后，又接着架障子，好挡鸡狗，免得它们进到菜地里糟蹋。就这样，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和房东之间的军民关系大大改善，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一起。

每天晚上，一般大家没事时，都坐在一起，在煤油灯下啦闲呱，相互交流感情增进军民之间的友谊，特别是星期六的晚上，老太太的儿子从上海回来，啦呱的话题就更多了。

我一边听着他们的闲话，一边忙着做针线活。我们穿了一冬天的棉衣都很脏了，每年这时候都得拆洗一遍。前几天，我已经把棉被和床单都拆洗完了，因为它比棉衣省事，就是棉被拆洗后再套，也是直趟直线的很好缝。拆洗棉衣就比较麻烦，特别是棉袄拆洗后，是两个袖子，很容易把它上错。那几天天好，早上拆洗，中午晒干了晚上在煤油灯下套棉衣。我已经做过好几年了，手工不能说太好，但穿在身上能出得去“门”，挑不出大毛病，也算可以了。说真的，我做的针线活，是比不上巧手妇女，也满赶一般的拙手娘们。房东老太太娘俩，看我做得熟练、细心，也感到惊奇，一个男人会做针线活，还从来没有见过。

年年都是这样，每到那时候，我就把棉衣、棉被拆洗一遍。不光是这些，平常我们三个人的衣服、鞋袜需要刷洗、缝补，都是我包揽着，随时需要，随时缝补，哪怕是在行军的路上，休息时，也可以随时缝补几针。

我们军人，走南闯北，风餐露宿，经常在荒山野外，就必须学会自理，学会自己修补自己。

后来，我们从这里移防到上海南面住时，我还自己给自己做过一双鞋。

鞋面布是向我们单位军需股要的，是缴获过来的一件美国风衣上的帽子，深绿颜色，布挺厚，也很结实。又用旧衣服打的壳子，照着脚上的鞋，裁成样子，做的鞋帮和鞋底。用棉线绳纳的鞋底，没有针锥，用的房东家旧防线车上的一个缠线轴子，两头很尖，可当针锥用。鞋底鞋帮都做好后，因为没有那样的工具，自己也不会上，就托司务处的张甲文同志，去南桥买菜时，捎去请修鞋匠给上的，花了二角钱。拿回来穿在脚上时，我真高兴极了，因为是自己做的很合脚。后来北上到山东和抗美援朝去东北时，我就是穿的这双鞋走的。

我们队伍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要去上海市南面的奉贤去住。在我们临行时，房东太太和我们难舍难分，如同亲人就要久别时的情景，泪水相照，恋恋不舍。队伍开始出发上路了，老太太也走在我们行军的队伍里送我们，指导员和管理员在她的左右，陪她同行，多次让她止步不要再送，她不肯。我跟在后面，不由地回想着从我们到老太太家开始，到今天要离她家为止，在这中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些军人呀！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在群众家住上一段时间后，群众总是留恋我们，不舍得让我们走。这是人的情的本能所致。人世间，就是有那个情在，才构成了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以及其他一切物种之间的连带关系，构成了一个世界——社会。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老太太一直把我们送出八里地，在一条大公路边上停下来，队伍在前头走远了，我们三个人排成一列，向她老人家恭敬地行了一个举手礼，又握手告别，当我要和她握手时，她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失声的哭了，我也在低声抽泣……当我们三人转身去赶队伍时，她老人家仍独自一人久久地站在那里不动，一直守望着我们一步步远去的身影。我们也不断的回头看看她，向她老人家远远地挥手告别。

简介：卢兆法，1930年生，沂南县人。年幼时逃过荒，要过饭，没能上一天学堂。1946年参军。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先后荣立二等功6次，三等功7次，工作模范1次。1963年转业到临沂粮食系统工作，1990年正式离休后，前后共用10年时间撰写出版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革命回忆录《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