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的乐山记忆

按：在武汉大学建校百余年来的众多师生校友中，吴新智（1928－2021）先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甚至绝无仅有的存在——他原本是“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私立乐嘉中学”的学生，1945年夏，在读完高中二年级之后，吴新智用自己夭折的弟弟吴新基的名字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在此后的一年里，他一边继续在武大附中读高三，以求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一边就读于武大法律系（主要是在家自修），以求获得大学一年级的学分以及由学校颁发的“复员护照”。1946年夏，吴新智在上海考取了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1947年夏又转入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并最终在该校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1999年，吴新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终其一生，他开创并推动了中国的灵长类解剖学和法医人类学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尽管吴新智先生在武汉大学学习的时间较短，其“肄业”的具体方式也非同寻常，不过，他对自己的这段学习经历还是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对四川乐山以及西迁于此的国立武汉大学也怀有深厚的感情。2013年12月4日，当时已85岁高龄的吴新智先生，还专程回到乐山这个他“做梦都想回来”的地方“故地重游”，时任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后为所长）胡方平先生和他的两位同事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和陪同，并对吴老作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访谈。2021年12月4日，吴新智先生与世长辞。数日后，胡方平先生给笔者发来了他们当年的访谈记录（此前从未正式发表过）。6月2日是吴新智先生的生日，特将这篇访谈记录配上插图、略作修改后首发于此，以表深深的怀念之情。（吴骁）

1943年的乐山城鸟瞰（李约瑟摄）

乐山记忆

1938年夏，我一家五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治”轮船从重庆到达乐山，租住府街南段东侧的熊姓人家厢房中。此处离公园很近，公园大门右侧悬挂一块大牌子，上书“嘉州公园”四个大字。一进大门便是位于两侧、形状对称、不大的西式建筑，南边的那座是一家照相馆。从公园大门向西走大约30米是蒋介石的大幅戎装半身画像，其后是一个直径10米上下的圆形小土堆。行人绕过土堆两侧向后走，南侧不远处是“民众教育馆”，内有小型图书馆，对外开放，是我小学时课外读物的唯一来源。

土堆北侧是水泥地面的网球场（但是我没有见过有人打网球），球场东边是一家茶馆，西边是一栋单层的西式建筑，被成立不久的私立乐嘉小学占用，作为其一、二年级的教室。土堆后方（西侧）是不大的长方形广场。其东、南、北边是人行的通道。通道之北是一个长方形带圆角的池塘，上有曲折的小桥。其中段有一小片陆地，其上建一直径2--3米的西式圆形小亭。广场南侧通道的南侧也是一座茶馆。

广场西侧是宫殿式的，名为中山堂的大礼堂，是演剧、放映电影或办画展的场所（后期在其前立面的两侧加砌大约3米宽的墙，使其看起来像西式建筑）。中山堂两侧各有两三组台阶向上，达到一个平台。平台北侧原来是一个园林小品建筑，后来扩建成乐嘉小学三、四年级的教室和该校集会的小操场。平台南侧又是茶馆。平台中部向上有相当宽，20--30梯级的台阶，茶馆旁边和教室的后方分别有比较狭的台阶。上面是第三平台。其北侧有一栋两层小楼，上层是乐嘉小学五、六年级的教室，我在1938年秋到1940年夏天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这栋小楼的上层以天桥与第三平台相通。

此楼房的底层是“幼稚园”，后来被驻军第32补充兵训练处（简称32补，处长是韩文源，据说是何应钦的外甥）占用，作为其所办报纸《诚报》的编辑部。第三平台南侧还是茶馆。中北部有一个建筑在几级台阶上的钟亭，日本飞机来袭时便敲击这个大钟作为警报。钟亭之南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围抱的大树。第三平台北部的后方稍高处是片小树林，其西北角是公园的后门。平台南部比北部稍低，其南侧是茶馆，西侧是有铁丝网的篮球场，铁丝网已经锈蚀有破洞。球场和茶馆之间向南是一个小出口，通向金花巷。公园后门通向月咡塘的道路的左侧是金花巷的开口和“嘉峨师管区”（负责征兵的师一级的军事单位），那段道路接近月儿塘的那段的右侧，有一岔道，是很狭窄的向下的台阶，通向叮咚街。

1939年夏天，我家搬到东大街南侧一条名为天棚居的小巷。8月19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乐山，据说是那天蒋介石来乐山视察。那时几乎天天都要放“空袭警报”，日本飞机轰炸了别的地方以后往回返时，乐山便解除警报。我的父亲工作的场所是位于学道街中段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乐山办事处，他一般都在银行等到警报解除以后继续上班。碰巧那一天他回家了，叫我们马上走出屋子，到院墙旁边躲着。不久，紧急警报响了，敌机来了。眼看着明晃晃的炸弹从天而降，顿时天昏地暗。乐山的老房子积灰很多，被炸弹一震，飞洒满天，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我妹妹叫了一声“妈！”。父亲跟着呼叫每个孩子的名字，得到回应，才放下心来。

这时天色逐渐明亮，才看见我家住的房子倒塌了。父母匆忙进去取出一个小皮箱。这时通向东大街的巷口已经被大火封堵，我们只得随同其他邻居拥到巷子盲端的的小学操场。父亲叫我和弟、妹在操场守着那个小皮箱，他们回家打算再取出些物件。不久之后，拥挤的人群推倒了操场边上的土墙，蜂拥而出，我们三个小孩也抬着那口小皮箱跟着他们走过民居和下土桥街，经过铁牛门边，沿着铜河碥，到了虾蟆口（记得是这个声音，不确定是否如此写法）的一户人家门前。那户人家煮了一大锅绿豆汤，让逃难的人们解渴祛暑。人们渐渐散去，我们怎么办？我想起不久前父亲和同事曾经带着我到陕西街看一座院子，打算租为银行的宿舍。我想到此，便领着妹妹和弟弟走向陕西街。坐在尽头的山坡上等父亲。天渐黄昏，我们只得走下山坡，设法找点吃的。幸亏父亲也寻到此处，才得一家团圆。

此次轰炸，学道街和鼓楼街以南，府街以东，下土桥街的中段以北（涵盖东大街和玉堂街两侧），中河街和下河街以西的整片地区全被烧毁，第二天上街走走，看见这些街上有许多被烧成黑炭的尸体横卧街头。县街和陕西街也有个别民房被炸毁，损失惨重。

事后想想，如果听到空袭警报后过了些时间，父亲才决定回家，走到半路便遭到轰炸，或者轰炸以后，父亲赶快往家奔，被大火堵在路上而惨遭烧死，或者父子失散，后果都不堪设想。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帮人做家务，我和妹妹和弟弟只能辍学……

灾难之后，日月照旧运行，我也继续在乐嘉小学六年级上学。武汉大学因日寇逼近武汉而于1938年4月西迁到四川乐山。为了不耽误其子弟求学，原来在武汉大学所在地武昌珞珈山的珞珈小学的校长梁荣誉组织武大家属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借用并改建了乐山嘉州公园内部分房屋，办起了乐嘉（谐音珞珈）小学。我1938年秋季开学时进了五年级，开始学一点英语。1940年从乐嘉小学毕业。1939年乐山被炸后，因为躲避日寇轰炸，所有中学都迁出城区。原来在市区最北端徐家碥的四川省立乐山中学迁到夹江县，乐山县立男中迁移到北郊的牟子场以北的毛锅厂，距城约30华里。夹江太远，我进了乐山县中。

县中临时校舍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是一座成Π形的建筑。将一根根长竹子劈开、砸扁摊开成片，编成墙壁，中间留着一个个方形小孔便是采光的窗口。屋顶是稻草铺盖的。Π形的主体和右翼是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左翼是食堂和厨房。宿舍则是租用毛锅厂的民房。学生宿舍是“大统舱”，连成一体的单层铺。校长是隆昌人万隽。教学质量不高，我记得，两个学期才把本来按规定应该在一个学期学完的英文课本学完。体育老师是倪寿椿，其妻子原来是他的学生，结婚不久因病去世，倪老师沉入水中自杀，但他是体育老师，求生的本能使他又浮出水面。当时他兼管校医室，又服用安眠药自杀，被送到城内的仁济医院救活。第三次吃了毒药而死。听说抗战胜利后，他从家乡带到四川的老仆挖出其夫妇遗骸带回老家安葬。

我们每星期六午饭后走旱路大约30华里到沟儿口，度过岷江到徐家碥，进过张公桥、半边街（刘公堤）、进嘉乐门，穿城而过到高西门，出城经过西湖塘，再走过田间小径，翻过一座小山到马蹄冲我家的草房。星期日午饭后，带着一小罐猪油和/或一小瓶酱油回到学校帮助下饭。学校伙食平日清汤寡水，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总是吃回锅肉。我本来不爱吃辣，但是也不能放弃这唯一的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

那时城区没有中学，武大的教授们不放心子弟去外地上学，如水利学教授涂允成长子涂光晖不得不随四川省立乐山中学的搬迁到夹江上学，有的年龄较小的孩子甚至不得不辍学在家，如涂允成次子光凝和法学教授刘秉麟之女刘保熙就是。为了改善武大子弟的上学条件，1941年武大教授涂允成领头，屡经周折办起了私立乐嘉中学（不久后改名国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初办时校址设在铜河碥的一座旧庙（王爷庙），在铁牛门和育贤门之间。教师们大多是武汉大学的教员。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清苦，有“教授教授，越教越廋”的民谣。历史系教授杨人楩，数学系教师张远达、生物系教师余先觉、理学院长桂质廷的夫人许海澜等都在这里任教。许海澜是美国华侨的女儿，随夫回到中国，不大会说汉语，她只能照着英文版的语法书教文法，学生们也就不知道语法的词汇用中文怎么说。

办学不久后租用学道街九龙巷北段杨姓宅子为高中部校舍，其对门的被轰炸残留的空地被用作学生课后活动的操场。初中学生都编为童子军，穿童子军制服，学童子军的知识，如结绳和急救等；高中时有军训课，制服是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当时没有服装店，衣服一般是由裁缝店的裁缝师傅制作。我家经济条件不富裕，我将旧的学生装（三个口袋，不带翻领）拆开，仿照着用新布裁出衣片，我母亲将这些衣片缝制成中山装。教官是现役少校军官，曾经领着我们到嘉峨师管区司令部去借出步枪作短时操练。

当时乐山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部也在铜河碥，在乐嘉中学与铁牛门之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乐嘉中学和武大附中没有三青团的组织，可能是学校领导抵制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幸运的，否则全校学生都不能幸免，有的学习好的学生可能不明不白地背上三青团骨干分子的历史问题。

1946年武汉大学回迁武昌，乐山的武大附中由乐山籍人士接管，恢复私立乐嘉中学的名称，后来搬迁到高西门南侧的李公祠，抗战期间被武大物理系和化学系用作校舍的房屋。

我1941年进了乐嘉中学初中二年级。武大附中的淘汰率很高，高中和初中一年级的人数很多，三年级只有很少学生。现在的乐山四中（当年的武大附中的后身）1941年和1946年间入学的校友中出了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1949年入学的校友中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县一级中学中恐怕是很罕见的，应该是与武大附中严格的校风有很大关系的。

2013年12月3日，吴新智先生在乐山查阅到当年在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私立乐嘉中学读书期间的成绩表

当时上大学完全是公费，不交学费，免费吃饭。上海银行有奖学金资助学习优秀的大学生，对本行职工子女中学习优秀者也有奖学金。我就是靠这笔资助上中学的。那时大学录取率很低，我担心1946年高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将不单失学，而且饭钱需要家里负担，于是在上高中二年级的同时自学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准备上完高二后就考大学。平时课余在一起打桥牌，唱京戏玩的同班同学柳绍铭知道我的打算后决定与我一起自学。1945年我和他担心被学校发现而被拦阻，分别改名吴新基和柳焯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和物理系。我因为自幼立志当医生，提前考大学只是为了提高“保险系数”，所以继续上高中三年级并且兼顾法律系的课程，1946年如愿拿到中学毕业证和大学的学分。他第二年转学电机系，现在是哈工大博士生导师。

文庙贤关门——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

文庙尊经阁——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所在地

为了对付日本飞机轰炸，有的人家搬到岷江东边或者城西的郊区。我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银行先是在城里的陕西街租了一个大院用来办公和供职工家属居住，后来又在城西郊外的马蹄冲建了几间草房让家属居住。两三年后将办公地点搬到中河街。我们家又搬回陕西街。这个大院的后面是红砂岩小山，原来有两个浅的山洞。银行雇几个石匠将两个洞凿深，使其联通成一条有两个出口的巷道。如果一个出口被堵塞，还可以从另一出口逃生。我每天暇时便看石匠施工。有一天他们捉到一个很大的老鼠。石匠们像现在人们做叫花鸡那样用烂泥将老鼠糊起来，放在火上烧烤，然后食用。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放空袭警报，我们只得钻进又冷又潮湿的山洞躲避。直到后半夜听到解除警报，才敢回屋睡觉。

在初中的头几年，我家住在郊区的马蹄冲。雨天上学，穿着草鞋经过田间小路，路中间很滑，只得小心翼翼地踩着小路两边的草棵走。走到西湖塘边的小溪，脱下草鞋，在溪水中将脚和鞋洗干净，把草鞋藏在堆在那里的木头垛子中，从书包里拿出布鞋换上，进城上学。下学经过西湖塘，从木垛中取出草鞋，换上回家。不论冬夏都是如此。那时乐山市面上没有，一般人也买不起胶鞋。经济条件好些的人下雨天出门穿油鞋。这是在一双薄棉鞋的鞋底上钉一些铁钉，用桐油刷几遍，既防水也防滑。有一次我在晚上参加城里的活动。半夜时分打着火把照明回家。那时轮船很少，大多是木船，很少有机会顺风送帆，主要靠划桨行船，逆水行舟时常常靠纤夫拉纤。纤绳是将竹子劈成长条编成的。人们将用久后废弃的纤绳截断，当火把卖。

乐山那时的街道名称有许多延续至今，没有变化，如玉堂街、东大街、县街、府街、鼓楼街、叮咚街、土桥街、学道街、白塔街、育贤街、婺嫣街、铁门坎、金花巷、油榨街、铜河碥、徐家碥等（2013年12月我去的地方有限，只能涉及这几个地名）。大多数街道现在都经过扩宽，原来的三合土或者石条铺成的路面都改成了柏油路面。两旁的门面已经大不相同。抗战时玉堂街、东大街、县街、府街、育贤街、鼓楼街、土桥街、学道街、油榨街、徐家碥两旁是商家的店面。箱箱街基本上是铜器一条街。叮咚街、白塔街、婺嫣街、铁门坎、金花巷，上河街的两旁和铜河碥的一边则基本上都是居民的住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上河街东侧。现在的月咡（偏旁似乎不是口字）塘街只是当时称作月咡塘的一个小广场的靠进孔庙前半月形池塘和二中门前的一个狭长地带，该广场东侧的大部分都被建起了楼房（如现在的信访局大楼）。现在乐山二中的大楼的位置当时是一个大面积的坡子。福泉门、迎春门、铁牛门、育贤门名称没有变。铁牛门的基座还是原来的，上面的城门楼子似乎是新建的。育贤门和水西门的上面原来是长方形的碉堡，现在被改建了。

那时街上没有汽车，有少量的自行车和黄包车。第32补充兵训练处的处长韩文源家住在斑竹湾，每天早晨到铁门坎的办公处所上班，乘坐的便是专用的黄包车。

那时的乐山没有自来水。每天有人从河里取水，挑着上街卖。住户人家都有一口陶制的大缸盛水。夏季河水浑浊，人们买些明矾，敲成碎末，洒在水里，用木棍在水中用力划圈，使得水缸中的水旋转起来，水面中央陷下去。取出木棍后，水继续旋转，停止旋转时，原来的浑水就变清了，沉渣落在缸底。

那时乐山的茶馆很多，公园里有多座，县街，鼓楼街各有一座。坐茶馆很便宜，武汉大学的学生们是茶馆的常客。商人也在茶馆谈生意，他们穿着长袍，将双方的各一只手共同藏在两人相接的袖筒里，用手语讨价还价。男大学生一般穿西装裤子，外面罩着中式长袍。女生多数穿旗袍，有的穿裙子。

府街三家旅馆，分别名为安居、息尘和一乐也，后来又增加一家，名为集一。中土桥街有一家饭馆名为果腹。府街有两家钟表店，分别名为“及时”和“定四时”。这些名字都很有特色，令人难忘。安居旅馆临街是理发店，有一架大的风扇。这是一个宽约2米，高约70—80厘米的木框，蒙着一块布就是扇面，下方还拖着一片与扇面等宽，高约25厘米的可以游动的布。将扇面吊在房间上方，系着一根绳索，一个小徒弟在下面牵拉绳索使风扇来回摆动而生风。那时在乐山我没有见过电风扇，普通人家都用手摇的芭蕉扇或者篾片编成的扇子。府有一家理发馆可以为妇女电烫头发。没有见过男人烫发的。

鼓楼街接近府堂口的那段有一家寄卖行，我的大衣和皮夹克就是从寄卖行买来的。

武汉大学在乐山校址很分散。图书馆在文庙大殿，其后的小殿被用作校长办公室，大殿左、右侧前方的钟鼓楼分别是法学院和文学院的办公处所。大殿前广场两边的房子被隔开成一间间的教室。文庙棂星门前的半月形池塘中间没有桥。武大的牌子挂在棂星门右前方的那个大门前。月咡塘东边是武大男生宿舍，有老房子也有新建筑，月咡塘东南侧是武大学生食堂，那时武大学费和饭费都不要学生支付。月咡塘北边原来是一个缫丝厂，后来好像成了武大男生宿舍。武大女生宿舍在白塔街南侧，门楣上悬挂一块大匾，上书“大夫第”。物理系和化学系在高西门南侧的李公祠，生物系在高西门外，西湖塘与大渡河之间。西湖塘西北侧有座小山，名为北斗山，山顶、山腰和山脚各有一栋方形两层的新建筑，形状一律，分别是武大电机系、机械系和土木系。我记得一位国文老师夏宗琦是武大矿冶系的讲师，但是不记得矿冶系房屋的位置了。武汉大学曾经短期向市民开放实验室，（不记得是否每年定期开放一次）。那时的中学没有条件给学生做物理和化学实验。我曾经在其物理系和化学系用望远镜观看对面的仁济病院墙上的院名。还在电机系观看武大学生表演的电学实验等，很开眼界。

我曾经旁听武大政治系学生表演的模拟英国议会的活动。几个学生分别饰演内阁和影子内阁（反对党）的大臣，多数学生饰演议员。“议员”和“影子内阁成员”进行质询，“内阁大臣”答辩。

那时武汉大学虽属于国立，但是经费中的教职员工工资存在私营的上海银行，我父亲每个月都带着钱到武汉大学给员工发工资，结识了不少教授，也使我崇敬学者和教授，树立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每个星期日武大学生都在老霄顶下的篮球场比赛篮球。我家住陕西街，距离不远，我父母总是带着全家去观看。

在抗战前期，有武大学生每天晚上收听广播，将重要消息（主要是前线战况）抄成宽约90厘米，高约80厘米的大字报，贴在公园门前右侧的布告栏上，我经常前去阅读，从此养成了关心时事的习惯。抗战中期，第32补充兵训练处驻防乐山，该部的政工部门办了一份名为《诚报》的小型报纸。

抗战后期，空袭没有了。在鼓楼街中段南侧有一座简陋的电影院（大岷电影院），是乐山唯一的电影院，放映过《出水芙蓉》等美国影片。有时也有外地的剧团用这个场子演京戏。在萧公嘴附近有过一家演川戏的戏院。县街靠进水西门那头有一家杂货店，晚上常有票房在那里清唱。比我晚一年的师妹吴令华告诉我，1938年她家住在叮咚街，旁边有一家川剧院，锣鼓声特别响，很吓人，印象特别深刻。

大书店有两家（永言书庄和昌言书庄），主要卖教科书，都在中土桥街，前者在路东，后者在路西，前者在北段，后者在南段。县政府东边有一家小书店，主要卖小说，我常去看书。

陕西街上段西侧有两组建筑，分别是秦晋会馆和武圣祠（？庙），抗战期间为军队的特务连所占用（特务连是师一级军队直属的连队）。铜河碥的王爷庙已经没有香火，被乐嘉中学（后改名武大附中）用作初中部校舍。老霄顶上只有一个破落的小庙，供奉灵官的塑像。平时不见有香火，好像也没有人维护，天旱求雨时抬着灵官上街游行。

当时乐山有个民谣：有个老萧（霄的谐音）吹不得；有个铁牛（门）耕不得；有个大佛拜不得（佛面临江不能跪拜）；有个篦子（篦子街，在凌云山北侧河边）篦不得。

从老宵顶俯瞰乐山城（李约瑟摄于1943年）

有一天，我看到一次化妆游行。人们抬着一个个方桌，上面站立装扮为历史或著名小说中的人物，有一张桌子上跪着一个装扮成汉奸的人，其身后站着一个拿着手枪对着他的人。

我家住在东大街时，旁晚时到岷江边福泉门去看从南边过来的轮船，是我们的业余和课余活动。看着远处的轮船经过魁星阁，然后到大佛脚下，再缓缓驶向福泉门。这在冬季枯水时节是看不到的。在枯水期，有一条石坝，由萧公嘴向东南延伸到篦子街和大佛脚下之间，导致那里的江面变得很窄。这是在丰水时期被岷江和大渡河冲击的河卵石和砂子聚到一起而形成的。在丰水季节，在这条石坝的的上方可以见到江水中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其岷江在其东北，水色浅绿；大渡河在其西南，水面浑浊。

在丰水季节，水西门外便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在枯水季节，走出水西门便是一大片带有砾石的沙滩，向西走到相当于蝦蟆口（前文用另外两个字，我只知道声音如此，不知道怎样写才是正确的）的地段，可以见到城墙下面的岩石形成一片深凹，那里有一摊静静的河水，水中漂浮着很漂亮的小水母。

那时乐山以出产嘉定大绸而著名，是白色很厚实的绸子。还有厂家利用缫丝后的蚕茧制造酱油。

府堂口将鼓楼街与府街分开。府堂口内有王陵基的公馆，据说过去是嘉定府衙所在。县政府在县街道中段，现在市中区政府所在地。县政府东侧有一小的旁门，挂着“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牌子（第五？）。大约1941年前后，柳维垣代替陈炳光为专员，将专员公署搬到距离嘉乐门和洙泗塘不远的草堂寺。抗战中期，在鼓楼街东段北侧出现了称为高等法院第五（？乐山？）分院的机构，在蝦蟆口出现了乐山县警察局。有一次看见要枪毙的犯人游街，犯人是从驻扎在陕西街武圣庙的军队的特务连被驻军押出来的。

乐山抗战前就有通往成都的公路，抗战初期，通往西康的乐西公路通车，两条路相会于徐家碥以北。抗战中期，在岷江东沿江修建了一条公路，在徐家碥修了汽车渡江的码头。后来在福泉门也修建了汽车渡江的码头。所有这些公路都是由砂石筑成，没有铺柏油路面。车行后尘土飞扬。

武大附中第一届毕业生中有欧阳予，听说是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他工作的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29号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你们可以找他本人了解的更准确。前几天我听他妹妹欧阳秋说，他正住在医院治病。他今年85岁，你们要抓紧。

武大附中高一班还有涂光晖，是校长涂允成的长子，现在在武汉，今年89岁了。

武大附中高一班还有史长捷，在航天部工作，据说记忆有衰退。

我从乐山四中得知，武大附中校友中还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弘远，他生于1933年，已经于2010年逝世，生前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工作，专业是植物生殖发育生物学。

武大附中高五班柳绍铭，1945年读完高中二年级后改名柳焯，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武大物理系，1946年转入电机系。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博士生导师。

2013年12月4日，吴新智先生重返乐山文庙国立武汉大学校本部旧址参观，并在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