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于十年萧乾的自白

打小时起，每逢挪个窝儿，我总对老地方有些依恋，边走边回头看，迁出大酱园子的时候，我没回头，只觉得离开了一个本不应该住进去的地方。

洁若先去交道口以南的那个新居去看过，很满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地方。我则是初来乍到。那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大院,正房五间，一半已住了原单位一同事，我们住靠东边的两间，堂屋用板壁隔开，一家一半。

这位同事不久前从上海调来，对我本来十分热乎。5月间气温上升时，他也冒失过。这时尴尬了。偶尔擦身而过，总是连忙偏过头去。两个十来岁的女儿瓜子儿脸，活像古典美人儿，却隔着窗在当院吆喝:“老作家，老坐在家里。”我听了，挺不服气，那时节我并没坐在家1949年以来，我只当了几个月的“作家”,

恰巧西厢房的男主人在大学里和我同过学。事先大概在报看到了对我的批判，迎面走来也不打招呼，转过身去却在喊喊喳。身为麻风患者，我自然也很能体谅，很知趣，绝不想牵累别人，进出总低头而过。

尽管缺乏人和，天时并没变化。太阳并未因我是y派而躲开我，它像对旁人一样温暖地照耀着我。初冬的太阳很是暖人，除了热之外，它还撒着金色的光。几个月来，我脚下的大地摇摇晃晃，像是随时可以陷下去。如今，它又结实起来，可以蹬蹬蹬地踩在上面了。上街买菜的时候，我总把腰挺得笔直，欣然发见我还没变成个侏儒。

这是城里我挺熟悉的一个角落。我妈妈唯一的胞姐就曾住在这儿对面一条胡同。交道口，我更熟了。崇实学校所在的大三条，一头通北新桥，一头通的正是交道口。初中时，我曾赶着一群瑞士山羊，沿着交道口大街，出安定门牧放。

搬家后，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打从1928年离开这个角落我就开始了国内外流浪生涯。在地球上转悠了多少年，到头来居然又回到故地。尽管身败名裂了，我还是像回到慈母怀抱中那样感到慰藉。

洁若下f之前，对家庭做了安排。大孩子继续住校，女儿送进托儿所，身边给我留个最小的。她动身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她的行李，陪她走到出版社附近，随后躲在背荫处，远远地目送着卡车向火车站驶去。一到星期六下午，家里就热闹了。住校的，上托儿所的，都回来了。家又像个家了，只缺个洁若。

人在得意的时候，成天在外头奔走，往往倒没多少时间留给自己的娃娃。如今倒了霉，外头见不起人了，倒有充足的时间来亲近自己的儿女们了。他们成为我精神上的寄托。在换尿布倒屎盆时，我从童稚的臊臭中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每当我托着奶望着小喉咙咕嘟咕嘟往下咽时，我就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忘个子二净。我时常把自己的脸整个埋在换下来的小衣裳堆里，扎在心坎上的那堆碎玻璃碴儿，顿时好象就融化成天鹅绒了。最幸福莫如这样的时刻:老三坐在我膝上，扎在我怀里;两边坐着老大和老二，四口挤在一张长椅上。我忘情地为他们说呀呀，把小时大堂姐教给我的那些儿歌全抖搂给他们了:什么月亮爷，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呀，什么“金轱轳棒，烧热炕，爷爷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养个娃娃没地方放。歧儿咂，喝米汤”呀，又什么“小耗子儿，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呀。七斗八斗，居然没把我的记忆力斗光!我能把“正月正，老太太爱逛莲花灯……”一直唱到腊月。唱累了，就讲故事。讲傻姑爷，讲徐文长，也讲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我同大孩子玩“石头、包袱、剪子”，这还是16岁上在报房胡同侦缉队拘留所里学来的。给两个小的用手帕扎兔儿玩，又把双手搭起来，在白墙上照出牛马的影子。心想，别的当不成，也许还能去托儿所当个男阿姨哩。

弟弟妹妹倒是乐呵呵的，可老大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大半年来，他一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多么有趣的故事也吸引不住他。一天，正当我讲得挺欢的时候，他忽地打断了我(除非不得已，他早已不喊我“爸爸”了)。他睁大了眼，气横横地问我:

出自他的口，这话可比台上那些咆哮的份量大多了。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一直希望他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巴不得能瞒过他。我太糊涂了，他已经三年级了，何况又住校。他泪汪汪地告诉我说:

孩子是不会内外有别的。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万一他去学“他们在学校里追着我，喊我小y派!”告，就会变成我的“翻案反扑”，从而为孩子招来更大的不幸。我只能说:“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长大后就会知道了。

“可是--我现在受不了。”他淌着泪朝我不停地摇头。

我在给洁若的信中，提了此事，告诉她:孩子小小年纪所的创伤，使我心如刀割。在生产队劳动的她回信说:“孩子们长大后，你仍将是他们会引以为荣的爸爸。”她要我一定咬住振作起来，好好译几本书。

那阵子街道上正在大搞普选。选什么，我摸不清。老实说，也不关心。因为我觉得好象已经从人民里被开除掉了。民警夹了个本子在院里嚷:“登记选票要用阳历。凡对自己出生年月拿不准的，到派出所来查对照表。”其实，我恰巧有这个问题。1939年出国时，我是随便把自己阴历的生辰写成阳历的。倘是平时，我必然会乘机查查。可如今，自己连公民权怕都已经丧失了，还管它什么阴历阳历!

直好象50年代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曾买下不少翻译用的工具书:博物、法律、经济、金融以至军事辞典。我一直把这种专门术语的辞典看作是消防车。平时闲着，一卡住就得向它们求救。这时，我把它们全排列在书桌上，作为我的后盾，并开始考虑起翻译什么了。真庆幸自己还点外文。一个搞创作的，当他的名字香的时候，写什么都有市场。行情看的往往不是货色本身，而是名字的香臭。一旦名字臭了，顷刻之间写什么也成了毒草。翻译则不然，译者名字臭了，换个笔名只要原作者站得住，译者仍可赖以生存。这个奥秘我此刻才领会到。

从30年代起，我从未重视过翻译，这时却把它看作一根救命稻草了。我就像是个被踩在地上，用棍子打得鼻青眼肿的人，又在挣扎着想支起身子来。

不料，这时，又打来两棍。

一晚，原单位一位组织成员送来一份政治结论。1956年不是刚做过吗?他绷了脸说，现在不同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他道着我马上签，我读罢，几乎昏厥过去。我哀求他容我想想，他宽限了24个小时。

一年多以前审干时那次结论，是根据我那份5万言自传以及大量附件，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核查做出的，可现在整个颠倒过来。过去肯定了的。现在否定了;过去否定了的，这回肯定了原结论说“《新路》是1948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现在这个刊物被写成“四大家族的喉舌”;原结论说“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其编辑工作”，现在我成为它的“骨干”了。

有生以来我从未这么困惑过，难受过。批判会上的不实之词，即便次日就见报，我仍能忍受。由堂堂党委做出的涉及一个人一生的“政治结论”这么严肃的文件，竟然可以像“报纸”那样信笔写来，并且还要我立即在上面签字!我想呼天唤地了。

多年后有位女同志曾经告诉我说，坑都挖好了，她被威胁说，不肯签字就活 埋，但她宁死也不肯在谎言上画押。我可是个懦夫。折腾了一宿，想到，洁若下放了，我再有个三长两短，为客观真理而殉了难，三个孩子可怎么办?尽管我鄙视自己的怯懦，至今我仍认为，假使历史重演，在那情景下，我依然也只能硬了头皮去签。不举白旗，火焰就会变本加厉地扑过来。我已经害了一条小生命，经不起更大的牺牲

4月间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某日某时到酱园子里一位大干部家去开会。我准时到达。进门之后，三张脸绷得铁青。我找了个角落，低头坐下。原来是个小型宣判会，而且是由在大酱园子里唯一有过些交往的那位老友来主持。他用严峻得丝毫也不带温情的声调宣读了对我的处分:下F到农场去监 督劳动，并且立即执行。我知道他也是在经受考验，只能那样。这时，我小声问其中的一位:去多久?现在回想，当时我准是晕头转向了，只有白痴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