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解放（十八）赵式健：我在自来水厂的秘密经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我在台山县斗山一带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党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后，台山县地下党布置了复员工作：

原来是学生的回到学校去读书，原来是农民的回家种田，有条件的往外地转移，少数同志准备随同东江纵队北撤，其余同志立即隐蔽，并组成武工组分散继续活动。

1945年底，我的胞兄为我在广州利济船务行找到一份往来广州三埠的花尾渡上当服务员的职业。

经台山地下县工委的负责人黄文康、余经伟同志同意，我于1946年农历正月初六离开家乡，到达广州。

到广州后，我住在长堤潮音街一号利济船务行，后因利济船务行的花尾渡办不成，而我当时身患肺病，只好暂时治病，另找工作栖身。

碰巧，这时有一同乡赵剑光，他是伪广州市市长陈策的人，当时担任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副经理，我通过他的关系，在自来水管理处找到一份工作。

有了职业掩护，我爱人陈凤锦同志也随后来到广州，在广州市惠爱西路（中山六路）惠吉西福泉二巷21号二楼定居下来。

7月底一个星期天，何君侠同志按广州地下党领导人黄松坚同志的指示到来和我及陈凤锦同志两人联系。从此，我便在广州地下市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属下有增埗、沙面、东山等三个水厂，还有西关、越秀山水塔，负责供应全市用水，有职工700多人。

广州增埗水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增埗水厂创办于1905年，官商合办。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的工厂不多，自来水管理处属于国民党的主要企业之一。

早在省港大罢工时期，我党力量被国民党破坏很严重，水电两厂的工人遭国民党屠杀的也不少。此后，国民党特务通过国民党市党部、伪机器工会及其他黑社会组织，严密控制水电两厂。

凡是自来水管理处的职工都要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行动上受到监视。

自来水管理处除几个水厂外，还有外勤装水管工程队，这些工人是自来水创办以来的世袭工人，从祖父、父亲到孙子都有。

大部分工人视自来水的职业为“铁饭碗”，有一部分工人自己一家老少开设承装店（即承接装水管工程的商店）搞工程生意，赚取外快，生活比较安定。

工人中，有相沿下来几十年的地方封建把头势力，他们画地为牢，瓜分了外勤工程队和增埗水厂，宗派观念根深蒂固，不易触动。

自来水管理处委任我为工务科装修股修表房的管理员，是最低级的职员。

初去报到时，工务科主办科员杨庆权接见我，我把简历表填交给他，当他看到我简历上填写曾任“赤溪县国民党县党部宣传组长、赤溪县政府会计员”的政历时，有点惊奇地问：

“你年纪不大，已经做了不少事啊！”

因为，这些政历是我伪造用来欺骗国民党的，我镇定地回答：

“这个社会是混饭吃的嘛！”

简单的对话引起我的警惕，国民党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密切注意（后来了解到，杨庆权其人是原番禺（北）国民党军队伍观琪的部下，是个军统特务）。

广州自来水管理处水表制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修表房负责保管、修理水表工作，是自来水管理处一个基层单位，我是一个低级职员，环境复杂，面对现实，只得下决心学会做城市工作。

当时，我是个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在农村干了几年工作，初到广州这么一个大城市，和工人接触是一个新课题。

何君侠同志与我联系上后，介绍了当时敌人在广州的活动情况，要我注意了解周围环境，并说在白色恐怖下我党力量比较薄弱，要做好隐蔽工作，希望我以后利用机会，再介绍人打入自来水管理处工作。

另外，他还把王培燊同志（当时他在大德东路18号开设一家“大德”家私店，是我们活动接头的地点）介绍给我，随后，又把几个党员的关系交给我联系。其中有：

张惠亮（当时在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营任上尉科员，是张发奎从广西桂林带来广州负责接管日本投降工作的）、邓维亚（当时在如意坊开一家柴店）、何瑞（当时在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的卫生器材仓库工作，夜间在国民大学读书）等。

这几位同志年纪比我大，斗争经验比我丰富，内心感到党对我的信任，只有想办法把工作做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市自来水、电业管理处总经理是郑星槎，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广州站的头目，在长堤（即现广东人民银行）办公、营业。

我所在的修表房有修理水表的工人张凌、妣顺、陆广安、苏应梅、苏仁余、梁百坚、陈达民、陈华等人，还有机械工余信、木工余龙等十多人。

1946年8月，宋子文系的刘鞠可接替郑星槎当自来水管理处的经理，新任装修股长兼工程师是李镜章，他是刘鞠可的亲信。

李镜章当了装修股长之后，带来一个工目叫钟志新，在修表房附设一个工具房，设有外勤装水管工程所用的工具，供装水管的工人每天借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既直接管理修水表的十多个工人，又有机会与外勤装水管的100多工人接触，这使我有机会与工人交朋友，向工人学习。

1947年，我改由余美庆同志（当时叫老麦）领导，他听取了我汇报自来水管理处的基本情况之后，提出把王培燊、张惠亮、何瑞等同志的党组织关系，交回他转交别人联系，要求我专心搞好自来水厂的工作，并对自来水管理处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

根据地下市委所获得的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自来水管理处是由军统特务广州站站长郑星槎接收的，军统在水厂安排了不少人，其他特务组织也派了不少人潜伏下来。

而且，自来水厂是全市一个重要部门，国民党特务不会轻易放过。郑星槎下台以后，刘鞠可上台，特务势力雄厚。

所以，一定要加倍警惕，严格实行单线联系；同时，胆大心细，着重点点滴滴的工作，积聚力量，先调查研究，把这个厂的敌情摸清楚；并以修表房为基地，与工人交朋友，开展工作。

我遵照余美庆同志的指示，参加劳动，向修表工人学习，先动手拆洗水表，再学修表，又学会验表，与工人打成一片。

在与工人接触中，知道这班老工人大部分是抗日战争前留下来的，日本鬼子占领广州时，他们也是修理水表的工人。

他们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关心工人生活表示不满。由于修表房没有饭堂，中午只好到茶楼去吃饭，生活开支很重。

我和工人们商量后，在修表房自己开办了一个小食堂，轮流买菜、煮饭，同食同劳动，节约开支，大家很满意，互相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陈华是负责检验水表的工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香港一家木材店当店员，喜欢看《华商报》和进步小说，我俩又是老乡，所以我便先与他接触。

在与陈华交谈中，逐步了解每个工人的情况。他们反映，梁百坚修表质量不好。原来他不是工人，他是在郑星槎接管日伪财产时跟随来的。

初时是修表房的管理员，郑星槎下台之后，梁百坚才转为当工人。

老工人对我反映这一情况，说明地下市委的分析是正确的，更加引起我的注意。

我耐心地对梁百坚进行长期的观察，他是个50岁左右的人，仍是单身汉，好饮酒，爱上茶楼，来访他的客人多而且杂，有国民党军官，有带枪的便衣，有商人打扮的，经常在星期六那一天提前下班，对我说是返老家三水县西南镇，有时到下星期一还不回来。

为了突破缺口，我投其所好，请他到长堤金轮酒家去饮茶、吃饭。有一次吃晚饭时，灌他喝了半斤酒，酒醉三分之后，开始滔滔不绝。

他说他是郑星槎的人，原来当水表房管理员的职务，文化不高，还是当个工人好。又说他老家是三水西南，发现那里附近有个秘密电台，要经常去查查。还说他对长堤一带的黑社会很熟悉，如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忙解决。

有一次，我堂姑姐从台山乘三埠花尾渡到广州，在长堤大同酒家门口的码头一上岸，就被小偷偷去一个皮箱。

于是，我便把皮箱的外形、颜色和失窃的时间告诉他。

过了两天，他果然把皮箱原件找了回来，这说明他与黑社会的关系很密切。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请他到惠爱中路（中山五路）占元阁茶楼（即现华北饭店）饮早茶，他说他和伪广州警察局的侦探长李彦良很熟识，他有事要找他，叫我也一道去。

饮完茶之后，我便跟随他到维新路市警察局直上二楼找李彦良。当时李彦良不在，所以未能见到面，这也说明他的身份非常值得怀疑。

工具房是修表房的附设机构，外勤工人每日要借用装水管工具，我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外勤工人发展。

当时，外勤的工目（相当班长）有黄万、程文、何劳、李林、梁加、梁元、王仁、黄均、谭叶、关文镇、罗汉生、何重、梁北、姚泽、姚杰、伍宽、王根等。

每个工目领导三四个工人，还有几十个专挖马路的杂工。

外勤工程队队长梁国开，是清朝广州开办自来水厂时的一个装管工人。工程队属工务科工务股领导，有技术员叶佳武、苏照、张子衡、黄子森等人。

每天来借工具的工目，总希望我借给他们新的、好的，便于工作，这些工目每天干装管工程，有时有外快收入，或休息时去“炒更”（即加班）。

因此，不少工目经常请我到茶楼去饮茶，我便利用这一机会与他们交朋友。

经各方面交谈，知道工目之中黄万为人比较正直，讲义气，在群众中有威信，曾在省港大罢工时受过革命的影响，没有宗族关系，是中间势力派；

梁国开是三水县派的头头，外勤工程队中他的势力较大；

梁北是花县派，他是伪工会主席国民党国大代表曹汉的得力爪牙；

李志、李昌是李镜章的同村兄弟，入厂不久，还未有资格当上工目；

谭叶的花名叫“花仔叶”，为人好赌好嫖，收入最好，不问政治；

伍宽、王根是伪警备司令部的便衣。

这些人当中，还有的参加小芦同志社、联谊会、力行同志社、国术社、洪门等黑社会组织。

伪工会主席曹汉是广东省机器工会主席李德轩的助手，又是中统特务，与国民党广州市社会局往来密切，是个工人贵族，工人恨之入骨。

还有一批青年工人如叶佳、何濂、陈均、徐醒雄、冼光、姚根、梁正等，他们爱好打球，搞正当娱乐，比较纯朴。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向余美庆同志做了汇报。他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并指出：

要加倍警惕，对黄万要进一步了解，作为培养对象，对青年工人要进一步团结，根据他们的爱好，帮助他们组织体育队（踢足球）；

对于上层人物如技术员、工程师、科股长则要争取机会接触，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设法了解整个自来水管理处的上层和其他科室情况，工作要推向全面发展，才能把自来水管理处的工作做好。

我想上级这一指示是正确的，但任务很艰巨，困难不少。1947年底余美庆同志工作较忙，加派何澄宇同志协助他，负责联系我。

要向上层人物做工作，又要同流不合污，注意隐蔽，从一点一滴工作入手，是余美庆同志和我见面时经常给我的教诲。

工务科长李德耀，台山人，是美国留学生，我们是同乡，为了我的工作岗位稳定下来不致被开除，逢年过节，我要送礼给他。

装修股长李镜章、工程股长潘应江两人是刘鞠可的亲信，而李镜章更为刘鞠可所赏识，人们说他是刘鞠可的“干儿子”。他有技术，能干。

按照余美庆同志指示，要千方百计接近李镜章，争取他的信任。

李镜章和潘应江、叶继武、苏照、张子衡等技术员往往每天早上工程任务安排完毕后，便到长堤一带的上等茶楼去饮早茶。我是一个最低级的雇员，难与他们接触。

这些人当中，我与技术员叶继武接触较多。我便通过叶继武搭上关系，与他们一齐上茶楼，打入他们的小圈子里去，在比较高级的一景、大三元、六国饭店等茶楼饮茶，轮流做东，一次要花20多元港币。

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80元港币，一家三人，很难应付。而他们有外快收入，我则两袖清风。为了党的工作，只好与爱人陈凤锦商量，要她在美国的父亲汇款支援。

经过长期接触，我与李镜章的感情加深了，和他交了朋友。他的女儿满月，或是他的父亲生日都请我去做客。

但是，我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严格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通过这些工作，我了解了自来水管理处的一些上层人物的基本情况，如：

经理室秘书陈遹曾、工程股长潘应江是军统特务，张子衡、刘缉熙是力行同志社的黑社会人物，人事室主任张秋山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对刘鞠可、陈柏令的权力之争等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曹汉是自来水管理处伪工会主席（名为广东省机器工会第十一分会），1947年当上伪国大代表，米市路11号二楼名义上是工会会址，实际是他的家。

他在这里开设麻将档，从中抽水或承接装水管工程捞油水，整天与冯镐、高信等中统特务密切来往，工人恨之入骨。

1940年代南方城市供水水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盘踞西村增埗水厂的陈柏令历来与曹汉是对头人，水火不相容，陈企图把势力伸到市区自来水管理处来，则先要夺伪工会主席的权，作为与刘鞠可较量的本钱。

于是，陈柏令通过他的爪牙陈兆楷、黄志东，勾结三水派（即三水县人）何重。准备搞垮曹汉。

我与梁百坚交谈中发现他们的企图，便通过黄万等在外勤工人中揭露曹汉与刘鞠可勾结，不关心工人生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指手画脚，充当工人贵族的丑行。

1948年初，乘改选工会主席之机，选出了以黄志东、陈兆楷、何重三人为常委，把曹汉搞垮了。

当时，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力量薄弱，一时还未能培养出自己的领头人。

新的工会常委上任后，把工会地址搬迁到丰宁路（即人民中路交电商店对面）办公，我办公的地点这时也从长堤搬到长寿路（曙光路）西关水塔大院内，相距较近。

所以，我经常到工会去多和工人接触，特别争取机会与何重、陈兆楷、黄志东接触聊天，从中获取情况。

1948年底，刘鞠可企图稳定其经理的职位，亲自控制西村增埗水厂。水厂厂长是江河，总工程师是陈柏令。其实，整个水厂都是陈柏令的势力。

水厂每月购入煤炭和原材料，除柏令从中获利不少，刘鞠可见了眼红，那就非赶走陈柏令不可。

从我与李镜章来往中了解到刘鞠可可能派李镜章进入增埗水厂接替陈柏令。于是，我们的对策是支持李镜章，并利用李镜章的关系进入增埗水厂。

西村增埗水厂邻近海事学校。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时地下党通过地下学联派出黄宗令、魏宣宏、潘宪仪等同志，利用黄伟亨（当时是水厂技术员，又是海事学校教师）关系，借口到增埗水厂实习，和水厂工人交朋友，举办工人夜校，组织读书会，从中秘密开展工作。

考虑到李镜章要入增埗水厂接替陈柏令总工程师之职，必带一些工人去改朝换代，以巩固其地位。

而与我同在修表房的钟志新，是李镜章共事多年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从粤北曲仁煤矿就在一起，估计他会把钟志新调入增埗水厂。

我与钟志新在修表房共事两年，关系密切，对李镜章的意图，也是从他交谈中了解的，我顺水推舟，让钟志新进入增埗水厂，以借此关系把工作伸向增埗水厂。

李镜章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支持。

后来，经广州市伪市长欧阳驹批准，任命李镜章为增埗水厂总工程师，由陈遹曾陪同去增埗水厂上任，赶走了陈柏令。

李镜章上任不久，调方春、钟志新、梁林等人当助手，掌握各车间，李镜章名义上任总工程师，其实在管理处上班的时间较多，靠钟志新当他的耳目，做他的得力助手。

李镜章到增埗水厂后，把原来陈柏令手下的骨干力量雷任、杨有仓、陆腾等14人开除，造成了增埗水厂的“十四人事件”。

此事发生后，增埗水厂工人极力反对，陈柏令通过伪广东省机器总工会主席李德轩出面干预，敌人内部矛盾加深。

1949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广州地下市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迎接解放，护校、护厂，准备接管工作”方面来。

我根据何澄宇同志的传达布置，将自来水管理处股长以上及技术员、工程师、职员的姓名、地址，进行调查登记，向他们寄发中央有关文件。

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等。

我还把从香港带来的《华商报》交给黄万看，动员鼓励他向工人宣传有关党的政策。

1949年8月初，天气很热，李镜章约我和曹汉到九曜园（即现南方戏院侧的花园的休息室）饮夜茶。

席上，我们随便谈谈时事，曹汉收到我们寄给他的宣传品，心情很紧张，以试探性的语气说：

“时局紧张，广州的‘老八’（指共产党）活动很猖狂，我们自来水管理处的文员（指职员）很多人收到‘老八’的宣传品，看来，水管处的文员中一定有‘老八’的人潜伏。”

我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顶驳他说：

“你不能这么说，‘老八’到处有，我们水管处那么多工人，难道你敢担保工人中没有‘老八’！你是工会的头头，你有责任啊！”

回敬他几句后，我们随便说说笑笑，然后就一齐离开了九曜园！

事后，我将情况向何澄宇同志做了详细汇报，过了几天，老何来通知我，说余美庆同志估计敌人会察觉我，加上向台山方面调查可能会暴露，决定我要撤退香港，把老婆、孩子带去，并且一定要订购二等舱船票，买到船票后要向何澄宇汇报。

我遵照上级指示，回去向爱人陈凤锦同志转达了上级意见，两人做撤退赴港准备。

1949年8月，当时我住在海珠中路枣子巷18号地下。要撤退，则要先向二楼房东退房。

我购到省港航线“佛山”号轮船去香港的船票三张，把日期、座位号码向何澄宇汇报了。

刚好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开船时间是夜间10时。“佛山”号轮船停泊在“博济医院”对面的码头（即现广州港务监督码头）。我把要带的行李整理好，准备前往码头。

晚上8时许，余美庆突然亲自到我家里，叫我一齐去海珠中路和惠福路口交叉处的得心茶楼，我们坐在卡位里，他向我说：

“经地下市委研究决定，你不能撤退，要坚持下来，估计敌人不会那么快对你动手，曹汉是向你摸底，不能上他的当，如果你一撤走反而暴露了自己。

为使你今后活动方便，无后顾之忧，今晚还是陪老婆孩子坐船去香港，船到香港是明天早上6时，把老婆、孩子安置后，即坐香港九龙往广州第一班火车回来。

明天下午5时，我们在三角市东如茶楼二楼碰头，再谈下一步的部署。”

话说完后，我俩分别了。回到家里，我摆出有钱人逃港的姿态，租小汽车到码头去，下船找到座位，是上下共四张的厢房。我夫妇两人和两个女儿占了三个床位，还有一个床位是一个中年男子，我们没有察觉到什么。

一夜到了香港，船抵码头时，我的同乡赵育欣（香港地下党员）来接船，我把老婆、孩子送到他家里后，即过海到九龙坐火车返回广州，按时到达东如茶楼二楼与余美庆同志见面汇报了情况。

余美庆同志要我找一家房子住下来，并强调住的地方要绝对保密，多安排几个住宿点，行动上要十分警惕，要和敌人捉迷藏。

另外，身上随时要准备有几百元港币，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坐飞机或车船去香港。

我遵照他的指示，通过亲戚关系，找到海珠北路仓前新横街5号一幢新建二层楼的小洋房，是一个建筑商人建成而未出售的，我就一个人秘密住在那里，一直坚持至广州解放。

1949年4月，南京政府迁到广州，在石牌新建行政院办公（即现华南师范大学校址），形势十分紧张。

我根据余美庆、何澄宇同志的传达，一方面着手进行整个自来水管理处的财产、设备的调查工作，登记职工名单，另一方面考虑护厂工作，重点是增埗水厂和市区水厂及自来水大水管的安全。

西村增埗水厂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当时未有公路通车，我没有能力对增埗水厂方面进行工作，有时只从钟志新接触中了解一些情况。内心估计地下市委另有安排。

解放后才知道，由李镜章出面组织护厂自卫队。自卫队组成以后，陈文、钟志新任正副队长。

在市区的自来水管理处重点是保护水管，抢修水管的问题。这件事我与黄万商量，提出假如共产党解放军南下，要解放广州，国民党逃跑，广州城出现真空状态，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办？

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地下党对整个形势的估计。黄万回忆广州解放时出现的情况时曾说：

“国民党逃跑前，很可能破坏、炸毁水管。我们首先要组成抢修水管的抢修队，及早铸造大水管的弯喉、十字管、水掣等部件，以便一旦水管被炸毁后有备件抢修，保证供水。其次，要在广州接近解放时找刘鞠可谈判，要求发给工人生活费。”

他还说，日本占领广州前，他曾代表工人前往包围刘鞠可，要求发给工人生活费。

我听取黄万的意见后，知道在市区重点是保护大水管和抢修工作，于是立即着手酝酿组织抢修队，并经过和仓库股长朱本夫商量，得到他的同意，做好大水管铸件加工，以便备用。

有一天，我找外勤技工老工人黄万、冯文、程文、李林等商量，向他们提出说：

“目前广州市区的街道纷纷修建街闸进行自卫，万一广州解放时，大水管受到破坏，我们如何对付？”

大家议论结果，要成立抢修队，制一袖章，有一个标志便于戒严时通行。对于从西村增埗水厂通向市区干线管网，路经广雅中学、牛皮寮附近（即现少年宫）至观音山水掣室，还有中华中路与惠爱路（即解放中路与中山六路）的十字路口及西关水塔、沙面水厂、东山水厂等露出地面的管道实行重点保护。

我认为技术员叶继武比较了解地下水管的埋设情况，征求是否请叶继武参加，他们表示赞成。

商量之后，推举黄万负责抢修队，做好定人员、编班组等准备工作。

随后，我购买了几尺蓝士林布，缝制成袖章，用镪水书写“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抢修队”等字样，蓝底白字。

1949年10月13日，我接何澄宇同志通知，说解放军已到达从化、花县了，我便发给抢修队袖章以便使用，并定西关水塔为值班地点。

当时，装管工程队、修表房、仓库、汽车队均在西关水塔大院内办公，一切比较方便。

广州解放前几天，根据地下市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加强联系的办法。我居住在东桥六二三路我哥哥的“立信行”里，以便何澄宇用电话与我联系。

我凭业务上的关系，每天用电话向沙面水厂陈力行、黄玉生（老工人）、东山水厂周灼尧、观音山水掣室黄志国、西关水塔汽车队欧坤等人密切了解情况。

这期间，还加紧对欧坤进行教育，因为他手上掌握着几辆大卡车和两三辆小汽车，万一发生情况可以调用。

10月14日下午，我还坚持到西关水塔去上班，那天传闻解放军下午到达沙河，4时左右我离开水塔步行返六二三路东桥，行至丰宁路大德路口（人民中路）时，突然间“轰隆”一声，海珠桥被炸了！

我跑回六二三路“立信行”，马上用电话与东山水厂、观音山水掣房、沙面水厂、西关水塔等地联系，都说平安无事。

吃过晚饭，夜幕降临，我从门缝里看到马路上解放军追击国民党败兵，向黄沙渡口码头的方向跑去，并在沙面东桥一带架设迫击炮，射击黄沙渡口码头之敌。

于是，我守在电话旁，何澄宇来电话检查了解情况。深夜十分，用电话与西关水塔欧坤联系时，他提出驻长寿路警察分局的解放军要求他派汽车去载运战利品。

我回答支持他去，随后，欧坤亲自开汽车去载运缴获的枪支，直到天亮还未回来。

天亮了，我赶到西关水塔去上班，找到叶继武与黄万佩戴上抢修队的袖章，一齐去海珠桥，见到桥被炸断，一片断墙残壁，不少自来水管被炸断后漏水，黄立即派工人去拆除。

接着，我与黄万等人到达一德西路自来水管理处，登上三楼经理室，见到副经理钟韶、秘书陈遹曾，就以职工代表身份，向钟韶和陈遹曾提出警告，要求他们照常上班，照常营业，保证全市供水，等候解放军接管。

长堤青年会西侧中原行，是地下市委临时集中的办公地点，从10月15日开始，我每天前去汇报。

10月21日，市军管会派出军管小组，有尚景波、王炎、木萍等10多人，进驻自来水管理处。

1950年7月1日，自来水管理处党支部公开，我的党员的身份，才在那天才向自来水管理处的职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