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辞职后到民营企业发现一台180万仪器闲置，我能修复

“爸，学校要交补课费，八百。”

儿子李晓军头也不抬，扒拉着碗里最后几口饭，声音闷在瓷碗的边缘。

我夹菜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一块烧茄子放进自己碗里。油光锃亮的茄子，是我从菜市场尾市捡的便宜货，蔫头耷脑的，但妻子陈兰有本事把它烧得像肉一样。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声音平静得像单位门口那口老井，不起一丝波澜。

可我的心，却像被扔了块石子，一圈圈地荡开，全是钱的影子。八百。不是八十，是八百。

这是2001年的秋天，我从干了二十多年的国营红星机械厂下岗，正好一年零三个月。厂子没了，铁饭碗碎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我，李卫东，四十七岁，国家认证的七级钳工，一双能把零件误差控制在头发丝三分之一的手，现在每天的工作，是给一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看大门。一个月工资，六百。

陈兰在一家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八百。我俩加起来，一千四。刨去吃喝拉水电，再给正上高三的晓军挤点营养费，每个月能攒下的钱，得用手指头数。这突然冒出来的八百块补课费，像一座山，不声不响地就压在了饭桌上。

“什么补课费，抢钱啊？”陈兰的筷子“啪”地一声搁在碗上，眉头拧成了疙瘩，“上个礼拜不是刚交了什么资料费吗？”

晓军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缩着，那是少年人面对家庭窘迫时，不自觉的姿态。“老师说，最后的冲刺阶段，很重要。”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碗里的饭吃完。胃里有点烧，是中午那个冷馒头在抗议。我清楚，这不是抢钱，这是为前途铺路。晓军的成绩在班里中上游，努努力，能上个不错的大学。我们这样的人家，孩子的前途，就是全家唯一的光。这八百块，是省不掉的。

“我来想办法。”我站起身，收拾碗筷，结束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陈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眼神里有担忧，也有无奈。她知道我的“办法”，无非是去跟以前的工友张嘴。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这个。每一次开口，都像是在消耗过去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情分和脸面。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陈兰的呼吸均匀，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我知道她也没睡踏实。黑暗中，我睁着眼，天花板上仿佛印着那台我跟了十几年的老旧车床的影子。机器的轰鸣，铁屑的温度，还有那股子独特的机油味，曾经是我生活的全部。我闭上眼，就能在脑子里把一个复杂的零件从图纸变成现实。可现在，这双手，除了开合车库的栏杆，就是每天擦拭那冰冷的监控屏幕。

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包裹着我。我不是怕吃苦，在车间里，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的日子都过来了。我怕的是没用。一个男人，尤其是我这样靠手艺吃饭的男人，一旦觉得自己没用了，那口气就散了。

第二天，我没去找人借钱。我把那块上海牌手表，我爹传给我，我结婚时撑门面的家伙，放进了口袋。但在出门前，电话响了。是以前厂里的老同事，王海。

“卫东啊，干嘛呢？”老王的大嗓门从听筒里传来。

“没干嘛，准备上班。”

“别上你那个破班了，一个月几百块钱，不够丢人的。我给你找了个活儿，一个私企，叫华兴机械，招老师傅。老板我认识，人不错，工资肯定比你现在高。”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机械厂？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里那扇生了锈的门。

“什么活儿？”

“去了就知道了，反正是你的老本行。下午两点，厂门口见。”

挂了电话，我把手表从口袋里掏出来，重新戴回手腕上。表蒙子上有道划痕，但在我眼里，它又开始闪光了。

下午，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华兴机械。厂子不大，但看着挺新，院子里堆着钢材，几台叉车来回穿梭，一派忙碌景象。这和红星厂最后那几年的死气沉沉，完全是两个世界。

老王拍着我的肩膀，把我引荐给老板。老板很年轻，三十出头，姓赵，戴个金边眼镜，白白净净的，不像个开工厂的，倒像个大学生。

“赵总，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李卫东，李师傅。我们红星厂技术上的一把刀，七级钳工，没他摆弄不平的家伙。”老王说得唾沫横飞。

赵总伸出手，很客气地跟我握了握。“李师傅，久仰。我们厂子刚起步，缺的就是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我有些拘谨地握了握他那只没什么茧子的手，嘴里说着“客气了”。

赵总带着我参观车间。车间里机器不少，大多是国产的新设备，嗡嗡作响，充满了活力。工人们也都很年轻，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干活麻利，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我看着他们操作机床，那动作，那神态，更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跟机器对话。

走到车间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那里，静静地停着一台机器。它比周围的任何一台设备都要庞大、精密，通体是沉稳的深灰色，线条流畅，充满了工业设计的美感。机身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操作面板黑着，像一只沉睡的钢铁巨兽。

我一眼就认出了机身上的铭牌——一个陌生的德国牌子，但那严谨的工艺，错不了。这是一台进口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在红星厂的时候，我只在画报上见过，那是我们所有技术工人的梦想。

“这台……”我的声音有点干。

赵总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惋惜，又像是自嘲。“哦，这个啊。李师傅，让你见笑了。我爸前几年买的，德国货，花了一百八十万。结果呢，买回来就没正经动过，请来的德国工程师跟我们这边的人闹了别扭，调试到一半就走了。后来我爸找了几个师傅来看，都说弄不好。放了两年，就成了一堆废铁。”

一百八十万。废铁。

这两个词在我脑子里炸开。我仿佛能听到这台机器在无声地哭泣。一百八十万，在2001年，对于一个私营小厂，这几乎是赌上了全部身家。我能想象，老赵总当初是怀着怎样的雄心壮志，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我走上前，忍不住伸出手，想去摸一摸那冰冷的机身，但又怕唐突，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它的导轨、刀库、控制系统……灰尘掩盖不住它精良的本质。导轨上没有一丝锈迹，说明保养还算到位。电缆的布局，管路的走向，处处透着一股子“讲究”。

“没人再试试？”我问。

赵总摇了摇头，苦笑一声：“试？怎么试？说明书厚得像砖头，全是德文。电路图复杂得跟迷宫一样。现在厂里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操作现成的还行，让他们搞这个，头都大了。再说了，万一弄坏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吧。”

他话里的无奈，我听得懂。这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这还是上一代企业家留下的一个难题，一个心结。

参观完，赵总给我开了工资，试用期一千五，转正两千。这个数字，让我心头一热。这意味着晓军的补课费有了，家里的压力能大大缓解。我当场就答应下来。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没有一丝拿到高工资的喜悦。翻来覆去，全是那台灰色机器的影子。它就那么静静地待在角落里，像一个被遗弃的巨人。我仿佛能感受到它的孤独。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最看不得的就是好东西被糟蹋。那不仅仅是浪费钱，那是在作孽。

第二天上班，我被分派去带几个年轻的学徒，做一些常规的加工件。活儿不难，甚至有些乏味。我一边指点他们，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那个角落。

午休的时候，工人们都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我端着饭盒，一个人走到了那台机器旁边。我蹲下身，仔细地看着它的底座，它的每一个接口。我发现，有几个关键的液压管路接口，有轻微的渗油痕迹，油渍已经干涸，变成了黑色的油泥。这说明，它曾经被启动过，而且液压系统可能存在压力问题。

我站起身，用袖子擦了擦操作面板上的灰尘，露出了下面的玻璃。透过玻璃，我能看到里面复杂的按钮和旋钮。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一种久违的冲动，一种想要征服它的欲望，从心底里冒了出来。

这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这是我的一个机会，一个向这个新世界证明，我李卫东这身本事，还没过时。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白天干完自己分内的活，就绕到那台机器旁边转悠。我找来抹布，把它从头到尾擦拭了一遍。当灰尘被拭去，露出那闪着金属光泽的机身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我的举动，引起了车间里其他人的注意。

“嘿，老李，看上那洋玩意儿了？”一个叫小张的年轻工人，嘴里叼着烟，靠在旁边的料架上，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这可是个宝贝疙瘩，可惜是个哑巴。”另一个老师傅，姓刘，摇着头说，“赵总他爹当年就是太好高骛远了。”

风言风语传到了赵总耳朵里。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李师傅，听说你对那台德国机床很感兴趣？”赵总给我递过来一杯热茶。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点了点头：“是台好机器，就这么放着，太可惜了。”

“可惜？”赵总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我也觉得可惜。可不可惜，它都不能变成钱。李师傅，我知道你是爱机器的人。但是，那东西，你就别费心思了。安安稳稳带好徒弟，帮我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的话很客气，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潜台词：别多管闲事，别给我添乱。

我端着茶杯，热气熏着我的脸。我沉默了很久。我知道，如果我今天就这么点头答应了，那我这辈子，可能就真的只是个看大门的或者带徒弟的老师傅了。那团在我心里重新燃起来的火，就会彻底熄灭。

我抬起头，看着赵总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赵总，我想试试。”

赵总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坚持。

“李师傅，我不是不相信你的技术。但这东西……风险太大了。”

“我不要钱。”我打断了他，“我用下班时间，不耽误厂里正常的生产。修好了，算我为厂里做贡献。修不好，一分钱不要，要是弄坏了什么零件，我拿我的工资赔。”

我说出这话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拿什么赔？我拿全家的生活费去赌一个未知的可能。

赵总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李师傅，你图什么？”

图什么？

我被问住了。是啊，我图什么？图钱？我说了不要钱。图名？在一个小私企里，修好一台没人能修的机器，又能有多大的名声？

我想到了儿子那张渴望又压抑的脸，想到了妻子那双疲惫却从不抱怨的眼睛，想到了自己那双除了拧螺丝和开车床，就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的粗糙的手。

我深吸一口气，说：“赵总，我不图什么。我就觉得，一个手艺人，一辈子能跟这么一台好机器打交道，是福分。要是眼睁睁看着它烂成一堆铁，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傻，有点不合时宜。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赵总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放到桌上。

“这是那台机器电控柜的钥匙。还有，这是我爸当年留下的所有资料，都在那个文件柜里。李师傅，我丑话说在前面，我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帮助，厂里也不会为这件事花一分钱。一切，都靠你自己。”

我拿起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感觉像接过来一个军令状。

“谢谢赵总。”

走出办公室，我的手心全是汗。我知道，我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路。

我决定修机器的事，像一阵风，很快吹遍了整个车间。

“听说了吗？新来的那个老李，要修那台德国老爷车。”

“真的假的？他以为他是谁啊？德国专家都弄不好的东西，他行？”

“我看是想在老板面前表现表现，想疯了。”

“等着看笑话吧。别到时候把机器彻底弄报废了，看他怎么收场。”

这些议论，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身上。我假装听不见，每天下班后，就一头扎进那个角落。小张他们几个年轻人，有时候会故意从我身边走过，发出一两声意味不明的嗤笑。刘师傅倒是好心劝过我两次：“老李，算了吧。跟自己较什么劲呢？安安稳稳挣两年钱，给儿子攒点老婆本，比什么都强。”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有些事，解释不清。

更大的压力来自家里。

那天我回去晚了，陈兰给我留了饭菜在锅里温着。她看我一脸疲惫，眼眶下面还有洗不掉的油污，忍不住问：“卫东，你最近在厂里忙什么呢？怎么天天这么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告诉她实话。我不想骗她。

“厂里有台进口设备坏了，我……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我轻描淡写地说。

陈兰的筷子停住了，她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就是老王说的那个，一百多万的机器？”

“嗯。”

“老板让你修的？”

“……算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活儿。”

“给钱吗？”

我沉默了。

陈兰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不是个不讲道理的女人，但生活的压力，已经把她的耐心磨得差不多了。“李卫东，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咱家现在这个情况，经得起折腾吗？晓军马上就要高考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安安稳稳上你的班，把那两千块钱拿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的心上。

“我就是……想试试。”我辩解道，声音很低。

“试试？你拿什么试？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是二十岁的小伙子，逞什么能啊？在国营厂那套，现在行不通了！人家私营老板，看的是你能给他带来多少利润，不是看你本事有多大！”

那天晚上，我们结婚二十多年，第一次吵得那么厉害。或者说，是她单方面地在说，我在沉默地听。我一句话都反驳不了，因为她说的，句句在理。

最后，她哭了，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卫东，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我真的怕了。从你下岗那天起，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我怕这个家散了。”

她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我的心。我走过去，想抱抱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我的手上，全是机油味。

我走到阳台，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窗外小区的万家灯火，感觉自己像个孤岛。全世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相信那台冰冷的机器，还有机会重新歌唱。

那段时间，我成了厂里和家里的“异类”。在厂里，我是不自量力的老顽固。在家里，我是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连晓军看我的眼神，都多了一丝疏远。有一次我听见他跟同学打电话，小声说：“我爸最近也不知道在搞什么，神神叨叨的。”

我心里不是不难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倾注到了那台机器上。

我从赵总给我的文件柜里，翻出了那几本砖头一样厚的德文说明书。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揣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德汉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白天上班，我就把要查的单词写在小纸条上，趁着休息的空档，一个一个地查。晚上回家，等陈兰和晓军都睡了，我就在客厅的小桌上，对着说明书，一页一页地翻译。

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在技校啃书本的时候。很多年没有那么专注过了。有时候查一个专业术语，要翻半天词典，再结合电路图去猜。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饿了，就啃个干馒头。

一个月下来，我瘦了十斤，但那几本说明书，硬是被我啃下来一小半。我对这台机器的了解，也从一个模糊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它叫“DMG-80P”，德国德克尔马豪公司生产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它的设计理念，它的机械结构，它的控制系统，都远远超出了我过去二十多年的认知。我越是了解它，就越是惊叹于德国工业的严谨和精密。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件艺术品。

我开始着手检查它的硬件。我打开电控柜，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我不敢乱动，只能拿着万用表，根据我翻译出来的电路图，一根线一根线地测。这是一个极其枯燥和熬人的过程。车间里噪音很大，我得戴上耳塞，才能集中精神。有时候为了测一个隐藏的节点，我得整个人钻进机器下面，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

工友们从我身边走过，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同情。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真的疯了。

一天，我在检查液压系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它的液压泵站压力不稳，时高时低。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我顺着管路一路排查，最后发现，是一个比例伺服阀出了问题。这个阀是整个液压系统的核心，非常精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拆下来，分解开。在显微镜下，我看到阀芯上有一个微小的划痕。就是这个几乎看不见的划痕，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失灵。

找到问题所在，我心里一阵狂喜。但下一个难题又来了：这个阀，是德国特制的，国内根本没有替代品。如果要从德国订购，不仅价格昂贵，周期也非常长。

赵总说了，厂里不会为这个花一分钱。

我拿着那个比我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伺服阀，坐在机器旁边的台阶上，一筹莫展。难道，我所有的努力，就要卡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零件上吗？

我盯着那个阀芯，看了整整一个下午。那道划痕，像一道天堑，横在我面前。放弃的念头，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冒了出来。也许陈兰是对的，刘师傅是对的，所有的人都是对的。我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老顽固，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间里的工人都走光了。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我和这台沉默的机器。我站起身，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我的目光落在了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上。

这双手，曾经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露天抢修过设备。这双手，曾经用最原始的锉刀，手工磨出过精度达到“丝”级的样板。这双手，是我作为一个技术工人，全部的骄傲和尊严。

难道，这双手，就要被这么一个小小的划痕给难住吗？

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我自己修复它！

这个过程，叫做“研磨”。用最细的研磨膏，配合特制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把划痕磨掉，同时要保证阀芯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不发生任何改变。这个误差，要用“微米”来计算。这已经不是钳工的活儿了，这是钟表匠的活儿，是艺术家的活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想法。因为说出来，只会被当成是天方夜谭。

我开始准备工具。我找不到合适的研磨工具，就用一根废弃的钻头，自己在砂轮机上一点一点地磨。我没有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就想办法从一个做精密模具的老朋友那里，借来了一台千分尺。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了这个小小的阀芯上。我把它固定在台钳上，用放大镜观察着，屏住呼吸，手腕上用最轻、最稳的力道，一点一点地打磨。

我的眼睛熬红了，脖子和肩膀僵硬得像石头。有好几次，我几乎要放弃。那道划痕，实在是太顽固了。磨得深了，尺寸就超差了，整个阀芯就废了。磨得浅了，又起不到作用。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绝对安静的世界里，耳边只有研磨膏和金属摩擦的微弱声音。我的整个心神，都凝聚在了那不到一平方毫米的接触面上。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当我最后一次用酒精棉把阀芯擦拭干净，拿到放大镜下看时，那道划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镜面一般光滑的表面。

我用千分尺反复测量，尺寸，完美。

那一刻，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但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

我小心翼翼地把伺服阀重新组装起来，安装回液压站。然后，我合上电闸，按下了液压泵的启动按钮。

一阵轻微的嗡鸣声后，压力表上的指针，稳稳地指向了额定的数值。一动不动，像焊死了一样。

成功了。

我靠在冰冷的机身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只是第一步，但却是最关键的一步。

解决了液压系统，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电气和控制系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红星厂的那些老设备，都是继电器控制，简单直接。而这台DMG，用的是西门子的数控系统，里面是复杂的软件和参数。

我像一个小学生，从头开始学习。我把翻译出来的说明书翻来覆去地看，把每一个参数的意义都背下来。我不敢直接通电调试，怕参数错误导致机器撞车。我只能在纸上一遍一遍地模拟运行过程。

这个过程，让我对这台机器的“大脑”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发现，它的控制系统并没有硬件损坏，但里面的很多参数，被人为地修改得一塌糊涂。有些参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德国工程师会和厂里的人闹矛盾。我几乎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德国人严谨刻板，要求一切按规程来。而我们这边的一些老师傅，习惯了凭经验办事，喜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去动核心参数。结果，把系统搞得一团糟，最后谁也收拾不了。

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所有参数都恢复到了出厂设置。然后，我开始尝试手动操作。我按下总电源，操作面板“嘀”的一声，亮了。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德文和代码。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按照手册上的步骤，一步步地进行系统复位、回零。

主轴开始缓缓转动，发出悦耳的嗡嗡声。X轴、Y轴、Z轴，在我的指令下，平稳地移动。一切正常。

我站在操作面板前，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坐标，听着伺服电机发出的独特声响，感觉自己像一个指挥家，在唤醒一个沉睡的交响乐团。

周围开始有工人围过来看热闹。他们的眼神，从最初的嘲笑，变成了惊讶，再到一丝敬佩。

“动了，真的动了！”

“神了，老李真有两下子。”

小张凑到我跟前，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李师傅，你……你是怎么弄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怎么弄的？是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一本翻烂的词典，用一双快要残废的手，弄好的。

机器能动了，但离真正能干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验证它的精度。我找来一块废料，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试着加工一个简单的方块。

当铣刀接触到工件，切削出第一缕铁屑的时候，我的眼眶有点湿润。这声音，太熟悉，太亲切了。

加工完成后，我把方块取下来，用千分尺测量。尺寸的误差，在0.01毫米以内。这个精度，对于一台沉睡了两年的机器来说，堪称完美。

我拿着那个还带着温度的方块，像拿着一块奖牌。我没有去找赵总报喜，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我需要用一个真正的产品，来证明这台机器的价值。

我从车间接了一个活儿。那是一个出口订单里的核心零件，形状复杂，曲面很多，精度要求非常高。厂里用现有的三轴机床，做了好几次，废品率都很高，勉强交货，也是在亏本。

我花了三天时间，研究图纸，编写程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五轴编程，比三轴复杂了不止一个量级。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在纸上反复计算刀路轨迹。

星期六，厂里放假，我一个人来到车间。我把最好的刀具装上，把工件仔细地校正好。然后，我按下了启动键。

机器开始咆哮，刀具在工件上飞速地移动、旋转，像一个技艺精湛的舞蹈家。铁屑飞溅，冷却液喷涌，整个车间里，都回荡着这首雄壮的工业交响乐。

我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没有紧张，心里反而一片平静。我和这台机器，已经有了某种默契。我相信它，就像相信我自己的手。

四个小时后，加工结束。当机器停下来，我打开防护门，一股热气混合着机油的香味扑面而来。那个零件，静静地躺在工作台上，闪着银色的光。它表面的光洁度，像镜子一样。那些复杂的曲面，过渡得天衣无缝。

我把它取下来，用三坐标测量仪进行检测。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形位公差，都完美地落在图纸的要求之内。甚至比图纸要求的，还要好。

我拿着这个零件，走进了赵总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报表，眉头紧锁。

我把零件轻轻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赵总，你看看这个。”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零件，又看了一眼我，眼神里有些疑惑。他拿起零件，仔细地端详着。他虽然不懂技术，但好坏还是分得清的。

“这是……用那台德国机器做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点了点头。

他把零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猛地站起来，快步跟我走进车间。当他看到那台曾经蒙满灰尘的机器，如今正闪闪发光，旁边的垃圾桶里装满了银亮的铁屑时，他彻底愣住了。

他走到机器前，伸出手，像我第一次见到它时那样，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机身。

“李师傅……”他转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眼眶，红了。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台机器，是他父亲留下的一个遗憾，也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现在，这块石头，被我搬开了。

“赵总，”我说，“它不是废铁。它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那天，赵总在车间里待了很久。他没有多问我修复的过程，只是反复地看着那个零件，看着那台机器。

星期一上班，赵总召集了全厂的管理人员开会。在会上，他当众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成立技术部，由我，李卫东，担任技术部经理。工资，涨到五千。

第二，以那台DMG机床为核心，承接高精尖的加工业务。

这个消息，在厂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经看我笑话的人，现在看我的眼神，全都变了。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服气。在这个靠手艺吃饭的地方，技术，就是最硬的通行证。

刘师傅找到我，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老李，我服了。真的，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小张他们几个年轻人，则是一脸的羞愧和崇拜。“李师傅，以后，你得好好带带我们。”

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晚，我拿着第一个月的五千块工资回到家。我把厚厚的一沓钱，放在了饭桌上。

陈兰和晓军都看呆了。

“这……这是？”陈兰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的工资。”我平静地说，“以后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多。”

我把修好机器，当上技术部经理的事，简单地跟她们说了一遍。我没有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我只是说，那台机器，修好了。

陈兰听完，没说话，眼泪却一串一串地掉了下来。她没有问我为什么不早告诉她，也没有抱怨我之前的固执。她只是站起身，走进厨房，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晓军坐在我对面，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等陈兰把面端上来，他突然开口了。

“爸，对不起。”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呢？”

“之前，我以为你……”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没事。快吃饭吧，吃完饭，把那八百块补课费拿去交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这是我下岗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我没有梦到那台机器，也没有梦到车间。我梦见了父亲，他还是穿着那身蓝色的工装，对着我笑，竖起了大拇指。

生活，似乎一下子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

我当了技术部经理，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我还是习惯待在车间里。那台DMG机床，成了我们厂的宝贝。靠着它，我们接到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订单。航空零件，医疗器械，精密模具……厂子的利润，翻着番地往上涨。赵总又陆续引进了几台新的数控设备，华兴机械，在这个城市里，渐渐有了名气。

我开始系统地培养厂里的年轻人。我把我这几十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我教他们看图纸，教他们用刀具，教他们理解机器的脾气。我告诉他们，一个好的技术工人，不光要会操作，更要会思考。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去感受它，理解它。

小张成了我的得力助手，他聪明，好学，对技术有股子钻劲。我开始让他独立负责一些项目。看着他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欣慰。这比我自己挣多少钱，都让我有成就感。

家里的气氛，也完全变了。陈兰不再唉声叹气，脸上的笑容多了。她甚至还去报了个老年大学，学起了国画。晓军也争气，高考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学的也是机械工程。

他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想学这个？又苦又累，还没前途。”这是我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看着我，很认真地说：“爸，我觉得有前途。在你身上，我看到了。”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直顺遂下去。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在你最安逸的时候，给你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我正在指导小张调试一个新的程序。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人已经在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白色的天花板。陈兰和晓军守在床边，眼睛红肿。

“我这是怎么了？”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感觉浑身无力。

陈兰按住我，眼泪又下来了。“医生说，你脑子里……长了个东西。”

脑子里长了个东西。

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脑膜瘤。虽然是良性的，但位置不好，压迫到了神经。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的费用，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垮了这个刚刚缓过气来的家。医生说，整个治疗下来，至少要二十万。

二十万。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加上我这两年攒下的钱，满打满算，也才刚过十万。还差一半的缺口。

陈兰一下子就垮了，整天以泪洗面。晓军也沉默了，一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偷偷躲在楼道里哭。

我躺在病床上，心里五味杂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可现在，为了活命，我不得不低头。我让陈兰去把家里的房子挂出去卖了。那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所。

就在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赵总来了。

他提着果篮，风风火火地走进病房。看到我憔悴的样子，他眼圈也红了。

“李师傅，你怎么不告诉我？”他声音里带着责备。

“赵总，这点小事，不想麻烦你。”我苦笑着说。

“小事？”他把果篮重重地放在桌上，“你的事，就是我们厂里天大的事！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厂里给你出！别说二十万，就是四十万，五十万，我们都给你治！”

我愣住了。“这……这怎么行？我不能要厂里的钱。”

“什么叫厂里的钱？”赵总坐到我床边，握住我的手，“李师傅，你忘了吗？当初是谁，把那台一百八十万的废铁，变成了我们厂的印钞机？这两年，那台机器给我们创造了多少利润？几百万都不止！你为厂子做的贡献，别说二十万，二百万都值！这钱，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挣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很诚恳地说：“李师傅，华兴能有今天，你是最大的功劳。没有你，就没有华兴的现在。我赵某人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你安心养病，厂里，我和小张他们顶着。等你好了，我们还等着你回来，带领我们，造出更好的东西。”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在病床上，哭得像个孩子。

手术很成功。

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那两个月，厂里的同事，轮流来看我。小张几乎天天来，跟我汇报厂里的情况。他说，他们接了一个大单，是一个军工研究所的合作项目，难度非常高。但是，他们用我教的方法，一点点地攻关，最后成功了。

“师傅，我们没给你丢人。”小张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我突然明白，我留给这个厂子的，不仅仅是一台能正常运转的机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钻研，不服输，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这种精神，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出院那天，赵总亲自开车来接我。车子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到了厂里。

车间门口，所有的工人都站成了两排。看到我下车，他们一起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

我站在那里，看着一张张熟悉而真诚的脸，看着那个我奋斗过的地方，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我慢慢地走进车间，走到了那台熟悉的DMG机床前。它正在运转着，发出有力的轰鸣。小张正在旁边指导一个新来的学徒。

阳光从车间顶棚的窗户里照进来，洒在机器上，也洒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冰凉的机身。它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战友。我们一起，经历过低谷，也一起，创造过辉煌。

我突然想起，两年前，赵总问我，图什么？

现在，我有了答案。

我图的，不是钱，不是名。我图的，是一个手艺人，在这个时代，能够活得有尊严。我图的，是当我老了，走不动了，回想起这辈子，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李卫东，没白活。我用我的这双手，让一堆废铁，重新唱起了歌。我用我的这身本事，为一个家，为一个厂，撑起了一片天。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