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在深圳工地打工，包工头突然喊住我：小伙子，你会写字吗

那年是1993年。

南国的风是黏的，裹着尘土和汗，还有一股子铁锈被太阳晒出来的味道，糊在人脸上，撕都撕不下来。

深圳，那时候就是个巨大的工地。

白天，打桩机像个得了癫痫的巨人，不知疲倦地捶打着大地，整个世界都在跟着它发抖。到了晚上，四面八方的高楼骨架上，星星点点的焊花，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我就在其中一栋楼的骨架上，像只蚂蚁，每天搬着比自己还重的钢筋水泥。

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淌过眼睛，又咸又涩。睁开眼，整个世界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模糊糊的，只有头顶那轮毒辣的太阳，真实得让人想骂娘。

我十八岁，刚从老家出来。

我们那儿，是个除了山就是土的地方，风一吹，黄土能迷得人睁不开眼。来深圳的火车，坐了两天两夜，绿皮车厢里塞得像一罐沙丁鱼，空气里混着泡面、汗臭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下了车，脚踩在深圳坚实的土地上，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盖房，娶媳妇。

这是我爹在我走的时候，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最后憋出来的一句话。

工地的活，是同乡介绍的。

包工头姓王，我们都喊他老王。

老王五十来岁，一张脸被太阳和风霜刻得像核桃皮，沟壑纵横。他不怎么笑，嘴里永远叼着根烟，烟屁股被口水浸得发黄。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微微眯着，像头打盹的狮子，你摸不准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火。

他发火的时候，整个工地都能听见他的吼声，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像惊雷一样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滚来滚去。

工友们都怕他。

我也有点。

那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把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晚霞的光透过还没装玻璃的窗洞照进来，给灰色的水泥地镀上一层虚假的温柔。

我们刚领了今天的工钱，十几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票子，攥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是拿命换来的。

工友们三三两两地往工棚走，脸上带着疲惫和满足，嘴里聊着晚上是喝两盅还是去镇上录像厅看片子。

我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着，盘算着这点钱要寄多少回家，留下多少吃饭。

“那个小伙子，你等一下。”

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是老王。

我心里咯噔一下，停住脚，转过身。

工友们也都停下来，回头看我，眼神里有点同情，有点好奇。他们大概以为我干活出了什么岔子，要被老王训了。

我攥紧了手里的钱，手心全是汗。

老王叼着烟，慢慢踱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他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像一座小山，把我整个罩住。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远处打桩机最后的几声闷响。

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吐出一口浓浓的烟圈，烟圈在橘红色的光里盘旋着，慢慢散开。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没有了白天的火气，反而有点干涩，像被砂纸磨过。

他问：“小伙子，你会写字吗？”

我愣住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他可能会骂我干活慢，可能会扣我工钱，甚至可能会因为什么误会揍我一顿。

但我从没想过，他会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会写字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插进了我脑子里某个被遗忘的角落，轻轻一拧。

一些画面闪了出来。

老家那间漏风的土坯房，我趴在小小的木桌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一笔一划地在作业本上写字。窗外是呼啸的风，娘在一边纳鞋底，针脚穿过布料的声音，沙沙的，特别好听。

我念到高中毕业，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

只是，这“文化”在深圳这个巨大的工地上，屁用没有。在这里，力气才是硬通货。认识多少字，都抵不上一膀子能扛起两袋水泥的力气。

我看着老王，他的眼睛在暮色里，不像白天那么锐利了，反而透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近乎恳求的东西。

我点点头，声音有点发紧：“会……会一点。”

老王那张核桃皮一样的脸上，紧绷的线条似乎松弛了一些。

他朝我招招手：“那你跟我来一下。”

他转身朝他的工棚走去。那是一个用铁皮和石棉瓦搭起来的独立小屋，比我们几十个人挤的大通铺要好太多。

工友们看着我，眼神里的同情变成了羡慕和嫉妒。

我跟在老王身后，脚踩在满是石子和沙土的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一个未知的命运上。

老王的工棚里，东西不多，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还有一点劣质白酒的酸味。

他指了指其中一把椅子：“坐。”

我拘谨地坐下，只敢坐半个屁股，后背挺得笔直。

他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磕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他自己没坐，在小屋里来回踱着步，脚下的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他抽着烟，一口接一口，整个屋子很快就烟雾缭绕。

我不敢说话，端着水杯，看着他。

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

终于，他停下来，把烟头狠狠地摁在桌上的一个铁皮烟灰缸里，像是摁死一个仇人。

他看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被外面的人听见。

“我想……让你帮我写封信。”

信。

这个词，在1993年，还带着温度。它意味着等待，意味着思念，意味着一笔一划的情感。

我问：“写给谁？”

“我女儿。”

他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里像是含着一块滚烫的石头，又硬又烫。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打开，从里面翻出一个蓝布包裹。包裹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信纸和几个信封。

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泛着黄，但很平整，看得出被珍藏得很好。

他把信纸和一支笔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支英雄牌的钢笔，笔帽上甚至还有一点金色的漆。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工棚里，这支笔显得格格不入。

“她……在上海，读大学。”老王的声音里，有一种藏不住的骄傲，但很快，那骄傲就被一层更厚重的东西盖住了。

是愧疚。

“她不认我这个爹了。”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好几年没联系了。”

我大概明白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故事。严厉，不懂表达，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却往往会伤害到孩子。

“你想……写点什么？”我问。

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个能在工地上把几百号人吼得服服帖帖的男人，一个能跟地痞流氓拍桌子瞪眼的包工头，此刻，在“父亲”这个身份面前，却笨拙得像个孩子。

他憋了半天，脸都涨红了，最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就问问她……过得好不好，钱够不够花。”

太干了。

干得像工地上被太阳晒裂的土地。

这样的信寄过去，恐怕只会被扔进垃圾桶。

我看着他，这个在夕阳下像山一样沉默的男人。我突然想起了我爹。我爹也是这样，他爱我，但他从来不说。他只会把煮好的鸡蛋偷偷塞进我的书包，会在我熬夜看书的时候，一声不响地给我披件衣服。

他们的爱，都藏在沉默里，藏在笨拙的行动里。

我拿起笔，拧开笔帽，在信纸上写下“小雨”两个字。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老王。

“王叔，”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他愣了一下，眼神飘向了窗外。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工地上亮起了几盏昏黄的灯，把人的影子拖得老长。远处，深圳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像一片遥远的、虚幻的星海。

“三年前了。”他的声音很轻，“她走的时候，我跟她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吵？”

“她要考上海的大学，我说太远了，女孩子家家的，跑那么远干嘛。就在省内读个师范，以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他苦笑了一下，“她不听，说我专制，说我根本不了解她想要什么。”

“那天……她走的时候，我去送她了。在火车站，隔着老远，我没敢让她看见。”

他的眼圈，红了。

这个白天里像狮子一样的男人，此刻，在我这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面前，露出了他最脆弱的一面。

我突然觉得，手里的笔，有千斤重。

我蘸了蘸墨水，开始写。

我没有直接写“你好不好，钱够不够花”。

我写：“小-雨，见信如晤。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只能让工地上一个会写字的小伙子代笔。你别笑话他，他是个好孩子，写字比爸爸好看。”

“深圳的夏天，很热。跟你小时候老家的夏天一样。爸爸最近老是梦到你。梦见你还是个小丫头，扎着两个羊角辫，跟在我屁股后面，吵着要去河里捞鱼。你总说，爸爸的肩膀是世界上最稳的船。你坐在上面，能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一晃眼，你都长成大姑娘了，去了比爸爸肩膀能看到的更远的地方。爸爸为你骄傲。”

“你走的那天，火车站人很多。爸爸看见你了。你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就是你妈给你做的那件。你背着个大书包，在人群里，显得那么瘦小。爸当时就想，那么重的包，怎么不让爸给你背呢？可爸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爸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一开口就惹你生气。爸对不起你。爸不该拦着你，你有你的天空，爸不该把你的翅膀给绑住。”

“在上海，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天冷了，记得加衣服。别为了省钱，不好好吃饭。钱要是不够了，就跟家里说。爸在工地上，别的没有，就是有力气。只要爸还能扛得动水泥，就饿不着我的小雨。”

我一边写，一边轻声地念出来。

老王就站在我旁边，一动不动地听着。

屋子里很静，只能听见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老王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写到最后，我停下来，抬头看他。

昏黄的灯光下，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

他没有擦，就那么任由眼泪从深深的皱纹里淌下来，流过脸颊，滴落在他那件满是灰尘的旧衬衫上。

他哽咽着，说：“是，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想的……”

那天晚上，我成了老王的“代笔人”。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被老王叫到他的工棚里。

他会给我泡一杯茶，切一盘水果，有时候甚至会炒两个小菜，开一瓶啤酒。这在工地上，是神仙一样的待遇。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信”。

这成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老王会把他一周里想说的话，零零碎碎地告诉我。

有时候，他会说：“今天打地基，我看到一只蝴蝶，翅ão大的，跟你小时候抓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还记得不？你把它放在瓶子里，结果第二天就死了，你哭了一整天。”

我就会在信里写：“小雨，今天工地上飞来一只彩蝶，翅膀上有好看的斑纹。爸爸看着它，就想起了你。想起你小时候，为了留住一只蝴蝶的美丽，却不小心让它失去了生命。你为此哭了很久。爸爸当时还骂你傻，现在想想，那时的你，是在为所有留不住的美好而伤心吧。是爸爸太笨，没能理解你的温柔。”

有时候，他会说：“食堂今天做了红烧肉，肥得很，工友们抢着吃。我就想起你妈了，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你最爱吃。”

我就会在信里写：“小雨，今天吃到红烧肉了，味道不错，但总觉得比不上你妈妈做的。那味道，是家的味道，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的味道。你离家在外，想家的时候，就去找一家馆子，点一道红烧肉吧。就当是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吃了顿饭。”

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记录者。

我成了翻译，把一个父亲笨拙、深沉、说不出口的爱，翻译成女儿能读懂的文字。

我把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情感，甚至是我对我自己远方亲人的思念，都揉碎了，掺进了这些信里。

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在上海繁华都市里，或许感到孤独、或许感到迷茫的年轻女孩，在读到这些信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抚摸着这些带着墨香的文字，想起那个遥远南国工地上，满身尘土的父亲？

每一封信寄出去，都像放飞一只鸽子，带着我们两个人的期盼，飞向那个遥远的城市。

然后，就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

老王每天都会去工地门口的传达室问好几遍，有没有他的信。

传达室的大爷都认识他了，老远看见他就摇摇头。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老王眼里的光，一点点地暗下去。

他开始抽更多的烟，喝更多的酒，脾气也变得比以前更暴躁。工友们都绕着他走。

只有我知道，他那狮子一样的怒吼背后，藏着一颗多么脆弱和焦急的心。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们做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

也许，那些信，都像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没有。

直到一个月后的某天。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南国的雨，说来就来，又猛又急，像是天漏了个窟窿。整个工地都停了工，世界被白茫茫的雨幕笼罩着。

我们都缩在工棚里，听着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叮叮当当，像一支杂乱的交响乐。

老王突然冲了进来，浑身湿透，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信封。

信封的边角已经被雨水浸得有些发皱，但上面的字迹，娟秀而清晰。

是回信！

整个工棚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老王手里的那封信。

老王的手在抖，他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信封撕开。

他把信递给我，声音也是抖的：“小……小伙子，你来……你来念。”

我接过信，感觉那薄薄的一张纸，重得像一块砖。

我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上海潮湿的空气的味道。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爸：”

只有一个字，却让老王的身子猛地一震。

“信收到了。勿念。”

“学业繁忙，生活费尚足。望保重身体。”

“祝好。”

“小雨。”

信很短，短得像一句客套的问候。

语气很冷，冷得像块冰。

我念完，整个工棚里，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

工友们的眼神，从刚才的期待，变成了同情和怜悯。

我看到老王的肩膀，垮了下去。

刚才冲进来时的那股激动和兴奋，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瞬间熄灭。

他像一尊石雕，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良久，他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他没再看那封信一眼，转身，默默地走进了雨幕里。

那个背影，佝偻，萧瑟，像一片被秋风打落的枯叶。

那一刻，我心里难受得厉害。

我觉得，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把信写得太煽情，太文艺，反而让那个叫小雨的女孩觉得虚假，觉得是她父亲找来的枪手。

所以她才会用这么冷漠，这么公式化的语言来回复。

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那天晚上，老王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

他在自己的工棚里，又哭又笑，像个疯子。

他一会儿骂自己不是个东西，不是个好爹；一会儿又抱着那个装信的木箱子，一遍遍地喊着“小雨，我的小雨”。

我没敢去劝他。

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门外，听着他的哭喊声，混杂在雨声里，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为，“代笔”这件事，会就此结束。

没想到，第二天，老王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出现在工地上，照常扯着嗓子骂人，安排活计。

只是，他眼里的红血丝，和那愈发沉默的背影，暴露了他内心的煎熬。

又到了周六。

我以为他不会再找我了。

可是，晚饭后，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站在了我的工棚门口。

“小伙子，过来一下。”

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支英雄钢笔。

我以为他要放弃了。

他却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上面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骑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笑得一脸灿烂。背景，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

那个男人，就是年轻时的老王。

“这是她五岁的时候。”老王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女孩的笑脸，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那年，我带她去放风筝。风筝飞得好高好高，线都快看不见了。她高兴得直拍手，说她长大了，也要飞得那么高。”

“后来……风筝线断了。”

“风筝飘飘悠悠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她哭得差点抽过去。我怎么哄都哄不好。”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放过风筝。”

老王的声音很低沉，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你帮我写。”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就写这个。告诉她，爸对不起她。爸不该把她的风筝线给弄断了。”

我明白了。

那封冷冰冰的回信，没有击垮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他要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把他欠女儿的，都还回去。

我重新拿起笔。

这一次，我不再用那些华丽的辞藻。

我用最朴实的语言，把老王讲的这个关于风筝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

我写风筝的颜色，写那天风的味道，写小女孩清脆的笑声，写她发现风筝断了线时，脸上瞬间凝固的惊恐和悲伤。

我写一个父亲，笨手笨脚地安慰着自己伤心的女儿，却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对不起”。

信的结尾，我替老王写道：“小雨，那个风筝，爸一直没忘。那根断了的线，也一直攥在爸的手里，攥了十几年。爸现在想把线还给你。爸不会再弄断它了。你想飞多高，就飞多高。爸就在地上，看着你。”

第二封信，寄出去了。

又是漫长的等待。

这一次，我们谁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老王不再每天去传达室问，只是偶尔路过的时候，会朝里面望一眼。

日子一天天过去，工地的楼，也一层层地高了起来。

我们每天汗流浃背，爬上爬下，忙得像陀螺。似乎都快忘了那封信的存在。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脚手架上绑钢筋，下面有人喊我的名字。

是传达室的大爷。

他举着一封信，冲我喊：“有你的信！”

我的？

我愣住了，我在深圳无亲无故，谁会给我写信？

我爬下脚手架，满心疑惑地接过信。

信封上，地址是工地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我的名字。

而寄信人的地址，是上海。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颤抖着撕开信封。

里面是两张信纸。

第一张，是写给我的。

“你好。我叫林小雨。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就叫你‘写信的叔叔’吧。”

“谢谢你。谢谢你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不爱我的。他只会骂我，管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我。我恨了他很多年。”

“直到我收到第一封信。信里的那些话，太美了，美得不像他会说的。我当时觉得很可笑，觉得他为了让我原谅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回了一封很刻薄的信。”

“可是，当我收到第二封信，看到那个关于风筝的故事时，我哭了。”

“那天的事，我记得。我记得他笨拙地抱着我，身上都是汗味和烟味。我记得他一遍遍地说‘不哭了不哭了，爹再给你买个新的’。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我等了十几年。”

“谢谢你，替他说了出来。”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你一定，也很想家吧。”

“信里，有另一封信，是写给他的。麻烦你，念给他听。拜托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拿着信，冲向老王的工棚。

我跑得很快，脚下的石子都像是长了翅膀。

我闯进去的时候，老王正在看图纸。他被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火烧屁股了？”

我把信拍在他桌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回……回信了！是小雨的回信！”

老王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一把抢过信，却又不敢打开。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恐惧。

我深吸一口气，接过信，开始念。

“爸：”

“风筝的故事，我都记得。”

“我不怪你了。真的。”

“我只是……很想你。也很想妈妈。”

“上海的冬天很冷，是那种湿冷，冷到骨头里。不像我们老家，干冷干冷的，晒晒太阳就暖和了。”

“我上周感冒了，一个人去医院打针。看着别人都有人陪，我当时就特别想哭。”

“爸，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工地上活重，别太累了。别再喝酒了，对胃不好。”

“照片我收到了。你老了好多。头发也白了。”

“爸，我想家了。”

我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已经完全哽咽了。

我抬起头，看到老王，这个五十多岁的硬汉，正捂着脸，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哭声，压抑，沉痛，却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复杂的哭声。

从那以后，我们的“写信”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不再是单向的倾诉，而是双向的交流。

小雨的信，来得越来越勤。

她会讲她在学校里的事，讲她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电影，讲她对未来的规划和迷茫。

老王呢，也开始学着分享自己的生活。

他会告诉我，今天工地上哪个小子干活偷懒被他骂了，哪个小子家里来了信，高兴得请大家喝汽水。他会告诉我，深圳又新盖了哪栋楼，报纸上又说了什么国家大事。

我们的信，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深圳的工地，和上海的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成了这条线上，最重要的一个信使。

我能感觉到，老王在慢慢地改变。

他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不再总是紧绷着。他开始会笑了，虽然笑起来还是像核桃皮，但那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他对工友们也和善了许多。有时候谁家里有困难，他还会偷偷塞点钱过去。

工友们都说，老王像变了个人。

只有我知道，不是他变了，而是他心里那块最硬的冰，被女儿的信，一点点地融化了。

而我，也在这日复一日的代笔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出卖力气的农民工。

我的文字，能够传递情感，能够弥合裂痕，能够让两个相爱却不懂得表达的亲人，重新拥抱彼此。

这种成就感，比每天领到的那几十块钱工钱，要珍贵得多。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冬天。

深圳的冬天不冷，但很潮湿。工地上裸露的钢筋，摸上去总是带着一股冰凉的湿气。

我们负责的这栋楼，主体结构已经快要完工了。这意味着，我们这批工人，很快就要散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们这些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候鸟，又要飞向下一个可以栖息的工地。

离别的愁绪，开始在工地上蔓延。

老王也变得沉默起来。

我知道，他舍不得的，不只是这个他亲手建起来的楼，更是我们之间这种微妙的联系。

楼建完了，我们走了，谁来替他写信呢？

那个周六，我们写了最后一封信。

老王在屋子里转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想说的话太多，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他问我：“小伙子，你说……我能不能……去上海看看她？”

我愣住了。

“快过年了。”他看着窗外，眼神里充满了向往，“她说那边冷，我想去给她送床厚被子。”

“我……我怕她不见我。”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怯懦。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包工头，此刻，却像个即将去见心上人的毛头小子，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我说：“王叔，去吧。”

“你不是去见她，你是去接她回家过年。”

“她信里不是说了吗？她想家了。”

我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他瞬间镇定了下来。

他狠狠地点了点头：“对！接她回家过年！”

于是，那最后一封信，就只有一句话。

“小雨，爸来接你回家。”

几天后，老王跟我请了假。

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换了一沓崭新的票子。

他去镇上最好的商场，买了一身他认为最体面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一条灰色的西裤。

他还买了很多深圳的特产，大包小包地塞满了一个蛇皮袋。

出发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工棚。

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

“小伙子，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还有奖金。”

我打开一看，里面足足有上千块。比我平时一个月的工钱多好几倍。

我连忙推辞：“王叔，这太多了。”

他把我的手按住，眼神很严肃：“不多。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我……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闺女说话。”

“拿着。以后到了别的工地，好好干。你是个文化人，别一辈子埋没在钢筋水泥里。”

他又递给我一个地址。

“这是我老家的地址。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就去找我。”

我接过信封和地址，眼圈一热。

来深圳大半年，他是第一个，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而不仅仅是一个“劳力”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火车站送他。

清晨的火车站，人声鼎沸。

老王穿着他的新衣服，背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站在人群里，显得有些局促。

他一遍遍地整理着自己的衣领，检查着口袋里的车票。

我知道，他紧张。

火车快要开了。

我帮他把行李扛上车。

隔着车窗，他冲我挥了挥手。

我看到他的嘴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

火车的汽笛声太大，我听不清。

但我读懂了他的口型。

他说的是：“谢谢你。”

火车缓缓开动，载着一个父亲的期盼，向着遥远的上海驶去。

我站在站台上，一直到那趟绿皮火车，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老王走了以后，工地仿佛也失去了灵魂。

没过多久，楼房封顶，我们的活也干完了。

工友们拿着最后的工钱，收拾好各自的行李，像蒲公英的种子，四散而去。

我们互相道别，说着“后会有期”，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一别，或许就是一辈子。

我也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去的路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空落落的。

深圳，这个我曾经用汗水浇灌过的城市，正在离我远去。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闪烁的霓虹，都将成为我记忆里的一个剪影。

但我知道，我带走的，不只是几千块钱的工钱。

我带走了一个关于爱和原谅的故事。

这个故事，会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回到老家，一切还是老样子。

山还是那座山，土还是那片土。

我用在深圳挣的钱，把家里的土坯房翻新成了砖瓦房。

爹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在村里见人就夸我出息了。

我没有再出去打工。

我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

工资不高，但很安稳。

每天看着那些和当年的我一样，对山外世界充满渴望的孩子们，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我偶尔会想起老王。

不知道他接到小雨没有，不知道他们一起过年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光景。

我给他写的那个老家地址，寄过一封信，但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也许，他已经忘了我这个“代笔人”吧。

这样也好。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小河，不急不缓地流淌着。

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

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教我的孩子写字，给他讲故事。

我告诉他，文字是有力量的。它能穿透时间和空间，能抵达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8年，汶川地震。

我所在的镇子虽然没有受到波及，但我们学校组织了募捐。

我把当时身上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

几天后，校长找到我，说有一笔来自上海的指定捐款，是给我的。

我愣住了。

谁会从上海给我捐款？

校长把一张汇款单递给我。

汇款人那一栏，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林氏集团。

金额，是二十万。

我当时就懵了。

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跟校长说，肯定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什么林氏集团。

校长说，对方特意交代了，就是捐给我的。还留下一个电话，让我务必打过去。

我揣着那张汇-款-单，和那个电话号码，感觉像在做梦。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那头，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声。

“喂，你好。”

“你好，我……我叫……”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请问，是您给我捐的款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那个女声，带着一丝笑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轻轻地问：

“是……‘写信的叔叔’吗？”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倒流回了1993年那个夏天的雨夜。

我手里仿佛还拿着那封来自上海的信，上面写着娟秀的字迹。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是……是我。”我的声音在抖，“你是……小雨？”

“是我。”她在那头轻声说，“叔叔，好久不见。”

我们聊了很久。

她告诉我，当年，老王去上海接她。

父女俩在火车站见面的时候，相对无言，只是抱头痛哭。

那个春节，是他们家十几年里，过得最温暖的一个年。

后来，老王没有再回深圳。

他用所有的积蓄，加上小雨的支持，在老家开了个小小的建材店。

他不再是那个声色俱厉的包工头，成了一个和和气气的小老板。

小雨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上海。

她回到了父亲身边，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把那个小小的建材店，一步步做大，做成了如今的林氏集团。

“我爸他……三年前，走了。”小雨的声音低了下去，“是肝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他一直念叨你。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说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父女俩的今天。”

“我们找了你很多年。你当年留下的地址，后来因为城镇规划，早就拆了。我们一直没能找到你。”

“这次汶川地震，我以公司的名义捐款。在整理我们省的捐款名单时，我看到了你的名字，和你工作的学校。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你。”

我的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昏黄灯光下，笨拙地想要表达爱意的父亲。

看到了那个在站台上，用力挥手，无声地说着“谢谢”的男人。

“叔叔，这笔钱，不是捐款。”小雨说，“这是我爸的遗愿。他说，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

“他说，你是个文化人，不该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他希望这笔钱，能帮你，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操场上，坐了很久。

夕阳西下，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就像当年，老王的影子，把我笼罩住一样。

我最终，没有接受那笔钱。

我把它，以老王和小雨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灾区，用于学校的重建。

我给小雨回了一封信。

这一次，是我亲手写的。

信里，我告诉她，我过得很好。

当老师，是我自己的选择。看着孩子们，就像看到了希望。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报答。

因为，当年在深圳的那个夏天，他们父女俩，也同样照亮了我的人生。

是老王，让我明白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是她，让我看到了文字背后，情感的重量。

他们让我知道，一个来自穷山沟的穷小子，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温暖别人。

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财富。

信的最后，我写道：

“小雨，不必再找我。就让我们，像两条在不同河道里航行的船，遥遥地，互相祝福吧。”

“替我，向王叔问好。告诉他，当年他弄断的那个风筝，后来，被一个叫‘爱’的风，吹回了家。”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但我知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和我有过一段奇妙的交集。

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见证了一场迟到了十几年的父女和解。

如今，我也到了老王当年的年纪。

我的孩子，也去了很远的城市读书。

我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他，担心他。

但我不再像老王那样，把爱藏在心里。

我会给他打电话，会给他写邮件。

我会告诉他：“儿子，爸爸想你了。”

我会告诉他：“大胆地去飞吧，家里永远是你的港湾。”

每次做这些的时候，我都会想起1993年的深圳。

想起那个闷热的、充满了汗水和尘土味道的夏天。

想起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包工头的提问。

“小伙子，你会写字吗？”

我会。

我很庆幸，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