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中 牛兰掌握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高层名单，如果牛兰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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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中央特科情报科的运作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下属各情报组、情报站是并行发展、互不交叉；人员纵向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是基本原则。

加入“拉姆扎”情报系统后的中共人员绝不允许再与中国党发生联系是最严格的规定。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运作的原则与远东情报局大体相同，并且更为严格，后来又加了一条，一旦有情报人员被捕，不管被捕人员会否叛变，与之有联系的上下线人员必须全部撤离，这也是许多中共地工人员为什么会突然与组织失联的原因。

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址，反之则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尔格的住所），所以下线家中窗台或门口要设置明显的警号，上线抵近时首先观察警号以判断是否安全。

情报组长下面设联络员，与组内交通员和外设情报站分别联络，分别告知接头时间、地点、暗语，而交通员和情报员互不知对方身份。

我们以方文、肖炳实下属的情报员刘思慕为例，将他如何获取情报、情报如何传递的详情说一下，就可以完全搞明白一个情报是如何从情报员开始一步步传递到苏军总参谋部的。

刘思慕由留苏同学顾淑型（陈翰笙夫人）引荐，经方文的下线肖炳实发展，成为方文情报小组的一员。他加入“拉姆扎”后通过岭南大学的同学汤洪波（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甘乃光（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关系，进入国民政府内政部担任甘乃光的秘书。

尔后刘思慕又发展了留德同学黄维立的妹妹黄维祐加入，黄维祐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秘书、几个舅舅也在政府部门工作。

刚开始阶段，肖炳实与刘思慕单线联系，肖炳实首次去南京时给刘思慕带去了莱卡相机和胶卷。

刘思慕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中拍摄两次，一周或两周时间肖炳实前来接取，后来肖炳实将这一工作交给了黄维祐。

红军长征开始后，武汉行营成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甘乃光出任行营第五处处长，刘思慕跟随甘乃光到了武汉，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

这时的黄维祐从交通员上升到了联络员，她做两件事情，

一是联络刘思慕，告知与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二是联络交通员，告知与情报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为使接头更为顺利，黄维祐会与刘思慕约定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手中拿什么物件以显示特征并告知交通员，使交通员可以轻松便捷的接上头。

黄维祐派到武汉的第一个交通员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与刘思慕在汉口顺利接头、取回情报、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后将刘思慕的胶卷交给黄维祐，黄维祐交给肖炳实，肖炳实交给方文，方文交给佐尔格，佐尔格交给译电员，再由报务员克劳森发报给共产国际（红参四局）。

除通过电讯传送情报外，有时也将情报通过专门的交通员经哈尔滨交通站、香港交通站从陆海两路送达苏联。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运作模式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它的系统终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是情报共享的，比如“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其中就包括国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围剿”的军事情报。

中共方面将阎宝航获取的德国突袭苏联计划，中西功（上海情报科）获取的日军南进计划等通报给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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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贡献

无论是苏联卫国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情报系统为之所立的功勋，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希特勒突袭苏联、日军放弃北进采取南进策略、德日两国先后两次派遣突击队潜入苏联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日军袭击珍珠港、中途岛的情报，山本五十六的行踪……都被两个情报系统一一侦知和传递。

两个情报系统特别是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居功至伟，接下来的隐秘战线系列文章中将一一予以呈现。

铺垫完成以后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尤崇新在汉口被捕了！

尤崇新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因中共地下党策划的在汉口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被侦破而被CC系的特务逮捕，叛变后协助CC系特务抓捕共产党。

尤崇新在汉口的大光明剧院，认出了化名为化广奇的魔术表演师顾顺章，就一直跟踪顾顺章到德明饭店，摸清顾顺章住的房间后，带领特务在房间中将顾顺章和一名白衣女性抓捕。

顾顺章

被捕的顾顺章，自称“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确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主要职责是保护党中央、获取情报和惩办特务叛徒，而且顾顺章这时还担任着中央特科的第一任负责人。他知道所有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址和所有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知道中共地下组织的运作模式，因此称顾顺章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点也不过分。

CC系特务组织（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在验证顾顺章所言非虚后，想到自己马上能将中共中央机关和所有中央领导人在上海一网打尽，心中激动不已，踌躇满志，全然不顾顾顺章“不能给南京发报”的警告，给南京的顶头上司徐恩曾连发六封电报，报告“黎明”（顾顺章代号）被捕自首情况和押送南京的细节。

这一环节的失误导致蔡孟坚的美梦彻底落空，因为接受电报的钱壮飞正是中央特科的潜伏特工，他担任着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而且接发电报的当天恰恰是星期六下午，徐恩曾早已从南京赶到上海花花世界度周末去了。钱壮飞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将情报送到李克农处，李克农又将情报送到陈赓那，陈赓再将情报送到终点站——周恩来的住处。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震惊之余，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利用星期天半天一夜的时间将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全部转移，但百忙之中关向应却被疏漏了，导致被捕。

这是特科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功绩（往后还会取得更大的）！周恩来在多年以后回顾往事仍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但顾顺章事件带来的损失还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是裴代英和蔡和森牺牲，关向应被捕，接着向忠发也被捕了。

顾顺章和向忠发在被捕后的交代中都提到了一个人，一个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的人。顾顺章叫他“牛轧糖”，向忠发称他为接替米夫的东方部负责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这个被称为“牛轧糖”的外国人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的负责人牛兰，他和妻子随即被秘密引渡到华界警局接受审讯。

牛兰夫妇的多所住处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远东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经费发放的账册也被收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的资金总量达到4.7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牛兰夫妇被秘密引渡后，任凭怎样审讯，始终保持一言不发，令大小特务一筹莫展。

牛兰的被捕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最高层，因为牛兰掌握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高层名单，如果牛兰叛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将面临着灭顶之灾。为此最高层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由于牛兰夫妇拥有多重掩护身份，经共产国际的发动，轰动世界、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迅速展开，国际团体、世界名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各国报纸连篇累牍持续报道。

宋庆龄、史沫特莱发起成立营救委员会，也展开了营救行动。

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加强了审讯。

“拉姆扎”自然也接到了营救指令，佐尔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兰确实在国民政府手上，并要取得牛兰的手迹作为物证。

佐尔格与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后认为：此案为CC系主办，而CC系的掌权者都是浙江人，应该从浙江寻找可靠的关系来达到目标。

方文马上想到自己的下属柳忆遥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郑空性，郑空性有个关系很好的中学同班同桌叫张冲，在CC系的调查科担任总干事。

郑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张冲。

张冲告诉郑空性，牛兰夫妇确实被他们关押着，而且他正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主管，要牛兰的手迹可以，拿3万美元来。

尽管方文反对，但佐尔格认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向莫斯科汇报了营救方案，苏联、共产国际最高层批准了佐尔格用3万美元交换牛兰一纸手迹的交易方案。派出赫尔曼····波勒尔、奥托·布劳恩两人各携带2万美元，化名后进入中国，经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将4万美元交给了佐尔格，赫尔曼···· 波勒尔完成任务后返回，奥托·布劳恩却留了下来。

本着先交货后付钱的交易原则，柳忆遥、肖炳实陪着郑空性取回了“一张宽一寸长三寸的天价字条”，佐尔格展开字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一切平安”，经认定确是牛兰字迹后，佐尔格让方文付款。

探明牛兰的生死情况和所在位置后，开始了营救行动的第二步。

宋庆龄首先去南京探监，你可以想象，宋庆龄应该告诉了牛兰，营救行动正在展开，让他继续扛住等等事项。

探监后宋庆龄去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甚至提出以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作为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接着宋庆龄又再三要求见邓演达，蒋介石最后只得说“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宋庆龄知道蒋介石已秘密杀害了邓演达，愤怒起身，一手将面前的茶几掀翻。

她回到上海的当晚即面见佐尔格，要求佐尔格组织武装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于是佐尔格向方文布置了买10支手枪的任务，方文找到了蔡叔厚，三天后蔡叔厚办妥，方文派他的大姨、电影演员蓝天从蔡叔厚处取回手枪，再由方文交给了佐尔格。

宋庆龄在冷静下来后，否定了自己由于愤怒而作出的武装劫狱计划。

经过多方持续的努力，牛兰夫妇最终的审判结果为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牛兰夫妇案似乎就这样落幕终结了。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结束，因为CC系的特务也不是吃干饭的。

张冲也并非贪财，他是在摸牛兰的底牌，当时的3万美元可不是一般的人或机构能够出得起的。

而郑空性他们能在短期内交出3万美元，张冲判断其背后的老板应该是苏联无疑。

接着，参与此“政治交易”的人明显感到有被特务跟踪的迹象，红参四局的别尔津将军也收到了上海的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往）‘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回电指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佐尔格、史沫特莱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撤离前佐尔格对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选华尔敦到达上海后，方文将其工作交接后也撤往苏联，肖炳实撤往日本，柳忆遥撤往苏联。

博古被奥托·布劳恩的纸上谈兵和夸夸其谈所吸引，经他的再三要求，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驻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化名“李德”。

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