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冰城涉外血案（二）

（文章内容来自“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所长”）

三、她的去世留下了一个疑团

个性张扬的日本女子兵部娟子在哪里呢？她此刻在关家大院。

关家大院位于哈尔滨市马家区，上百年前是一个姓关的清朝官员的宅第。后来，这位官员犯了事，估计事比较大，而关系又打点得不到位，最后被朝廷判了个满门抄斩，关府的宅第就由地方政府没收充公。因为社会上传言该宅院风水有问题，还说时不时会发生灵异现象，所以没有哪位官员敢住进去或者迁入办公。这样，关家大院就空置起来了。到了民国时期，驻哈尔滨的军队不信邪，住进了关家大院，也没发生什么不测。关东军侵占哈尔滨后，也把关家大院作为军营。抗战胜利后不久，哈尔滨成立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府，就把关家大院辟为传染病医院，专门收治肺结核病人，一度还收治过烈性传染病虎烈拉（霍乱）患者。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北地区患肺结核病的人比较多，这种疾病当时被称为“痨病”，染上了如不及时治疗，情况会很不妙。由于该病会传染给他人，所以通常应当对病人实施隔离。不过，由于隔离医院规模小而病人多，所以当时只有严重患者才被送到关家大院去。而在当时，肺结核病凡是发展到严重阶段的，那通常就无法救治了，因此，谁被送进关家大院，那基本上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阎王殿。而在其他健康人眼里，由于严重肺结核病患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对于关家大院都是谈虎色变，连经过那里时都会绕着走，实在绕不开的，那就尽量离远点儿，走快些。

现在，兵部娟子住进了关家大院，侦查员必须去找她，但谁去谁就得担上一份可能会被传染到的风险。专案组长殷正源说，应该去两个人找兵部娟子谈话，我算一个，还有一位谁去可以自己提出来。话音刚落，侦查员小张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我去！”

两人于是前往关家大院，先找了院长，了解是否有一个名叫顾予荇的女患者，说想了解这人的病情和入院情况。院长从病区医生那里取来了病史资料，告诉侦查员：顾予荇是五十三天前由其就诊的私营医院转到关家大院的，其X光片子显示，该患者的两肺已经遭受结核菌的严重侵蚀，属于那种无法逆转的严重病人。入院后，进行着保守治疗，但这种治疗不过是延长病人的生命，所有的药对于她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该患者目前的病情比入院时更为凶险，两周前开始，吐出的痰液里已经发现业已腐烂的肺组织碎块。按肺结核病人的常情来看，这种病人通常已经去世了，但奇怪的是她虽然数次昏迷，却总没断气，一番抢救后又活过来了。

殷正源向院长提了一个要求：把该患者所住病区4月22日晚上当班的医生、护士请来，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院长用不解的眼光瞅了瞅他，立刻照办了。

4月22日当班的一名医生、两位护士来了，侦查员向他们了解那天晚上顾予荇的情况，他们在带来的病房情况记录上看着，回答得很简单：这个病人躺在病床上休息嘛。

那天晚上她没有出去吗？

医生、护士都笑了，说像顾予荇那种病情，还能出去吗？再说，我们这里是传染病医院，有着严格的隔离制度，不论白天黑夜，进出通道都把守得严严的，哪个病人也休想溜出去。

殷正源又提了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来探望过这个病人？

得到的回答是：这里不允许亲友前来探望病人，只能送东西，由院方代为收下后转给病人。

那么，是否可以通信？

外面的亲友可以给病人写信；病人不能给亲友写信，因为不能排除这是一条传染途径。如果病人有急事需要跟家属联系的，可以将内容口述给护士，由护士代笔书写后寄出去。这当然是一桩很麻烦护士的事情，所以，病人通常不会提这种要求的。你们要了解的这个病人，入院以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对于侦查员来说，任何情况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因此，他们提出要去病房看一看，当面跟顾予荇谈一谈。医生听着便皱起了眉头，为难地望着院长。院长说这里的病人个个都有很强的传染性，按照规定外人是不能进入病区的，更别说病房了。但是，你们的公务性质特殊，如果一定要进去，那必须得戴上双层口罩。

侦查员看到的兵部娟子，全然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如纸，剧烈咳嗽时几乎就喘不过气来，像是随时要离世的样子。她原是躺在床上的，听说有人来看她，还是挣扎着硬撑起来，在护士的帮助下坐到了床前的椅子上，此刻已是东北地区的仲春时节，她还得披上呢大衣身子才停止打寒战。

殷正源、小张两人一看兵部娟子这副模样，就知道这个心气特高的女人即便再对别尔夫什卡的遗属有多深的仇恨，也不可能溜出去对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行凶了。但是，不能排除她是否指使别人杀害了叶卡捷林娜母子，因此，侦查员还是要问一问。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侦查员大大出乎意料——

医生对兵部娟子说，这二位同志是公安局来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这话刚说完，一直没精打采的兵部娟子的眼睛蓦地一亮，闪出了一道幽光，瘦弱的身子也挺了挺，深陷于眼眶里的一双眼珠子盯着殷正源、小张两人看着：“二位是公安局的？”

“是的。”侦查员亮出了证件。

兵部娟子脸上忽然绽出了笑容：“呵呵！这么说来，那个可恶的俄国佬的遗孀遗子已经遭到了报应？”

殷正源一惊，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叶卡捷林娜母子被害跟这个女人有关！

殷正源的这个极其短暂的神情没能逃过一直全神贯注盯着他的兵部娟子，后者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后，哈哈大笑，眼里却流出了泪水。她接过护士递过去的毛巾擦脸的时候，身子一软就歪倒了。

医生随即进行抢救，院长闻讯也带着另外三位医生赶来了，几个医生一番检查后交换了意见，告诉侦查员这个病人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随时有可能断气。殷正源说那我们得待在旁边，病人一旦醒来，只要还能说话，我们还有重要内容要问她。

可是，兵部娟子并没有苏醒，当天傍晚六点，兵部娟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兵部娟子的死，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疑团，一个悬念。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对案情线索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认为根据兵部娟子临终前的反应看来，很有可能是她指使凶手制造了那起灭门血案。可能兵部娟子是在去关家大院住院前，对杀害叶卡捷林娜母子之事已经作了安排，她在病情危重后几次经抢救又活下来的原因，也许就是在等候消息。否则，就很难解释她为什么知晓来人是公安局的后，马上就猜测到是叶卡捷林娜母子被害了。

如此分析下来，专案组诸君对于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就有了信心。尽管没问兵部娟子一句她就死了，可是她临终前的表现其实已经是线索了。往下，只要循着兵部娟子在抗战胜利后的活动轨迹就有希望获得破案线索了。

殷正源说：“先去关家大院把兵部娟子——顾予荇入院时登记的家庭住址找出来，然后去她的居住地调查。这应该花费不了多大工夫的。”

侦查员立刻行动，找到了顾予荇生前的居住地。到派出所一了解，得知以下情况：

抗战胜利后不久，哈尔滨开始遣返日侨。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战后的日本经济状况很糟糕，而且有的日侨原在日本的亲人都已经死于战争，相比之下，哈尔滨这边的生活状况比日本国内要好得多，所以许多日侨就不愿意回国。当然，是否愿意回国的决定权并不在日侨自己手里，而是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日侨已经跟中国公民结婚成家了的，本人愿意，配偶同意，就可以留在中国，其国籍是否改变由日侨本人自己决定。这样，一些日侨为了留在中国，就临时决定跟中国居民结婚，这部分日侨中以女性居多。

兵部娟子的情况跟其他日侨有所不同，因为她的家族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在日本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名望，而且经济状况也很好。其时兵部娟子的父母已经原谅了这个性格倔犟得有些怪僻的女儿，战争结束前双方就已经恢复了联系。当时，父母托人来哈尔滨看望兵部娟子时，捎过话来说你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过日子挺不容易的，还是回国来吧。但兵部娟子拒绝了，说她在中国还有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说。

兵部娟子要办的事情显然就是要找到苏联特工别尔夫什卡的遗属替丈夫清源平复仇。日本投降后，兵部娟子的父母再次派人前来让女儿带着孩子回国。这当儿，正是中国遣返日侨的时候，兵部娟子必须作出是否回国的抉择了。这个女人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作出的决定是：把两个孩子托人带回日本交给她的父母抚养，她自己留在哈尔滨。这样，兵部娟子就嫁给了一个中国小学老师顾某。兵部娟子在登记结婚前，把自己的姓名改为“顾予荇”。结婚后，又作出了另一个决定：改变自己的国籍，以顾予荇之名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时的结婚手续、户籍登记都很草率，所以，如果不是顾予荇患肺结核入住关家大院，专案组要想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中找到她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

顾予荇的肺结核是从她的中国丈夫顾某那里传染上的。小学老师顾某从20岁开始染上肺结核，一病就是十一年，毛病固然治不好，倒也没有恶化。当然，患了这种毛病的人要想娶老婆是蛮犯难的，除非你有万贯家产。本来，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顾老师也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中国人民打赢了对日反侵略战争，顾老师虽然没有上阵杀敌，却也得到了战利品，一个如花似玉的东洋女子主动送上门来。顾予荇嫁给顾老师后，后者的健康状况没有变化，但她却给传染上了肺结核，最后死在关家大院。

侦查员分别走访了顾某、邻居、居委会，还问了派出所户籍警，了解顾予荇嫁给顾某后的情况，主要是想调查跟什么人交往——她如果要雇杀手去干掉叶卡捷林娜母子，那肯定要跟别人有交往的。

派出所、居委会未能提供什么情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名叫顾予荇的女子是日本人，但是人家毕竟不是“皇军”，而是日侨，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前科，所以也算是良民，上级机关也没有发话让对此女重点监视什么的，而她本人确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邻居对于顾予荇也没有什么非议，倒是颇有人说了她许多好话，待人接物讲究礼仪啊，日常交往出手大方啊，谁家有困难乐于助人啊。反正像是如果她不死而还继续住下去的话，其行为渐渐就向后来的雷锋同志看齐了。

对顾某的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他说了很多跟顾予荇一起生活时的情况，但侦查员需要的内容却是一字全无。第二次再谈，在侦查员的耐心启发下，他终于回忆起了一件事：婚后不久，妻子曾请一个男子来家里吃过饭；后来，那人给顾予荇来过信，顾予荇去邮局给对方寄过钱。

这个回忆使侦查员精神大振，于是就追问：那人姓甚叫甚？住在哪里？多大年龄？长得怎生模样？说话什么口音？

顾某对于年龄、长相、口音倒都说得上来，关键的姓名、住址却不知道。侦查员向专案组长汇报后，殷正源说不要紧，她不是给那个男子寄过钱吗？那就上邮局去调查，那里应该留有底单的。

那时邮局还没有什么电子汇款，收兑款项全凭手写，因此翻找这种资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差使，但再怎么着也得去做，而且得迅速、认真、负责地进行。专案组全体出动，一番查找，终于把顾予荇当初汇款时的那张底单找了出来。

底单上写着，收款人姓名：白润根，地址：阿城县舍利街油坊胡同。

专案组于是就立马去查，阿城县就在哈尔滨市东南不到30公里的阿什河畔，当时属于松江省，如今已成为哈尔滨市的一个区。侦查员黄涛、小张到了阿城，先向当地公安局了解白润根的情况。据公安局介绍，白润根，35岁，家庭出身小贩，本人小学毕业后曾在当地打工，后来去了哈尔滨打工，并在哈市娶妻生子，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到家乡，用打工积蓄开了一家小面馆，没有雇工，夫妻两个自己经营。警方没有听说过此人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

黄、张两人于是就去小面馆找白润根当面调查。一问，白润根对于自己的经历说法跟警方所说的一致。问他是否认识顾予荇，摇头。那么，兵部娟子呢？哦！她是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东家呀！于是，就说到了兵部娟子给他汇款的事。白润根回到家乡后，一番考虑后决定开小面馆谋生，但算下来资金尚短缺，就决定去哈尔滨向朋友商借。他找到了当初一起在兵部娟子日本料理店打工的伙计王某，王某拿不出他所需要的数额，就建议他去向老东家开口。王某是知道兵部娟子再婚后的住址的，一说就找上门去了。兵部娟子请他吃了一顿饭，答应给他凑上短缺的那笔钱，但说她得过几天才有，让他先回去。几天后，白润根果然收到了兵部娟子寄去的那笔款子。

侦查员又问白润根4月22日的活动情况，后者答称没有离开过阿城。有谁作证？4月22日是星期五！那证人多了去呢，别的不说，面馆对面的小学校里的老师是吃我面馆的包饭的，每天都是我送去的，你们去问一下就行了。

侦查员去小学了解下来，那几位一天三顿都在学校里吃的住校老师证实了白润根的说法。返回哈尔滨后，又按照白润根提供的地址去找了那个王某，也证实了白关于去哈尔滨借钱的说法。当然，侦查员也没忘了应该顺便问一问王某4月22日晚上的活动情况，经核查也没有作案时间。

对于兵部娟子这条线索的调查，就此终止了。这个终止，似乎有些牵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灭门血案确实跟兵部娟子没有关系。

钢琴教师有问题吗专案组长殷正源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在他的身上具有明显的“静如处子，动若脱兔”的特点。该案的侦查进行了多日，此刻没有任何收获又回到了原地开始踏步，殷正源的部下一个个都很着急，有的眼睛血红，有的满嘴燎泡，他却没事一般还是那么从容。那天，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黄华清来电询问侦查进展情况，殷正源汇报时神色镇定，语调如常。黄局长问是否需要增派人手，并说苏联方面也通过侨民协会向我方提出要不要从他们国内请两位刑侦专家来当顾问。殷正源说什么都不要，我们能侦破这个案子，请领导等着听好消息吧。

殷正源跟黄华清局长通过电话后，把全组成员召到客厅里，传达了跟局长的通话内容。大家都以为接着又要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议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殷正源却说大家这一阵忙碌得辛苦了，专案组放假一天，但不能离开，原地休息，好好睡一天补足觉再说吧。

众侦查员给弄了个目瞪口呆，他们都是办过大案的人，参加过多个专案组，还没见到有这样的组长，一个个还坐在那里回味领会领导说这话的意图时，殷正源自己已经上楼躺下睡觉了。于是，众人也就休息吧。

专案组这伙人中，41岁的乔晓光年岁最长，他参加革命已经十几年了，原是抗联部队的侦查员，后来奉派潜入哈尔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中间因为交通站出了问题跟组织上中断过一段时间的联系。1946年中共执掌哈尔滨政权成立了民主政府后，乔晓光找到了一位当年的老上级，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但根据规定，之前的革命历史、党龄什么的就不作数了。老乔的思想觉悟不是很高，每每对此想不通时就失眠，时间一长终于想通了，但失眠症却落下了。

前面说过，专案组是进驻被害人一家生前居住的那幢洋房里的，这套房子比较大，每个侦查员住一间还有多余的房间。乔晓光睡了一会儿就醒了，听听其他房间里都是鼾声如雷，也就不想下楼，就在屋里待着吧。乔晓光住的屋子是叶卡捷林娜生前的书房，书籍等物都已经翻检过后封存起来了，书桌上放着女主人叶卡捷林娜遇害前阅读的一本小说《七剑十三侠》，他闲着也是闲着，就拿起来随意翻阅。看了一会儿，乔晓光觉得无聊，想起再过些日子好像是妻子的四十岁生日了，就抓过台历查是哪天，寻思不知届时是否已经破了案子，会不会误了老婆的寿宴。翻查过后，又顺手翻看前面已经过的日子，这一翻，似乎有了发现。

叶卡捷林娜可能长期在丈夫经营的卤味店铺当账房而形成的习惯，对于每天的经济开支会有一个记录，却又没备专门的账本，于是就记录在苏联侨民协会每年赠送的台历本上。这个记录下1949年已经过去的百十天经济开支的台历本，之前当然早已被侦查员翻阅过，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但是，乔晓光此刻翻阅之下，对于一个现象却产生了兴趣。

这个现象是：从3月5日开始到4月16日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每个星期六叶卡捷林娜都在台历上记下一项开支：钢琴教学费。楼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案发伊始乔晓光参加勘查现场时看到过钢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放着钢琴练习曲的乐谱，而从琴凳的高度来判断，那是儿童坐的。这说明学钢琴的是叶卡捷林娜的儿子，那位钢琴老师是每个周六前来叶卡捷林娜的宅第授教的。

乔晓光不愧为老侦查员，他马上想到了另一个似乎应该与之相关的问题：叶卡捷林娜一家被害那天（4月22日）是星期五，按理说次日周六钢琴老师应该上门来的，那么，23日那天这位老师来了没有呢？根据苏联侨民协会的要求，这起灭门血案没被公开，所有接受调查的邻居都接到了刑警的严厉告诫：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引发的后果将由泄密者承担！那位老师应当是不知道叶卡捷林娜这边发生了血案的，所以次日按理说是会来的。如果没来，那就似乎值得关注一下了。

乔晓光于是决定查看一下情况记录本。前面说过，专案组的正式成员是七名从市局、南岗分局抽调的精干刑警，此外，还从南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调了六名警员作为编外成员。这六名编外成员的工作之一是驻守专案组的临时驻地，有调查任务时随时出动。鉴于苏联侨民协会向哈尔滨市政府提出要求对这起灭门血案对外保密，市政府同意这一要求。

专案组就在向邻居进行调查时向每一户告诫：严守机密，如有泄密，后果自负，包括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被害的消息就被牢牢地封锁起来了。组长殷正源估计到可能会有叶卡捷林娜生前的朋友、熟人因为不知这边已经发生巨大变故而会前来拜访，特地吩咐值守专案组驻地的专案组编外成员妥善接待每一个来访者，必须把对方的姓名、性别、国籍、民族、年龄、特征、职业、住址以及跟叶卡捷林娜的关系都一一了解后予以记录，并让对方签名确认。这个措施给现在乔晓光查看情况提供了方便。

乔晓光查看下来，发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六（4月23日和30日）里，那位钢琴老师并没有来过。这就似乎奇怪了，对方为什么不登门了呢？是已经完成了教程？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从3月5日到4月16日这段时间里，一共只有六个星期六，而从叶卡捷林娜记录在台历上的账目金额判断，那只是按市场价的两个课时在教授，总共十六个课时的教程是不能完成对学生的钢琴教学的。但这位老师却不再登门了，这只能理解此人是知晓叶卡捷林娜已经被害了。而这个消息应该是被严格保密的，这位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根本没有人告诉过他，还是此人在血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得知将会发生血案了——此人是跟案子有关的？

乔晓光等殷正源一觉醒来后，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殷正源大为赞同，于是就决定调查。

先要了解这位钢琴老师是谁。侦查员根据专案组刚开始投入侦查工作时去邮电局抄录下来的电话通话名录，找到了一位跟叶卡捷林娜来往较密的苏联女士娜佳，试着探问，就轻而易举地得知这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国女子，名叫沙莉雯，娜佳前些日子正好周末下午去拜访叶卡捷林娜时跟她不期而遇，聊过几句，记得听她说是住在南岗区齐齐哈尔街一带的。

知道了姓名、居住区域范围，那就好办了。专案组很快就通过南岗分局查到了沙莉雯的情况：这是一个出生于富家的独身女人，曾去英国留学并嫁给一位医生，在英国待了十多年，后来丈夫病故，她就回国了。她的娘家家境富裕，而她本人又继承了亡夫的一笔不菲的遗产，因此回国后也就不必工作。沙莉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常常去教堂参加活动，因为钢琴弹得好，还是教堂唱诗班的琴师。

侦查员乔晓光、劳启明、黄涛奉命拜访了沙莉雯，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钢琴家教不久前发现自己患了肝炎，遵照医生的意见，为防止传染给别人，就不再外出，连教堂也没去。叶卡捷林娜那里，她曾在4月20日中午打过电话去通知了此事。至于她跟叶卡捷林娜的相识，是由一位与叶卡捷林娜熟识的教友介绍的。沙莉雯所说的情况，当天就由侦查员通过调查得到了证实。

乔晓光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侦查员，他从沙莉雯那里询问获得了上述情况后，寻思反正来了，何不顺便问问另外可能相关的情况，于是就开口了：“沙女士，你去叶卡捷林娜女士那里教钢琴的时候，是否看见过或者听说过她跟什么人有过交往？”

沙莉雯直到这时还不知道叶卡捷林娜一家已经被人杀害了，但她是一个出过远门见过大世面的角色，所以不但没有询问叶卡捷林娜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连神情上也没有任何表露，从容地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我从3月5日到4月16日，一共去过叶卡捷林娜女士那里八次，因为跟她除了钢琴教学方面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的来往，甚至也说不上是朋友，因此她不可能跟我聊什么话题的。至于她跟别人交往，我只见到过一次，那天，好像是我第三次上她家去教琴吧，让我想想，对的，是3月19日下午。我去后不久，有一个男子来找她了……”

根据沙莉雯的叙述，3月19日在叶卡捷林娜家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幕：那天，在沙莉雯到达后大约半个小时，门铃忽然响了，叶卡捷林娜的大儿子叶夫根尼不等妈妈吩咐就冲向外面的大门，等到叶卡捷林娜站在台阶上张望时，叶夫根尼已经把一个身材高大、面相凶狠的男子放了进来。沙莉雯这时正让那个学琴的小儿子自己弹刚教的练习曲，正好有空闲，就对那个不速之客留意了几眼。那是一个中国人，穿着一身苏军坦克手的军便服，看上去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手里提着一个柳条箱，对女主人说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带些鲜鱼和蘑菇，都是我亲手弄的，给孩子们炖汤喝吧。叶卡捷林娜对来人很客气，看样子两人是熟人，叶卡捷林娜管对方叫“老丰”，问老丰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干什么营生。老丰说，我早就回巴彦老家了，也没干什么好活儿，捕鱼、打猎，贩贩山货，日子大体上过得去就行了呗。

因为客厅里在教琴，叶卡捷林娜就在厨房里接待老丰。这时孩子已经弹完了练习曲，沙莉雯接着教授，就没留意叶卡捷林娜跟老丰进行了什么内容的谈话。大约过了十分钟，她听见厨房里老丰的声音大起来了，似乎很愤怒似的，到最后干脆就像嚷嚷似的，其中说到了“钱”，还说“当初说好了的”。叶卡捷林娜的声音也响了，说：“这事早已过去了，再说，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话说过之后，厨房门就打开了，老丰气咻咻地走了出来，一声不吭，谁也不看，大步往外走。叶卡捷林娜跟在后面，叫着“老丰”，手里拿着一大块用干树叶包着的咸肉，想是准备还老丰礼的，但老丰没应声，三步两步就走出客厅，跃下台阶，顺着甬道穿过花园出门而去。

这是一条线索！专案组随即开会研究，决定立刻追查那个被叶卡捷林娜称为“老丰”的男子。

根据沙莉雯所提供的情况，那个老丰来自巴彦，那就到巴彦去找。巴彦，原称“巴彦苏苏”，这是满族语言，意思就是“富贵的故乡”。巴彦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少数民族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19世纪中叶，随着黑龙江土地的大量开发，清咸丰九年（1859年）始招民兴垦，设治城为中兴镇（即现今的巴彦镇——巴彦县城）。本案侦查阶段时的巴彦县，归东北行政委员会松江省管辖。如今的巴彦已经属于哈尔滨市，以现在的交通条件，从哈尔滨市区到巴彦县城，驱车两小时就可抵达。但在1949年，那还是需要多花费些时间的。专案组派乔晓光、劳启明、小张、黄涛四名侦查员前往巴彦执行查访老丰的任务。

四人到达巴彦后，先去县公安局，一说情况，巴彦同行自是热情配合，县局随即跟巴彦镇派出所联系，派出所说这事由我们协助办理就是，请哈尔滨同行到派出所来吧。

那时的巴彦县城，全部居民也不过两三万人，又没有什么外来流动人口，查起来比较容易。派出所长把户籍警召来，说把全镇姓丰的人都先列出来。但是，户籍警们说他们的管段里都没有姓丰的居民。这下，乔晓光四人傻眼了。稍停，乔晓光说没有姓丰的，那就找姓封的吧。他说话时显得从容镇定，心里却是颇为忐忑，如果连姓封的也没有，这事只怕就大为犯难了。

不幸的是，这份预感还真应验了，整个县城姓封的倒是有的，不过是一个年已七旬的老太太，这不是跟没有一样吗？几个侦查员中，数乔晓光年龄最长，资格最老，当下其他三位就都盯着他了：大哥，这事咋办？

乔晓光平时看上去还是有点风度的，但到这时风度就没了，一着急便冲三位年轻同僚吼道：“你们问我，我问谁去？”

四个侦查员面面相觑，一时间哪个也不知说什么好。其实，问谁去这个问题还是有答案的，那就是问专案组长殷正源去。只要往哈尔滨打一个长途电话过去就可以了。但乔晓光没有想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头儿倒是有法子解决的，所以，迟迟没有打这个电话，而是去了旅社，准备住下后再作计议。

旅社就在县公安局对面，乔晓光四人刚刚安顿下来，公安局派人请乔晓光去接听电话。那时候，从哈尔滨拨打电话到巴彦县属于长途电话，得费一些时间才能接通。乔晓光连忙赶去接听时，电话却已经断了，就只好等候。等了十几分钟，电话重新打过来了，是专案组长殷正源打来的，询问乔晓光一干人在巴彦调查的收获。乔晓光如实一汇报，殷正源几乎是不假思索便说，既然姓丰、姓封的都查不实，那你们就去查名字中有“丰”、“封”的人，不管是排在姓名的第二位还是第三位，只要有这样一个读音的，先列出来再说，然后再最后进行甄别。

乔晓光四人照着殷正源的吩咐做了，不禁由衷地感叹一番：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殷正源这个主意使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巴彦县城里果然住着跟沙莉雯所说的外形相符的老丰，当然不姓丰，而是姓柳，叫“柳盼丰”。柳家在当地小有名气，那是因为柳盼丰的祖父当年是清政府的一员下级武官，跟着上峰驻守东北，咸丰爷降旨设立巴彦城时，柳老爷子是一名参与这一工程的成员。后来，柳家就定居在巴彦了。柳家世代习武，传到柳盼丰这一代，有三个男丁，柳盼丰是老三，是三个弟兄中武艺练得最好的一个。他的名气不单在巴彦当地，在黑龙江乃至周边地区也有流传，江湖上人都唤他“老丰”。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去柳家跟老丰当面接触，乔晓光对小张三人说，这家是练武的，咱们得小心点，没准儿人家要跟咱抄家伙也难说，大伙儿把枪都准备好了，进门后站立的位置也必须注意。

到了柳家，那是一个正房前有着一个大院子的宅第。院子里有练武用的沙坑、木架子、梅花桩、箭靶，两侧的兵器架上插着多种多样的兵器，一看就是沉甸甸的真家伙。柳家老大接待了侦查员，很是客气地把乔晓光一行让到屋里，老二出来寒暄后，奉烟沏茶。

乔晓光经验丰富，生怕着了道道，烟不敢抽，茶不敢喝，把自己的香烟拿出来请对方抽，然后发问：“二位先生怎么称呼？”

对方从容回答，老大叫柳盼安，老二叫柳盼富。

贵府还有一位叫柳盼丰的吧？

哦，是有的，那是咱家老三。

我们想见见他。

哎呀！不巧得很，老三不在家。

不在家？他去哪里了？

这可不知道了。咱弟兄三个中，就老三这么个年岁了还没成家，没有家小拖累，就活得自由滋润，想走就走，好比天上的鸟，水里的鱼。

侦查员当时信以为真，但出门后去附近一家烟杂铺子买烟时，乔晓光跟掌柜的顺口聊几句说到了柳老三时，却听对方说老丰就是他们进门后从后门溜走的。

劳启明等三人顿时气咻咻地要返回去找柳老大兄弟算账，被乔晓光若无其事地阻止了。乔晓光抗联侦查员出身，以前此类情况碰到得多了，对付这种事情很有经验。他说柳老三听说我们上门了拔腿开溜，那是好事，这说明他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这家伙多半跟本案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应当怎么办呢？很简单，一个字：走！

走？

对！走。离开巴彦，让人家知道我们几个从哈尔滨过来找柳家老三没有找到，现在回去了。

干侦查工作的都是聪明人，当下一听就都明白了，于是就去旅社退掉了登记的房间，又去县公安局辞行，然后离开了县城。

其实，乔晓光一行并没有离开巴彦，他们出了城后就另外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那么还找不找老丰柳老三呢？当然还得找，不过已经委托巴彦县公安局的同行去办理此事了。

县局派了几名便衣去柳家周围蹲守，老丰的举动果然不出乔晓光的意料，当晚，他从外面躲了一阵回家时，在门口被逮个正着。同时被拘捕的，还有老丰的两个哥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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