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教学，一个也不能少

作者来平利 静宁县城川公社知青

我是兰州八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学校分配到庆阳地区华池县山庄公社，刘坪大队河畔小队插队，后因家庭发生变故回到兰州，母亲突亡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我一块下乡的同学随他们家落户到静宁县城川公社小山大队第三小队。

在那里我们一直待到一九八六年落实我妈妈的政策才返回兰州。在下乡的十几年里，我经受了艰苦的磨练，使我受益终身，记得刚到静宁时，人生地不熟，感到很茫然。幸好生产队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还指派老农教我们干农活，第二年开春，生产队给我们划了宅基地，帮我们盖房子，盖房子上梁要贴对子，我就自己动手写了一副毛主席的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社员们都夸我字写的好，大队支书说：“这个兰州娃的字还写的好，正好咱们村校缺一个老师，就让这个娃娃去吧！”就这样，我在劳动了不到半年时间后，一九七零年八月进八里小学，当了一名记工分的民办教师。

我的妈妈原是兰州市城关区柏道路小学校长，从小我就生活在学校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了老师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情景，暗暗立志长大后也要当一名老师，现在如愿以偿了，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那些老师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就学他们的样子，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很快在校内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那时的八里小学学生很少（只有三个小队的生源），教学条件也十分简陋，三个教室不到100名学生。4间教室7个班级，学生的板凳都是从自家拿的，课桌也是木板搭在土墩上的，上下课就敲一块挂在办公室屋檐下的小钢板，冬天生火的煤都是我们自己搓的小煤球。

虽然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但我们的教学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我发挥我的特长，既带两个年级的语文课（复式班，一个教室两个年级），又兼带全校的音乐课。我们还组建了一只文艺宣传队，平时排点小节目，逢星期六下午我们就下到生产队的田间地头，趁社员劳动休息时，唱歌跳舞、宣讲实施政策，还很有影响力的。

一九七二年，上级让我们提高农村的入学率，学校就分配我们来自三个小队的三位教师，各自承包动员，自己生产小队的未上学的孩子入学，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所在的小山三队，在小河畔，离学校比较远，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水沟，过这个水沟只能通过搭在沟上面的一条渡水槽。这个水槽离地面六十多米，而且只有两人行的宽度，上面没有护网，只有光秃秃的护栏。

天晴时，人走在上面都战战兢兢的，刮风下雨更是胆战心惊。所以，有些家长很不放心让孩子上学。为了完成任务，让这些孩子都有学上，我就一家一家的上门动员，并且坚持每天亲自护送孩子们过桥，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未间断过。这样也消除了很多家长的顾虑，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就这样，还有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我就反复上门苦口婆心的劝说。

记得有个小名叫黑娃的孩子，他们姊妹四个，他是最小的，其他三个都上学了，可是他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爸就不让他上。我就天天晚上吃完饭，到他家软磨硬泡，苦苦劝说，他爸说这个孩子笨，不是上学的料。可是我不甘心，我觉得只要肯学，铁杵都能磨成针，我非要说成不行。

就这样，磨了好些日子，他爸终于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答应了。孩子很高兴。直到2017年我到静宁去，他爸专门请我到他们家，还说起这件事，直夸我有韧性。可惜这个孩子最后也没能念完小学，当然现在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见到我还很不好意思呢！

这张照片是省报的记者给我们拍下的珍贵画面，照片上的两个女孩，一个叫王慧英，一个叫王芬芬，地方是我家的院子里。

因为当时要保证我们队里的适龄儿童全部要上学，一个也不能少。除了动员上学没困难而不愿意上的，更要动员家中有弟弟妹妹拖累，不能上学的。

我就和家长协商，主动承担起放学后到我家来进行家教的任务。这两个小姑娘可高兴了，每天在家带小孩，一到中午，听到小桥上，学生放学唱歌的声音，就急忙把孩子交给父母，提着小书包往我家跑。

等我到家后，他俩就迫不及待的端来小板凳，放好小桌子，等我给他们上课。她俩学的可认真了，当然我也不含糊，从最简单的拼音教起，从笔画最少又好记的文字学起。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学期，他们能认识很多字，而且简短的课文能读下来，简单的加减法也会算了。他们的父母看到了我的诚心，看到了孩子们好学的苦心，就想办法解决家庭困难。

在第二学期开学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继续学习，到现在这两个孩子还记得这段家庭课堂的经历，一直对我心存感激之情。背残疾孩子上学还有一张照片，是我背着一个残疾孩子护送学生们过引水渡槽的情景，可惜这张照片在朋友拿去投稿时丢失了。

每当看着这张照片，那一段终生难忘的知青生活就清晰的浮现在眼前。照片上的我正值20岁，背上的孩子叫王宗平，是我插队的静宁县城川公社小山大队三队（现八里乡小山三村）的一户农家的长子。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的下肢瘫痪，一直爬在地上行走。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了，当时才任村小民办教师不到两年的我，看着这个下肢瘫痪的农家孩子，都9岁了还整天在土地里爬来爬去的玩耍，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产生了想法，让他去上学！

刚刚提出这个想法时，同行的老师们首先不同意：这样的孩子到学校来怎么个教法？大部分群众也疑惑不解：手脚健全的娃娃都念不好书，他能行吗？就连他的父母也十分发愁，让孩子上学是我们做梦都想的事。可家离学校这么远，又隔着一条大沟，上面只有一个60多米高的引水渡槽，平时好人走在上面都晃晃悠悠的，我们这残疾孩子怎么能去呢？

面对这些议论，我前思后想，最后倔强执着的我产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大胆的想法：我背他去上学！决心已下，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晴天、夏天还好说，天亮的早过桥也好办，雨雪天、冬天真是不容易啊！

第一天去背他时，他妈都不相信我真的会来背他，看到我天不亮就来他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赶快给他穿衣收拾，然后把他扶到我的背上。

真沉啊！9岁的男孩，下肢虽然残疾，上身却很壮实，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一个！当我满头大汗的把他背到学校时，老师们真是惊呆了！“来老师真的把王宗平背来了！”

从此，每天天不亮，我就顶着满天星斗，深一脚浅一脚地下一个山坡，抹黑到他们家。待他母亲给他穿好衣服，我就背起他从一条狭窄的水渠边走过。来到渡槽时，已大汗淋漓，遇到刮大风真是难啊！单人走在上面都十分困难，何况我背上还有一个大孩子，但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能后退！我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扶着摇摇欲坠的栏杆，艰难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当我背着王宗平上了一个土坎，爬上座落在半山坡的学校时，早已是汗流浃背了。师生们都被我这种精神所感动，都努力为这个残疾孩子的学习出力。

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天还黑乎乎的，我就准备起床去背他，当我推开门看到银白的世界和大片飞舞的雪花时，就犹豫起来了。心想今天就算了吧，路又不好走，他们一定会理解我、原谅我的。但是我好像又看到了孩子期待的眼神，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促使我毅然冒着刺骨的寒风冲出了家门。

当我披着满身的雪花，气喘吁吁的敲开他家的门时，他的母亲惊呆了，她没想到这么大的雪天我还会来。于是颤抖着双手把早已做好上学准备的孩子扶到我的背上。

她说：“孩子坚信老师一定会来接他的！”看到这些我的眼眶湿润了，竟把劳累和寒冷忘的一干二净。我为战胜自己的懒惰、怯懦感到高兴。

背着他在渠畔行走真费劲啊！天黑、雪厚、路滑，眼前又是漫天大雪，一不留神两人一起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翻过身来，很过意不去地对我说：“来老师，你再不要背我了。让我自己爬到学校去吧，我能行。”

此时，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是为孩子的痛苦，为自己的执着......反正说不清，我只是喘口气，拍打掉我两身上的雪花，轻轻对他说：“不要紧，我能背你到学校。”

当我背着孩子，浑身是雪的来到学校门口时，学校的师生们都没想到，他们争先恐后的帮我接过孩子，拍打掉我们身上的积雪。我感到一阵的轻松，像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一样深深的呼了口气。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论晴天、阴天还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我一直坚持背他上学，从未间断过孩子的学业。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我也不放过这个让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到他家和他父母一道，拿上板凳，背他到放映场看电影。这样坚持背他到三年级。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身体也在不断的增重，凭我的身体无法再背他上学，可又不能中断他的学业，怎么办呢？于是我利用暑期回兰州探亲的机会，到处跑商城给他买了4个小车轮。回到静宁后找木匠给他做了一个简易的推拉车。这时他的弟弟也已上学了，于是我就每天和他弟弟一起推车送他上学。

到了五年级，学校的老师看到我们太费劲了，（因为从我家到他家再到学校的路都很不好走）就破例腾出一间窑洞教室上面的小房子让他住。一位年轻教师刘老师主动住校陪他，使他顺利的完成了小学学业，他的毕业成绩也很好。

这时，我也担任了学校的负责人，为了不使他就此辍学，我又千方百计的和附近八里中学联系，准备让他继续就读，中学的张金贵校长被我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十分支持我。破格接受了他。在三年的中学生活中，接送他上学的任务就落在他的弟弟身上，我也在百忙中经常关心询问他的生活情况。

在大家的支持和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下，他顺利的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习任务，能靠自己的本事创业，辅助父母养活一家人了。到现在我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可惜王宗平终因身体的原因于2019年去世，他终身未娶，这也成为他母、他弟和我们的最大遗憾......我的工作成绩，都是党和国家的培养使然，更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婆母，她虽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但她识大体、顾大局，通情达理，对我十分器重，视我如同亲身闺女，对我的生活照顾的无微不至，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为了我的工作顺利，她承担了家中的所有活计。帮我照顾两个孩子，洗衣做饭。中午吃完饭不让我洗锅涮碗，催我休息一会，以保证我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她真是我一生最大的贵人，最耀眼的福星。我尊敬她，孝顺她，我们婆媳关系如同母女，以至于2003年我婆母去世，我们学校的老师来家中吊唁，惊叹而又感慨的说：“我们以为这是老来的亲妈，原来是她的婆婆呀！”

参加甘肃省知青代表大会由于能吃苦，工作勤奋，社员家长们对我很看重，尤其是王宗平的母亲，更是遇人便说、逢人就讲，这样我的情况便一传十十传百。因而也引起了上级组织和新闻媒体的重视。一时间，省报记者上门采访，县上电台连续播放忙得不亦乐乎。这儿请我宣讲，那儿邀我开会，这不但没给我增加强烈的荣誉感，反而使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想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这样大张旗鼓吗。

有一段时间，还为此患上了抑郁症，影响了工作、学习生活。大队支书、县知青办主任等都给我做思想工作，一些好心的社员也来看我，好心劝导我，使我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飞跃，把一切看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也使我迅速的成长起来。

一九七五年六月，我还代表平凉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受到大会的表彰奖励。会议期间，还与邀请参加大会的知青模范侯隽大姐进行了座谈，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张照片，就是座谈结束后 ，侯隽大姐为我们签名时的珍贵留影。

一九七七年，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平凉知青办敦促静宁县知青办和教育局解决我的民转公问题。通过考试，我被正式录用为国家正式教师，我还是离不开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八里小学，公社县上很支持我的工作，特意在山下的平川划拨了八亩地，给我们盖起了新的校舍，配置了新的课桌椅和教学用具，这时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扩大到了附近的好几个村子，学生增加至500多了，学校教师也多了，学校也成了中心小学。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我才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兰州。

作者简介：来平利，女，1951年9月16日出生，1969年从兰州来静宁县城川公社小山三队插队锻炼，从事农村小学教学十六年，1986年返回兰州。居住地：兰州。

王福安感言：阅读了作者文章，非常感人。应该说，1975年7月在兰州参加甘肃省首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与她相处许多天，其相貌个人特点还是印象很深。开会期间，在1975年7月4日上午，大会安排各地区代表团发言交流，来平利（静宁县城川公社小山大队）发言题目为：《为革命教育好下一代》，记忆尤新，一开场发言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就说：“来到了静宁农村，贫下中农带领我们知青挨家挨户认人、认门。贫下中农教我们干农活，还教我们做饭……”。以至于时隔40多年，我仍然能够回忆起这一段难忘的相识过程。来平利回忆录中撰写的故事，一个普通知青插队后当老师，应该是比劳动要轻松的工作，但是她没有享受安逸，而是自我加压。看到上世纪60年代末农村孩子生活困难，上不起学，小小年龄的孩子，都是安排参加农活劳动，放羊放牛。从而没有办法学文化。来平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特别困难的静宁农村，毅然决然树立了“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决心，在交通不便，本人居住困难，学校窑洞也有限的环境下，以一个娇弱女生的身躯，连续3年背着一个双腿残疾的儿童天天上学，风霜雨雪毫不畏惧。为困难时期的农村小学教育做出了贡献。这样的事迹，即便是现代人，也难以做到。敬佩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静宁农村教育的天使。你用赤诚的爱，唤醒了无知孩子的迷茫，哺育了多少自信，点燃了农村孩子的青春，催发了他们的征帆，时至今日，静宁县在全省高考“状元大户”的荣誉也有你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