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文史 | 抗战时期的严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军发动大规模的轰炸，严中（时称省立严州初级中学）受到了严重影响，曾被迫搬迁数次，全体师生承受着巨大的困苦，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和学习。这所在战火中颠沛辗转的学校，却在抗战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从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上看，从1933年综合中学（原九中）废止而单设初级中学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共十届初中学生，平均每届是40多人。而从1938年到1945年的十六届初中学生，平均每届竟多达80多人。1940年严州初级中学又添设高中，到1945年，全校总人数已从战前的200来人增至600多人。因为学生人数激增，教室不敷使用，还在二部大操场北面兴建了西式楼房八间，内辟18间教室2间办公室，又开辟第二运动场，翻造第二膳厅。在全面抗战八年间，严中不光学生数暴增，校园设施改善，教学质量更是突飞猛进。那时实行会考制，该校会考成绩均名列全省前列，还一度跃居全省第一名，于是校誉蒸蒸日上，成为远近闻名的浙西名校。原先严中招生必须在金华中学发榜时，到他们的榜尾去贴招生广告，而到了抗战时期，一千里外的学生，在寒假下大雪时都还会来投考严中，能上榜的人，没有一个肯放弃。

严中教育史上的这一奇迹，是我们浙江教育的一笔宝贵财富。让我我回望这段历史，深入挖掘内核，以期获得启迪。

全面发展育新人

1936年10月1日的《严中校刊》发表了严济宽校长的《告全体同学书》，明确提出“德体群智”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且将“德”“体”“群”置于“智”之上。关于“德”，他说，“身为学生的青年，负有将来国家兴亡的责任，如果品行不端，怎么可以负得起复兴国家民族的伟大使命”?

关于“体”，他提出“伟大的事业，基于康健的体格”这一观点，他说，如果学生只有知识的增长，没有体格的增强，就谈不上教育，而是“教而不育”。提到“群”，他说学生青年，只有组织起来，精诚团结，才可以洗去耻辱。除了认识到位，更有制度保障。根据《严州中学操行成绩考查规则》规定，操行成绩不合格者，令其退学。《严州中学学业成绩考查规则》则规定，体育课成绩不合格者留级，而文化课成绩要三科不合格者才予以留级。

举措方面，最有特色的是“群”，就是校园团体活动百花齐放。学生中有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每周都有球赛。周末的晚上还常有师生共同参与的音乐会、话剧演出。每周末各班童子军轮流外出行军露营，期间还进行包括射击、消防、警备、防毒、救护、通讯、交通等项目的演习。周一至周五下午四时至五时，全校学生必须集中到操场进行集体课外运动。每周还要在中山厅集会举行纪念周活动，每周还要到农场参加不少于两小时的体力劳动，每月还有全校师生集体大扫除活动以及上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就连每日的早中晚三餐也设计成团体活动，餐前须到操场集中，按班级排队进入食堂，坐到指定餐桌旁，待学生自治会的值日中队长发出“开动”口令，方可动筷子就食，膳毕，值日中队长发“立正”口令，然后按顺序排队至操场解散。校园团体活动如此丰富，时间从哪里来？秘诀在于严格控制学时。学校规定学生除每天六节课和两节晚自修，其余时间不得在教室逗留。

是那个时代学习成绩不重要吗？非也。那时候我国文盲率高，一个高小毕业生就可以在社会上谋到比较体面的职业，能够进入中学的学生，已是大有前途的知识青年，进可考入大学深造，退可考入政府部门工作。加上我国“读书做官”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那时的文化知识绝对比现在值钱。严中之所以会在成绩好就意味着前途好的时代实施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把教育是跟救国连在一起，不掺杂半点私心杂念。

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憋着一股子劲，希望通过学校的全面教育，让青年学生早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显然承担不起复兴民族的重任。当然，顺应时代需求，尊重教育科学，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1912年公布的《中学校令》就确定了普通中学“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这一宗旨，学校不再培养为君主服务的知识分子，而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新人。尽管如此，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还是很大。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范围曾掀起大规模学潮，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为了尽快平息学潮，将学生拉回课堂，就延长了中学的学时，以繁重的课程、沉重的会考来压制中学生。当时有个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中国实施了教育考察。考察团针对当时中国的中学教育就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看法。如“智育上过于热烈之环境不利于清晰之头脑”“中国许多中学学生，精神及神经过于紧张，娱乐及户外活动太少，团体生活太少”“不要忘记儿童第一为儿童，第二方为学生，使学校生活不仅能满足其思想上之需求，并足以满足其天性上之各方面之需求”等等。因此，学习和娱乐相得益彰、室内学习与户外活动同等重要、素质养成高于知识传授、过度学习等于扼杀智力等教育观念在当时就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加上时任严州中学校长的严济宽，从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还兼有教育学士学位，对教育不仅热爱且颇有研究，就任严中校长后，一心就想把严中办好，为国家民族培养优秀人材，自然尊重教育规律，将严中往全面发展的正途上引领。

训教合一增实效

自清末兴学以来，学校通常将对学生的工作分为教学和训育两大块，而在实践中两者往往又不能有机结合。因为训教分家，训育主任与训育员不负责教学，教员则不管训育，学校常常出现教员对学生课外行为毫不过问，而训育主任和训育员则成为学生之怨府的情形。

为贯彻“训教合一”的原则，上世纪30年代，推出了训育主任与级任结合的模式，级任教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规定为担任所在班级主要学科的教师，与学生有较多接触机会，对学生个性合各方面情况的了解也较为深刻。但其不足也很明显，级任教师除担任主科教学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训导工作，对其责任心和工作能力都是考验。另外，因班级训育工作有级任教师负责，其他任课教师往往不再过问，大大削弱了管理力度。为克服级任制的缺陷，抗战期间还推出了导师制，规定将每级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人数约为5至10人，每组设导师一人，全体任课教师皆充当导师，其目的是引导教师全员参与训育工作。但导师制在实践中还是有诸多问题，首先是教师不敷分配，其次，教师责任心和管理能力良莠不齐，导致效果依旧不理想。因此，“训教合一”虽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却一直是难以落实的教育理想。

抗战期间，在中学大兴导师制的背景下，严州中学没有跟风，仍旧实施训育主任与级任结合的管理模式，却真正将“训教合一”落到实处，其方法如下：

其一是制度科学。且看《严州中学操行成绩考查规则》第二条之规定：“全体教职员，均负考查学生操行之责，其计算方法，各科教员占百分之廿，学级主任占百分之四十，训育处占百分之四十。”有了“各科教员占百分之廿”这一条，让教员担起考查学生操行的责任，弥补了级任制下非级任教师对学生训育工作不闻不问之弊端，无推行导师制之劳形，却深得“教师全员参与训育”之精髓。

其二是德目训练。为了不让训育内容流于空泛，严州中学每两周确立一个训育德目，这两周的训育工作就围绕这一德目展开。如1936年度第一学期就有9个训练德目，分别是仁爱、纪律、礼貌、整洁、服从、劳动、节俭、谦让、缜密。譬如第15周至第17周的训育德目是“节俭”，这一德目下就有五点具体要求，一是服装要求朴素，二是用物要求经济，三是用钱要有预算，四是储蓄要成习惯，五是馈赠要戒奢侈。每项要求都有具体的训练措施，如为落实“储蓄要成习惯”这一要求，学校成立了消费合作社，向在校学生发行股票，每股两角，用以采办食品文具等学生消费品，学期结束向持有股票的学生分红，让学生尝到储蓄的甜头，以养成学生储蓄习惯。

其三是以身作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青少年模仿性强，这就要求教师要注意正身。一旦学生发现教师说一套做一套，训育工作必将一败涂地。时任严中校长的严济宽就是以身作则的榜样，他要求教师和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他要求训育处人员和各级任教师从早到晚都要跟着学生，他也同这些教师一起陪学生晨跑出操和参加课外运动，跟学生一起用膳。晚上熄灯就寝后，他必到学生宿舍检查一遍以后再睡。严先生还要求任课教师不吃烟酒，不打牌，多读书，他自己就在每天早晚查寝室和教室后回办公室认真读书学习。在严校长的影响下，许多严中教师也都能以身作则。1946届校友项在中这样回忆严中老师：“那时，老师一般都住校，师生之间朝夕相处。除上课外，老师还与我们一同做早操，上夜自修时也常来教室看望我们，有问题随时可问，正是尊师重道，十分亲切。”

辗转办学续弦歌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由于省会杭城沦陷，建德梅城就常遭敌机轰炸，为确保师生安全，严中曾多次搬迁，可谓艰辛备尝。

首迁洋尾。1938年，已于1937年11月底停学的严中响应省教育厅迁乡办学号召，于3月15日组织全体师生迁往洋尾乡继续开学。教室和办公室设在洋尾埠的石公庙内，庙旁的关帝殿作为膳厅，并兼作大礼堂。庙前空地经过平整，辟为日常早操集会排队处，兼作排球场。村庄南面有一个天然大草坪，辟为足球场和篮球场，旁边溪滩常年流水，则成为严中学生天然浴场。一个学期之后，因学生人数暴增，敌机轰炸日稀，仍旧迁回梅城。白天到城北乌龙庙上课，傍晚回校。

次迁程村。1941年春，日寇流窜浙东，梅城时遭轰炸，便于四月匆匆迁往淳安港口程村。程村的百姓对声名远播的严州中学很是关照。他们把吴氏祠堂作为高中部上课的地方。吴氏一家曾出过七名举人，祠堂很大，可容纳千名学生。将师范部和初中部安排在石嶺巷的祠堂、庙宇上课，也都够用。附小则被安排在程村一处全部住了邵姓人家的地方。附小没有操场，他们每家每户立刻摊丁做了一处操场。搬运严中的图书和仪器缺少人手，程村立刻组织了50名挑夫帮助搬运。学校没有地方升旗，程村的老老少少一起出力，几天功夫就把村前的池塘填起来了。这一年暑假，日机退出梅城，学校仍迁回。

再迁程村。1942年5月，因为日机轰炸频繁，桐庐沦陷，建德时局再次紧张，省立严州中学再次搬迁至淳安港口程村。在校长严济宽的主持下，所有师生都安全撤离，大部分图书仪器粮食也抢运至后方，为此受到表彰。1942年11月28日的《民族日报》报道：“严中自迁港口程村复课后，到教职员30人，学生431人，程村各处，人满为患，抚慰四团对严中能迁出大部分图书仪器，迅速复课，备至赞许。”据《校长严济宽笔述应变经过》记载，当时学校窘迫可见一斑：“学校经费，自六月份起，即无法汇来，致电教厅，未得一复，另外求援，似有不便。金将尽而粮将绝，无以为生，遑遑开学，乃于万分困难中，酌收学费，藉以维持，省款到后，即行发还。”这次迁校历时两年多，一直到1944年8月才迁回梅城。

无论怎么辗转搬迁，严中教育始终秉持“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教学秩序依旧井然有序，且师生精神振作，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

教师方面，均能坚守岗位，随校奔波，励志奋勉。学校首迁洋尾埠时，因为还有一些教师因交通阻隔，未能及时到校，其课务就由已到校各教师义务代授。为补授学生缺课，每课每周增加课时，且节假日一律不放假，日日照常加班加点而无任何报酬，任劳任怨到如此地步。迁往淳安港口后，教师薪水锐减，工资表上虽有200多元，实际领到的只有区区50元生活费，另外发两百斤谷子。为国分忧，大家毫无怨言，且干劲十足。在临时教室上课，隔音很差，教师讲课声音要低一些，否则就会互相干扰，加上教室光线暗，就常常有教师带学生到野外上课，找来一个小黑板挂在树上，让学生席地而坐，颇有沂水遗风。课余时间也不闲着，经常组织学生开音乐会，教唱爱国歌曲，如《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音乐老师还组织学生排演爱国话剧，如《雷雨》《野玫瑰》《长江一号》等等，极大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据1939年进严中的邵梦阑先生回忆，她当年在严中任教两个班级的语文，还是一个班级的级任老师，又担任全校女生指导。当年规定学生每天要写日记，她除了要看班上同学的日记外，还要看全校女生的日记。白天又要教课又要管教学生很忙，她就把批改日记的时间定在晚上，加上有时要改作文，每晚非到两点钟才能就寝，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起身了。他说：“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我就学爱迪生，每晚只睡四小时。”

陈克承先生（时任严中教务主任）的小女儿陈叶则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父亲服务的严中离家很近，我们小时候却很少见到他，周一至周五都住校，难得周末回来一趟，走的时候总要从家里带走一大堆吃食，说是分给学生吃。”

赵独步先生是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长朱镜我的夫人，“皖南事变”后带着三个孩子踏上寻夫路，因滞留建德而受聘于严中，在严中任教期间，认真教学，一丝不苟。因担任女生指导，她每晚熄灯后必到女生宿舍巡视一周，仔细查看门户，看看学生们被子是否盖好，最后才回寝室休息。抗战胜利后，本想去南京找周恩来同志，从而找到新四军，找到丈夫，不想竟一病不起，病逝于教学岗位。是复兴民族的忧患、思念亲人的焦虑、教书育人的辛苦、生活负担的沉重压垮了她，而她严谨的教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师生们的普遍尊敬，全校师生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严中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参加悼念者无不为之唏嘘动容。

学生方面，尽管环境恶劣，条件很差，但严中学子都积极乐观，没有丝毫的畏难和怯懦。1941年《新青年》第七期就发表过一篇《漫谈严州中学》的文章，作者是严中学生严春娜。文章生动再现了当时严中学生学习生活。如逃警报对学生来说是可怕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是充满诗情画意：“……但有时正在上课上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当当的钟声把我们驱散了。我们满布在崇山峻岭之间，可以闲眺山上景色，可以沐浴山间清风，如果愿意看书，还可以取出一本书，找一个绿荫如盖的树下读书。这种滋味，也只有生长在这大时代中的我们，站在最前线学校中的我们，才能领略得到。”学生的课余生活更是激情飞扬：“虽然我们要努力求学，可是其他有利于身心和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们还是热烈的参加。一到例假日，便有许多活动，慰劳伤兵，宣传，募捐，球类比赛，讲演比赛等，尤其我们童子军最喜欢的活动——露营，我们还是如常举行。星期六之夜，则常有音乐会，歌咏会，和话剧公演等，这是我们青年最爱好不过的事。”

深重的国难，更是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于是埋头苦读成了学生唯一能贡献国家的事。校友王均圻回忆，“广大师生一头米一头书，身肩重担，穷途跋涉，以庙堂为教室，借农家为宿舍，艰苦奋斗，刻苦自励，且学风谨严，教学不倦，这就是严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校风”。校友练福和也清晰记得那段烽火岁月：“有段时间为避战火，严中迁移到淳安港口程村乡下上课，晚上点桐油灯学习，光线太暗，尽量凑近油灯，一堂晚自修下来，鼻孔熏得漆黑，用手一摸，个个都变成黑鼻孔的花脸小丑，同伴相视，哑然失笑。”校友来宛仙更是深情回忆道：“祠堂边的阁楼是女生宿舍，四面透风，睡通铺，每到冬天常二三人将被子合在一起取暖。吃不饱，更谈不上营养，但同学刻苦学习。淳安是桐子树的产地，照明用桐油灯。一般二人或三四人合用一盏灯。寒冬之夜，每当做作业时间太长，双手冻得像发面的小馒头时，大家便把手握在一起，互相抚摩。”

“三严”校长传佳话

讲起抗战时期的严中，不能不提及严济宽校长。严校长于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1936年）上任，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卸任，可以称得上是严中历史上的抗战校长。严校长执掌严中期间，有人曾在《东南日报》上撰了一幅上联，并以二十块大洋悬征下联。上联是：“严州府严州中学校长严济宽，济济诸生均谓严多宽少。”正是因为这幅上联，严济宽又被时人称为“三严”校长。严济宽先生就任严中校长时，风华正茂，一心办学，上任之初就发表自己的办学主张：对教务力求提高程度，对训育主张严格训练，对事务务使经济公开。

教务上提高程度，师资是关键。要想让严中成为好学校，就要组建起一支既有学识又有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为此，严先生严格把握教师聘用这一关口。他聘用的教师一般要大学本科毕业而且要有一年以上的教学经验。有一年，有位复旦大学研究院的老师，推荐了几位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要严先生聘他们到严中当教师。由于他们还没有教学经验，被严先生拒绝了，也顾不得老师的面子。

严先生还严格控制聘期。开头只聘半年，半年后，如学生满意，再发一年的聘书，从来不发超过一年的聘书。严先生对教师抓得很紧，他的方法有：一是考教师。如借口叫某语文教师为他写一封贺信什么的，借以考考这位语文教师的写作水平。有时，请教堂里的外国传教士来学校演讲，让英语教师即席翻译。二是经常叫学生向他反映教师的教学情况。如果学生不满意，该教师放假就会被解聘。三是经常巡课查岗。每日上课时严先生必亲到各教室察看授课情况，遇有教师因病请假，严先生还代为授课。

严校长还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在他看来，图书馆是学校的粮库，博览群书是优秀学生的基本特征。严中图书馆原设在第一院中山厅后面的平房内，距第二院较远，以致阅览人数寥寥无几。严校长有鉴于此，力谋改进，以第二院教务处近旁相连的三间改作图书馆。其中一大间辟为阅览室，其余两间作典藏图书及借阅之用。严校长还要求各学科成立研究会，负责该学科的作业布置、技能竞赛、学法指导及学期考试。仅学法指导一项，第一学年就有十多次：《怎样研究地理》（陈友宜先生）《怎样研究理化》（屠钦淳先生）《怎样研究国文》（李宝萼先生）《怎样研究算学》（施毓湘先生）《怎样写作》（江思清先生）《怎样扫除别字》（洪言讱先生）《怎样读书》（刘宝君先生）《怎样读报》（蓝贞亮先生）《怎样研究艺术》（胡衡一）等等。

训育提倡严格主义。严校长的严格首先体现在他任教师的要求上。他要求学校里的所有的级任教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都要住校，都要跟学生一起用餐，如果发现哪个级任教师未与学生一起用餐或宿舍里人不在，他会塞个条子在窗子上，以示告诫。有一位童子军军训教官，早晨不查学生寝室，顾自己睡懒觉，严校长就去敲他的宿舍门，令他惭愧不已。由于严校长的严格要求，严中教师教学认真做事负责的态度逐渐形成风气。

严校长的严格还体现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严中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提倡“金刚钻”的纪律，但严而有格。如学校规定学生均须住校，且不能自由外出，但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学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学校制定的《严州中学学则》《严州中学章则》就是学生的行为准则，若有违反，一切照章处理。有一次，梅城大商号“胡亨茂”掌柜的儿子，从已封闭的老校门旁边直立的铁竿尖上翻越出校，即予以开除。大商号掌柜亲自赴校，一再交涉，软硬兼施，严校长仍按校纪办事。还有一次，建德县县长许亚夫的女儿因违反校规，导致操行成绩不合格，也被退学了，许县长和严校长是老相识，知道严校长的脾气，也没有说什么。严校长不仅对在校学生严格管理，更可贵的是对已从严中毕业的毕业学生还有跟踪管理。凡有学生毕业后被用人单位录用，学校就会给用人单位送去“浙江省立严州中学毕业生服务勤惰调查表”，让用人单位对该毕业生的服务情形反馈给学校。严明的纪律保证了勤苦的学风，严格的管理带来严实的校风。

事务做到经济公开。严校长深知，为官一任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树立威信，而树立威信最要紧的是不谋私利。严校长自我修养很高，对假公济私、揩油舞弊之风向来深恶痛绝。他执掌严中七年半，每月都让事务主任将收支情形公之于众，如有疑点，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权查问，务使公家的钱，绝不滥用一文。对于校产，无论是器材还是图书，是粮油菜蔬还是桌椅板凳都有严格的出入登记。严校长自己宿舍里用的桌椅板凳，就没有一个不是坏的，好的都让给其他老师使用。严校长还经常自掏腰包，举办“济宽杯”球赛，以丰富师生的校园生活。校长廉洁，手下与事务相关的人员自然奉公。学校迁淳安时，由于战时银行不通，学校每两个月都要派事务主任和两个工友去省政府领款，一般而言走路往返大约要两个星期，可有一次事务主任一行三人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回来，大家急等着钱用，就担心事务主任是不是卷款潜逃了。后来，事务主任和两个工友过了两个月才回来，三人浑身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灰头土脸，挑了两担钞票，都是小票，一文都没少。原来一路上到处都有敌人，白天他们不敢走，都是晚上赶路。因为白天都是躲在荆棘丛中，所以衣服都撕破了，身上的盘缠也都用尽，饿了只好在山里找野果充饥，自嘲“怀揣万贯的叫花子”。廉洁奉公的风气一旦形成，会感染到学校的每个人。当时有个传达室的工友姓黄，他女婿也是学校工友，有一次他女婿拿了学校的东西回家，他就去女婿家将东西拿回还给学校。学校迁淳安时，他发现有个教师私拿图书馆的书回家，就叫他女儿到淳安去告诉严校长，将书拿回学校。

最后我们不妨借用1946年8月1日的《天行报》对严校长的评价：“虽然省立严州中学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但以往并不引人注意，一直到民国廿五年七月江西严济宽先生来长此校后，校誉才蒸蒸日上，一跃而为浙江名校。严校长是本着提高学生程度，实行严格管理的一贯作风来改造严中的。他的建树很多，诸如开辟第二运动场，翻造第二膳厅，添设高中，增筑校舍等等。”

作者：毛法生（严州中学梅城校区教师）

编辑：李宛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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