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秋37 完 妈妈，我同思齐商量好了，定于10月15日结婚

女 儿 良 辰

进城以后，我的工作虽然繁忙，但家庭生活却渐渐趋于稳定了。行军、转移之类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来说，都成了过去。我的大女儿思齐，进了师大女附中学习，二女儿少华在育英小学学习。三女儿少林尚小，就留在我身边，我请了一位名叫周树华的保姆在家里照顾她。

岸英被分配到中央调查部，在部长李克农的领导下，从事机要秘书和翻译工作。

岸青于1947年从苏联回国，在东北克山地区参加了两年土改工作后，于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了北京。他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局，担任俄文翻译工作。他后来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著作。

建国之初，岸英和岸青都住在各自的机关里。每到星期天，岸英就带着岸青到我们家来玩。我的两个小女儿，叫他们大哥和二哥。他们两兄弟，则叫她们为少华妹妹和林林妹妹。他们兄弟姐妹在一起玩，或者复习功课，或者跟着我去看电影、游公园，非常开心。

平时，岸英下班后，也经常抽空来看我。他的机关，设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大街，离司法部比较远。因为来一趟在路上要花较多时间，所以他每次来，总要玩到夜晚九、十点钟才走。

有一天，岸英对我说：“妈妈，您还记得吗?我和思齐订婚已经一年多了。我们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结婚典礼。现在，我希望早日和思齐结婚，不知妈妈的意见如何?”

我说：“你问过你爸爸没有?你爸爸的意见怎样?”

岸英说：“爸爸要我们先公后私，待建国后结婚。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们要求结婚，爸爸是会赞成的。”

我笑着对他说：“既然你爸爸同意你们这样办，我当然也赞成。”

岸英高兴地说：“妈妈也同意了，我非常感谢妈妈，我要和思齐商量一下，看选择什么日子来举行婚礼!”

我点头同意，他就满怀喜悦地告辞了。

过了短短的几天，岸英兴冲冲地来对我说：“妈妈，我同思齐商量好了，定于10月15日结婚，到时候我来接思齐去举行婚礼，爸爸决定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亲自为我们主持婚礼。我们的新房，准备安排在我的机关里。”

我问：“时间这么紧，来得及吗?”

岸英说：“我和思齐都主张婚事简办，爸爸也同意。我们一切都有，你就不必操心了。到时候，我来接你和两个妹妹去参加婚礼。”

没想到他们的婚事会说办就办，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稍微有点迟疑地说：“那样不对呀!我这个做妈妈的，应当为你们操办操办才行。”

岸英说：“我爸爸都同意我们婚事简办了，妈妈您就千万不要费心。”

思齐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也告诉我，说他们准备10月15日结婚。她说：“岸英告诉我，说你已经同意了。”

我说：“我是同意了。不过，时间太紧，来不及为你们置办东西呀!”

思齐说：“我们婚事简办，什么都不要买。”

我说：“当妈妈的，连几件新衣服都不给你做，那还像话吗?”

思齐很懂事地说：“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一切都是现成的，你别操心。你什么都不要管，到时候，你来参加婚礼就行了。”

我想，就是要做衣服也来不及了，只得随她的便。

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岸英又来对我说：“妈妈，爸爸让我来告诉你，请你开一张名单给我，将你家的亲戚朋友都请去参加婚礼。要你不必在家招待客人了。”

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的亲戚朋友，不能让你爸爸费心招待。”

岸英说：“爸爸说了，您家里就您一个人，没有人帮助您操心，所以让您开个名单给我，我们一起招待。这是爸爸对您的体贴，妈妈您不要辜负了我爸爸的心意。”

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很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体贴和关怀。我没有再说什么,就提起笔来，准备开名单。

当时我想，毛主席那里，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去的，我不能随意将我的亲友都写到名单上去。所以，我只在名单中写上了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及夫人王定国，陈瑾昆及夫人梁淑华，同时还写上了党内有威望的几位女同志如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等。

我把名单开好后，交给了岸英。

岸英看了看名单，问我说：“妈妈，您怎么不写朱伯伯、周叔叔和少奇叔叔呢?”

我说：“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不是我的亲戚朋友，我不敢开。他们的夫人，我可以作为女朋友开上去。至于董老、谢老、陈老等人，现在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我敢开。你说对吗?”

“妈妈讲得有道理。”岸英理解地点点头，把名单收起来后，告辞而去了。

第二天，即14号，岸英亲自给我送来了四份大红请帖。其中，一份是请我的，另外三份是请董必武夫妇、谢觉哉夫妇和陈瑾昆夫妇的。那三份请帖，岸英请我代为转交。

岸英告诉我说，他爸爸看了我开的名单，也问他，为什么我只开了几位女同志，不开男同志。岸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爸爸后，

他爸爸说：“这话有道理，那我来请吧!”于是，毛主席提笔加上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名字。

岸英又对我说：“请妈妈把思齐赶快接回来。明天下午两点，我来迎接思齐，同时接妈妈和两个妹妹。

岸英走后，我代他将请帖转交给了三位领导。董老因患感冒，很遗憾不能参加，其他两位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0月15日下午，岸英带了两部小汽车，到司法部来接我们。他和思齐坐了一部车。我和两个小女儿坐了另一部车。谢觉哉夫妇和陈瑾昆夫妇，分乘了他们自己的小汽车。

岸英迎亲的车走在前头，我们三部车紧随其后， 一起开进了中南海，在毛主席的住宅门口停下来。

岸英和思齐下车后，连忙转身来接我们。

岸英对我们说：“爸爸今天亲自主持婚礼，请先到爸爸的会客室去谈谈。”

毛主席站在会客室的门口迎接我们，满面笑容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谢觉哉和陈瑾昆夫妇都向毛主席道喜致贺。我也叫思齐向毛主席行鞠躬礼。

毛主席看见自己的干女儿长大成人，并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很高兴地抚摸着思齐的头，拉到面前站着，风趣地笑着说：“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你知道吧?你是新娘子，为什么头上不插花呀!”

思齐听毛主席这么一说，当时就脸红起来，连忙把头低了下去。这时，她的妹妹少华、少林、李纳，不知从哪里拿出两朵鲜红的小绒花，给她插在头上。

大家都拍手笑着说：“新娘子真美呀!”

思齐羞羞答答地想伸手把头上的花取下来，她的两个妹妹却按住她的手。

我对她说：“思齐，你不要取花，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新娘子还要满头戴花哩，这两朵小红花是应当戴的。”

思齐的妹妹一听更来劲，又去找了两朵稍大一点的鲜艳的绢花，给思齐头上一边插子一朵。大花小花，绒花绢花，成双成对，相映生辉。来宾们见了纷纷说好，赞美新郎英俊潇洒，新娘秀丽端庄。大家都向毛主席道喜，说毛主席真有福气。

岸英深情地望着思齐，这时，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要和思齐拉着手。他在苏联生活过很长时间，觉得拉着手是很常见的事。但是，思齐害羞地不敢伸出手来，岸英也就站在那里乐滋滋地笑。

这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和他们的夫人康克清、邓颖超、王光美，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也相继前来，真是嘉宾云集，贵客满堂。

毛主席很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是我家办喜事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看到儿子结婚，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孩子长这么大，我没为他操过半点心。今天的这一切，也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岸英自己筹办的。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岸英自己能办自己的事，我感到无比的快慰。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今天终于结婚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不知道你们的孩子，结婚了没有?”

毛主席在为自己儿子的喜事高兴时，马上就想到了别人。

谢老说：“我的儿子都结了婚。孙子都有七八岁了。”

毛主席一听，很感慨地说：“这么说，我比你们落后了。你们的孙儿都长大了，可喜可贺呀!可惜我的儿子今天才结婚，我这做爸爸的，没有尽到责任，真落后了。”

陈瑾昆忙说：“主席不是落后了，而是忙于国家大事，没有时间为家务事操心。”

“陈老讲得对!我们没有像主席这样为国家大事操心，是我们落后了。”谢老补充说。

接着，大家纷纷议论，说主席是大公无私，以国家为重；说岸英在苦难中长大，今天结婚了，真是大喜事。

大家热热闹闹地交谈了一阵后，岸英来请各位嘉宾到丰泽园的大厅入席，吃喜酒。大厅里摆着三桌酒席。岸英和思齐被安排在正中的酒席上。周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一道，坐在新郎新娘的两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等，坐在左边的一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坐在右边的一桌。岸青、少华、少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孩子在另一间房里入席，他们很开心，特别是岸青、少华、少林为岸英、思齐的婚事特别高兴。

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拼盘，盘里装的是湖南腊肉、腊鱼、腊鸡和香肠。拼盘四周是红烧肉和一些小菜。看着这些菜，我暗想，主席办的酒席，大部分都是湖南家乡菜，又简单又实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入席不久，毛主席站起身来，端着一杯酒，满脸喜色地走到我身边，说：“文秋同志，感谢你教养的好女儿，成了我的儿媳妇。我敬你一杯酒，祝你健康，请你饮了这杯酒。”

我连忙站起来，连说不敢当，并向主席道了谢。然后，我和主席对饮了一杯酒。

毛主席走后，我坐下来想，我应当回敬主席一杯酒，但是，如何措词才好呢?

坐在我身边的周恩来总理，看到我的表情，一下就猜出了我的想法。他侧过身子，在我耳边轻声说：“文秋同志，你也应当向主席敬一杯酒。你也感谢主席，把主席的话，回敬过去好了。”

经周总理一提醒，我觉得要说的话有了，便站起来，斟上一杯酒，走到主席身边，说：“主席!感谢你教育的好儿子，使我的女儿有幸成为你的儿媳妇；思齐年幼无知，今后还望主席多加教育。我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敬祝你身体健康，请你干这一杯酒。”

毛主席笑着站起来，高兴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说着，我和主席碰了杯，主席和我都把酒一饮而尽。

岸英和思齐也站起来，先向同桌的周总理和邓大姐敬了酒。接着，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敬了酒。然后，到右边席上，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敬了酒。宴席上，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散席后，不少来宾余兴未尽，纷纷向毛主席告辞，要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到新房去闹洞房花烛夜。我也带着两个小女儿向主席道别，想同岸英和思齐一道，去他们的新房看一看。

岸英和思齐向毛主席鞠躬告辞时，主席叫住了他们，说：“你们慢走一步，等我找点礼物送你们。”

毛主席到房里，亲手取出一件墨色的旧呢子大衣，递到岸英的手里，说：“我没有别的礼物送你们，送你们一件大衣。白天岸英穿着，夜晚盖在被子上，思齐也有份。”

岸英接过大衣，递到思齐手上。两人一起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再次告辞。这件大衣，伴随毛主席转战南北，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礼品。

岸英和思齐的新房，是在岸英工作的中央调查部的院子里，与调查部部长李克农的卧房相对。我和谢觉哉、陈瑾昆同志等来宾，与岸英和思齐一道，去看了新房。

新房布置得简单朴素，清洁整齐。被子、枕头和床铺、桌椅等家具，都是平时用过的旧物，只是洗得干净，摆得整齐而已。新房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山水画，正面墙中间挂着大红双喜字，两边是警卫连赠送的贺联，上面写着：

“岸英、思齐两同志新婚志喜，祝你们朝夕共枕席，熟读沁园春。”

那时，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是岸英的直接领导。他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为岸英准备好了两大盘喜糖、两大盘红枣和两大盘花生，还在桌上燃点着一对红蜡烛。

我们与岸英和思齐一起到新房时，李克农喜笑颜开地向我道喜称贺，还对我说：“欢迎丈母娘来送亲!”并亲自给我奉糖。

新房里早已挤满了人，主要是岸英的同事和岸英、思齐的朋友。岸青也坐在那里，高兴地等候兄嫂入洞房。

新郎新娘一进洞房，等候在那里的人们立刻鼓掌欢迎，随之而起的是一片欢声笑语。许多青年人闹起房来。

岸英端着盘子请大家吃喜糖，好多人都说：“你一个人奉糖不行，要和新娘一起抬盘子奉糖!”

岸英很大方，就请思齐和他抬盘子。思齐虽然有点害羞，但还是按大家的要求做了。

人们将喜糖接到手后，又有人出点子，要新郎给新娘喂糖吃，而且要求新郎含着糖用口喂，新娘也要用口接糖。

少奇同志的儿子刘允若说：“不喂不行!”

岸英笑着说：“允若，你不要闹了，小心我将来还礼!”

允若很起劲地说：“我不怕你还礼!你如果不这样喂，我们就闹一通宵，大家同不同意?”

年轻人乱呼同意，坚持要岸英用口给新娘喂糖。彭总的侄儿彭起超，拿着一颗红糖，放在岸英嘴里，强制要思齐用口接糖。

谢觉哉和陈瑾昆等老同志，看到青年们闹得很带劲，也很热闹，觉得留在这里不太相宜，为了好让青年们闹个够，就告辞要走。我也带着两个小女儿，陪他们一起走了出来。岸英和思齐出来为我们送了行。

回到家里，我不觉想起孩子的父亲和我们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那时悄悄地传播革命真理，轰轰烈烈地一起在街头游行示威，拥

有的是另一种幸福。我更多的是想起我和谦初的婚礼，我们在动乱的岁月里结为夫妻。新婚的第三天，谦初就踏上了北伐的征途。以后，我和他在山东的团聚也是那么短暂，转眼之间，将近20多年的岁月已悄然逝去。如今，他留下的，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了。他在给我的遗嘱中要求我：“好好替他照顾孩子”。今天，我终于可以无愧无悔地告慰谦初的英灵：我对孩子已经尽责尽力了。

那一夜，我心潮起伏，想得很多，很多。

第二天，岸英和思齐先到中南海拜望了毛主席。接着，到我这里来玩了半天。在我这里吃过午饭后，又去谢了一些亲切关怀他们的叔叔和伯伯们。他们的婚事，就是这样既隆重热闹，又简单朴素。凡是知道的人，无不对他们艰苦朴素的精神，发出由衷的赞叹。

毛主席为岸英结婚主张简朴，没有让外人知道，可是苏联大使馆还是知道了，尤金大使送来两座美丽的镜屏，周围都刻成花纹。一个中间刻上丹凤呈祥四个大字，另一个刻着凤登牡丹四个大字。李克农还请尤金大使来吃喜酒，并请我作陪，叫新郎新娘给尤金大使敬酒，尤金大使频频举杯向我祝贺。

最后的军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整干部工作，谢老任内务部长，史良接任司法部工作，我被调往中国银行总行，担任人事室主任兼总行支部书记。

我的家，也搬到了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留香饭店楼上。留香饭店名为饭店，实际上是用没收的旧银行买办资本家的财产，改成为中国银行的宿舍。我带着两个小女儿和保姆、警卫员、勤务员等，住了三间房子。另外，还给岸英和思齐准备了一间卧房，每星期六让他们住在这里。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少华考进了师大女附中，少林也进了育英小学。

这时，岸英在中央调查部，除担任机要秘书和翻译工作外，还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的工作很紧张，只有星期六下班后，才能到我家来。思齐也是星期六下课后才能回家，同岸英一道住在这里。

岸青仍在中宣部做翻译工作，仍住在中宣部的机关里。机关的地址在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离中国银行比较近。因此，岸青也愿意每个星期天到我家来看他哥哥，同他们一起玩一整天，晚上才回去。

岸英和思齐每星期六回来，有时在家里过一夜。有时在岸英机关的宿舍过夜，第二天上午，就和岸青三个人一道去中南海看望主席，有时还带着少华去。毛主席工作很忙，根本就没有星期天，岸英他们去后，与主席在一起谈谈话，玩一会儿，有时吃一顿饭了就自觉地告辞离开，以免过多地打扰主席的工作。

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回到我的家里，有时候在家里下象棋、打乒乓球；有时候同我一道去看望前辈们，有时候随我去看电影、参观博物馆或游公园。我总想法给他们弄些可口的饭菜吃，总希望岸英和岸青多享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

这时江青有时也到我家里来，喊我丈母娘。她来后有时给思齐买衣料，拿来让我选择颜色，有时给思齐梳辫子，表示亲切。

有一天，五个孩子都在客厅里玩。岸青很耐心地教我的二女儿少华下国际象棋，岸英和思齐、少林在旁边观战。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十分融洽。

当时，我常带他们去看望一些老同志。许多老干部也常到我家来玩。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从长征中过来的，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这些老同志对毛主席的生活和健康都很关心。他们每次碰到岸英兄弟，都要问问毛主席生活和身体情况。

有一次谈到江青，这些老同志问岸英：“听说江青常在外边养病，不在家里照顾主席。外面讲的都是真的吗?她对主席照顾得如何?”

岸英说：“那是真的。她经常在外地养病，甚至去苏联养病，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回来，也不管爸爸的生活。”

老同志们听到这些情况后，就讲了一些对江青不满的话。有的人回家去后也有所议论，批评江青不该只顾自己，不好好照顾毛主席。

不料，江青渐渐听人传说，知道了这些议论，当然她心中很不高兴，同时，对岸英和岸青常到我家来玩，也心怀嫉妒和不满。不过，不敢公开说，以后就渐渐和我疏远了。

我在和他们兄弟的接触中，建立了亲如母子的感情。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常常和他商量。有时，岸英自己就能想出许多好办法，帮助我解决困难。

记得当时中国银行缺少大的办公室，总经理龚饮冰和副总经理冀朝鼎等，都和干部们挤在一起办公。但是，东交民巷有一个汇利银行，房子本应归中国银行接管，却被铁道部占去了。中国银行多次派人去交涉，铁道部不肯归还。

我对岸英谈起此事，岸英建议我自己直接去找铁道部长滕代远，向滕部长去说明理由和困难，不要在中下层干部中长时间纠缠。我照他出的主意，找到滕部长一谈，他觉得我的话有理，很快同意把房子归还给了银行。岸英他在很多方面，具有与主席相同的品质。他善于从大处着手，迅速果断地解决问题。

岸英和思齐结婚后，转眼就快一年了，思齐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北京医院的医生为她动了手术。在她住院治疗期间，我和岸英经常去看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4日晚上11点多钟，我已上床睡了。岸英匆匆忙忙地来到我家，敲我的房门。

我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起床，打开了房门一看，是岸英。

岸英进房后，坐在我的床沿上，说：“妈妈，我明天清早要出国，要离开北京。我是来向您告别的，并且有一件事情要拜托您，希望您答应我的要求。”

我急忙问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他说：“爸爸让我到苏联去。事情是保密的，我不能多讲。我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就可以回来了。我要走了，就是对我弟弟岸青很不放心。我爸爸工作忙，无法照顾他，您是知道的，江妈妈连我爸爸都不管，她是不会照顾岸青的。

因此，我特意来拜托您，请您看在我母亲和我的份上，帮我照顾他。如果他在经济上有困难，请您帮他解决。花了多少钱，请您记下账，我回来再还。我已经告诉过岸青，叫他仍和以前一样，同思齐一道去看望爸爸后，就到您这里来过星期天。希望妈妈接受我这个要求，我走就放心了。”

他一边说，一边流下了眼泪。我的泪水也随他流了下来。岸英对弟弟极有情义。他在流落上海的四年里，他自己不吃要让给弟弟吃，自己不穿要让给弟弟穿。他们共过患难、孤寂和痛苦。他们兄弟两人进北京后，岸青的一切事情也由岸英照顾。岸英要走了，他就担心弟弟没人管。他对岸青诚挚的手足之情，使我深受感动。

我对岸英说：“既是你爸爸叫你去国外办事，你就放心去好了。照顾岸青的事，我负责。岸青是供给制，钱很少。我现在是薪金制，钱比较多。今后，他的衣服鞋袜和零用钱，都由我管，他的生活，都由我照顾。你放心去工作好了，不必担心。”

我答应了岸英的委托，然面，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承诺要用几十年甚至我的一生去完成；也没想到，这会引起江青的愤恨，埋下了她对我下毒手的种子。

我清楚地记得，岸英听了我的承诺，马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并且说：“妈妈，我很感谢你，您这样应允我就能放心走了。我走以后，会经常给妈妈来信的。如果有时交通不便，没有信来，请您和思齐千万不要着急，总归我是会回来的。 ”

听他提到了思齐，我问他：“你这次走，思齐知道吗?”

岸英说：“我刚到北京医院看过思齐。我将出国的情况告诉过她，她知道我要出国了。我走以后，一切都拜托给您了。 ”

岸英站起来后再没有坐下，他心事重重地在房里慢慢地踱来踱去。我看出他有话要说，便耐心地等他想好了再开口。

他终于停住了脚，说：“妈妈，我还有一件心事，要向您谈谈。我爸爸工作忙，希望妈妈对岸青的婚事多操操心。”

岸英对弟弟的一片真情，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我再次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会留意的。”岸英听了非常高兴。

岸英点点头，说：“妈妈，你照顾我们这么久了，一下子就要离开你，真有些依依难舍，我走后，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会早点回来看你的。”

他停了停，又说：“现在北京有好多机关干部，都在报名参加志愿军。我想从苏联回国以后，将来也去报名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你赞不赞成?”

我说：“我不大放心你去朝鲜，你爸爸有许多重要工作要你做，你还是好好的去苏联，完成你爸爸交给的任务后，回来帮助你爸爸工作。”

岸英笑笑，说：“好吧。妈妈，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明天清晨，你听到空中飞机响，那就是我离开北京了。”

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过岸英和我的这段对话。我想，他当时可能是想将他去参加抗美援朝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但是，看到我不放心他去，就没有对我说真话。他是多么重情感，又是多么明事理 。

当时岸英与我握手告别，他走到房门口，又停了下来，回头对我说：“妈妈，我以前看到您有一块手表，是带有日历的自动夜光表。因为工作需要，我想向您借用一下，回国后还您，好吗?”

他说的那块手表，是中国银行的行长出访外国时，从民主德国带回来后送给我的。这时我叫保姆从箱子里取出来，交给了岸英。

我对他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拿去用，不要还了!”

岸英接过表，看了又看，戴在了手腕上。很高兴而又带稚气地说：“谢谢妈妈，我今后工作就方便多了，真谢谢您。谢谢。”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送他的这块手表和斯大林送给他的那支小手枪，以后会成为烈士遗体的辨认标志。

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1950年11月25日，岸英和高参谋正在作战室值班，忽然，美国轰炸机飞来了，在总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燃烧汽油弹，顿时将大榆洞一带，燃烧成一片火海。岸英和高参谋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岸英牺牲后，就是从那只手表和那支小手枪，分辨出他和高参谋遗体的。

时隔几十年，我至今仍记得岸英临行前和我握手告别时，对我敬的那个军礼，和连声对我说的：“妈妈，回来再见，回来再见!”

当时，我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楼梯口，直到他的背影和脚步声消失后，我才转身回到房里，一夜未能成眠，辗转到天亮。

第二天清晨，我果然听见飞机在空中掠过的轰鸣声。我知道，岸英肩负着党的重托，已离开了北京。我哪里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他从此再没有回来。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如今，往事如在眼前，又都成了过去。但是历史是不会被忘记的，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事业将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