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石刻传拓技艺：捶石入纸 拓古传今

非遗名片

项目名称：桂林石刻传拓技艺

项目类别：传统技艺

项目内容：桂林石刻传拓技艺是一项适用于我国南方石灰岩石质石刻的传拓技法，因石刻所处气候和石刻环境的不同，在传拓技艺的材料使用、工艺技法上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传拓分为六个步骤，分别是选择工具、清洗碑面、上纸、上墨、揭纸和修复。传拓时，根据器物的不同和着色的不同，技法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拓本风格。

项目级别：2016年列入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桂林的奇峰秀水间，藏着两千多件摩崖石刻与碑刻，它们如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记录着唐宋以来文人墨客的哲思与山河岁月的变迁。而将这些凝固千年的文字与图案“唤醒”的，是一门被称为“纸上考古”的古老技艺——桂林石刻传拓。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用宣纸与墨香延续着历史的呼吸。日前，记者来到桂海碑林博物馆，对话自治区级传承人韦可祥，揭开这项非遗技艺背后的守护与突围。

千年石刻 纸上重生

春日暖阳，桂海碑林的山路上，韦可祥正手握墨包，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捶打在石刻上，不一会儿，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和书画理论家米芾的书法作品《动静交相养赋》在纸上渐次显露。

桂林石刻分布在市区的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独秀峰等35座山峰的岩壁洞府内，年代由隋朝至清代，数量达2000余件，是国内摩崖石刻的典型。其中，宋代石刻数量最多，被赞为“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桂林石刻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对桂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研究有着重要作用，桂海碑林博物馆内的龙隐岩和龙隐洞是桂林石刻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

韦可祥告诉记者，传拓也叫捶拓、椎拓，是用纸和墨及传拓工具将铸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或图案捶印下来的一种技术手段，最迟在北齐时已经产生，是中国古代重要发明之一。

史料记载，“传拓”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自宋代开始，桂林石刻已进入金石学家的研究视野。许多的金石、方志及地理著述都收录了桂林石刻的内容。如宋《舆地碑目》、明《桂胜》、清《八琼室金石补正》《语石》等，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并未到过桂林，他们著录的依据就是其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得的石刻拓片。

“传拓流传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传拓产生的拓片为后世保留了无数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至今仍在文物、考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韦可祥介绍，如今，桂林摩崖石刻传拓技艺已传承四代，传拓历史则可追溯自明代，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张鸣凤著《桂胜》，时任临桂县（今桂林市）令何太庚组织稽录人员“挟拓工与俱”，拓工们登攀山岩，纸墨相随，“数百年之古文遗事出布人间”。《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徐霞客请桂林拓工搜拓象鼻山石刻的经历。清代谢启昆为编纂《广西通志》，在桂林命工匠遍拓各山崖洞摩崖石刻；李文藻《拓碑》诗二首中，记录了他在桂林拓碑的艰辛。金石学家叶昌炽也曾委托其在桂林做官的朋友搜集拓片。

到了民国时期，学者林半觉专注于桂林石刻的研究，采集石刻拓片达3000余种，1946年，其拓片在“广西省历代石刻展览会”中展出，轰动一时，对桂林石刻传拓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70年代至今，第二代传承人杨寅生、谭发胜，第三代传承人何恒光、胡湘武，第四代传承人韦可祥继承和发展了桂林摩崖石刻传拓技艺。

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文燕表示，现在，该馆每年有计划地对桂林石刻进行拓片采集，目前，拓制留存的珍贵石刻拓片有清刻宋黄庭坚书《五君咏》；唐《舜庙碑》，宋《静江府城池图》，清刻五代贯休《十六尊者像》等桂林诸山7000余份摩崖石刻拓片。

朱拓“百寿图”。 记者蒋璇 摄

技艺创新 留住历史

1997年，韦可祥成为桂海碑林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零基础的他师从第三代传承人何恒光学习传拓技艺，成为桂林石刻传拓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截至目前，他共完成桂林摩崖石刻文物保护资料拓片采集3000多件。他擅长以写实拓技法采集摩崖石刻，并根据桂林摩崖石刻的特点及其特殊病害，灵活采用不同方法进行采拓。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针对桂林石刻特点的传拓技法。为桂林石刻的保护和建档做出了重要贡献。2023年韦可祥被评为“桂林工匠”，2023年12月入选“广西工匠”。

韦可祥介绍，桂林石刻传拓技艺是一项适用于我国南方石灰岩石质石刻的传拓技法，因石刻所处气候和石刻环境的不同，在传拓技艺的材料使用、工艺技法上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较之其它传拓而言，桂林石刻传拓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采拓前对石刻文物本体进行病害祛除等保护性清理，采拓后对拓片进行修复，复杂程度极高。该技艺呈现的拓片形式多样，主要有“乌金拓”、“朱拓”和“蝉翼拓”类型的拓片，以及色彩丰富多用于文创产品的“彩拓”。

“一般来说，传拓分为六个步骤，分别是选择工具、清洗碑面、上纸、上墨、揭纸和修复。”韦可祥说，首先桂林石刻传拓使用的工具与一般拓印碑刻使用的工具相同，包括喷壶、毛巾等上水工具，棕刷、打刷等上纸工具，墨包（又称扑子、拓包）等上墨工具，以及竹签、裁刀、尺子等辅助工具，视具体情况而定；其次，需要清洗碑面污渍，清理碑面覆盖层（苔藓、污渍等），剔除字口结垢，处理石刻不同类型病害；再者是上纸，将纸紧贴在碑面上，喷水并同时用棕刷刷平纸张，排除空气，并用猪鬃打刷轻轻地敲打，使纸张与碑面完全贴合，纸张打入字口，填充饱满，反映碑面原貌；而后是上墨，待纸张完全干透之后，用墨包轻轻拍打上第一遍淡而匀的墨，使文字或图案稍稍显露，继而依次加深，至三到四遍；接着是揭纸，当拓片终止上墨完全干透后，揭取拓片；最后是修复，由于石刻表面不平，或有裂隙、凹洞等原因，采拓过程中需要对拓片做撕裂处理，揭纸后需进行托底修补，恢复原貌。

上墨结束后，韦可祥正在揭纸。 记者蒋璇 摄

记者走进桂海碑林博物馆，一眼就能看到不同传拓技法造就出的不同风格拓本，其中，“乌金拓”做出来的拓片墨色深邃、表面光洁、字迹清晰；“蝉翼拓”最能反映石刻真实情况，墨色淡雅；“朱拓”饱和度高，线条流畅；“彩拓”通过手法的轻重和墨色的浓淡，能够体现出山水画中高远、深远的意境，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多年来，韦可祥通过对馆藏拓片的仔细观察发现，“乌金拓”做出来的拓片字迹虽清晰且黑白明显，但因为用墨较多，对纸质有一定的影响，不利于长久保存；而“蝉翼拓”的拓片因为墨色淡，时间久了可能影响后续观看。对比这两种传拓技法的优缺点之后，他一次次地进行试验，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形成了独具个人风格的传拓技法。

韦可祥告诉记者，他的这种传拓技法介于“乌金拓”和“蝉翼拓”之间，选用书画墨汁而不是拓碑墨汁。书画墨汁胶质较少，墨色淡雅不失黑亮，拓印的墨色会比“乌金拓”要淡一些，再加上“蝉翼拓”的技法，又能更好地拓出实物的肌理效果，有利于拓片的长时间保存。

“研究出这种传拓技艺风格，一方面是出于馆藏需要，另一方面希望能更好地对桂林石刻进行保护，留存历史信息。”韦可祥说，每年的10—12月是进行传拓最好的时节，自2002年起，他与同事们翻山越岭，到一座座山头开展传拓工作。

近似乌金拓拓片展示。 记者蒋璇 摄

发展传承 薪火相传

吴文燕表示，桂林市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保障桂海碑林博物馆实施石刻拓片采集。除石刻文物陈列外，桂海碑林博物馆常设有“拓诸青山 传之永久——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展”，普及桂林石刻传拓技艺的相关知识，展示独特的传拓技艺和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开发创作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鹿。 记者蒋璇 摄

不仅如此，为让更多人了解、喜爱这项传统技艺，2016年以来，桂海碑林博物馆会在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和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文化遗产日”，在各类公共场所举办石刻传拓的教育科普体验活动。此外，传承人还会不定期地走进校园，向青少年学生展示这项古老的技艺，让他们通过这项技艺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传承人韦可祥走进校园开展传拓体验活动。（受访者供图）

同时，桂海碑林博物馆与区内多个市县合作，开展石刻拓片采集工作，并为南宁、贵港、崇左等地的文博机构和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高校举办了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培训班。

记者了解到，2020年12月18日，由桂林图书馆与桂海碑林博物馆联合申办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桂林传习所”在桂林揭牌，这是广西第一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全国第四家以传拓技艺为内容的传习所。

目前，桂林传习所招收了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等单位共10名学员，并对其从理论知识、实践训练等方面进行为期4年的系统培训。

“传习所的建立对加强广西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加强传拓技艺人才培养，弘扬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吴文燕认为，传习所为开创广西文物古籍保护工作新局面提供更好的人才保障和基础条件，让古籍修复技艺和石刻传拓技艺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