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陈寅恪写给陈垣的17通珍贵书札说了什么？

2023年12月21日，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史学大师陈垣上款书札专场”传出消息：700多封陈垣上款的信札被一位深圳买家以2780万元人民币整体拍得，加上15%的佣金，3197万元成交价，刷新了近现代书札的世界纪录。撇开市场价值，这批信札是陈垣辉煌学术成就及其“朋友圈”的重要见证，为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学术价值更不容低估。数百封书信中，包括陈寅恪写给陈垣的17通手札（图录号454-470），不但可以借此寻绎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学术交往，而且能够揭橥“史学二陈”努力提升历史学“科学性”的共同追求。

一、“史学二陈”皆致力于把“史学推向前进”

历史学算不算科学？直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难求一致。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认为，“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而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的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因此，陈老师能不断地把史学推向前进。”陈寅恪的女儿们回忆：“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陈寅恪之所以对“史学科学性”朝斯夕斯、念兹在兹，既有严于自律以推进历史学迈向科学的内生动力（见图1），更有日本汉学研究获得国际声誉的外在压力。1929年，北大史学系毕业生依旧“群趋东邻受国史”，怎能不令“神州士夫羞欲死”？

图1

无独有偶，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回忆：“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他经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的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钻研。”他的另一位学生朱海涛回忆，“九一八”事变后，陈垣老师破例在课堂上对时局发表意见：“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可以确定的是，“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一“共同目标”，是“史学二陈”能够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4年，也就是陈寅恪为北大史学系毕业生题写赠言的五年后，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总算让陈寅恪又一次看到了洗雪耻辱的希望。尽管日本佛教史研究留给中国学者“补正”的“余地”已经极少，但陈垣“取材于教外之典籍”的独特方法，不但取得了学术成果的新突破，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正确门径——“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故而被陈寅恪赞誉为“金针度与人”。诵读之后，陈寅恪写信给陈垣，致以“心悦诚服”的“钦仰之意”，欢欣、自豪之情也溢于言表。

1947年10月，“中研院”启动首届院士选举，陈垣和陈寅恪都是人文组的候选人，前者得到的考语最初有“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等内容，后者所获考语最初也有“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等评价。可见“勤”“谨”不辍是学术界对于“史学二陈”的一致认同。

至今，距离1934年陈寅恪给陈垣写信已过去了九十年。平心而论，历史学仍处于迈向科学的艰难征程中，因此，以准确、彻底为主要表征的严谨学风亟须形成并得到推广。豹窥一斑，鼎尝一脔，试以整理研究这批陈寅恪致陈垣书札为例，至少在“认字”和“认事”（陈智超语，详后）两方面，“精确度”确实存在着有待提升的空间。

二、整理信札首先难在“认字”

先说“认字”。“认字”是整理、利用书信的基础，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陈寅恪致陈垣18函，最初由陈垣之孙陈智超整理出版，其后多次被转引。陈寅恪之女陈美延整理乃翁书信集，即从世交陈智超处得到其中13封书信的复印件，剩余5封则直接录自陈智超的整理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与《陈寅恪集·书信集》皆有多个版次，虽说后出转精，但个别字词有所不同这一情形始终存在，直至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征集到这批书信（17封）后，“认字”的参与权、表达权才由最初二三人士独享演变为大众分享，共同提高其精确度也因此成为可能。

如《陈寅恪致陈垣请代查敦煌归义军唐人资料的信札》（图录号459），陈寅恪所列唐人“王端章”之姓名，《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以下简称《陈垣来往书信集》）移录无误，《陈寅恪集·书信集》2001、2009、2015年等多个版次皆误作“王瑞章”。

第469号信札，为推荐清华毕业生孙道昇而作，《陈垣来往书信集》录其姓名为“孙道升”，《陈寅恪集·书信集》2001年版初作“孙道升”，2009年版、2015年版则改作“孙道昇”。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孙道昇”不宜改为“孙道升”。

第455号信札，陈寅恪将陈垣的表字“援庵”写成“援厂”。“厂”与“庵”相通，“援庵”“援厂”并用，一如“节庵”（梁鼎芬字）“节厂”共存，实在不必强求一致。“援厂”在17封信中凡六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仅有一次刊作“援厂”，《陈寅恪集·书信集》则统作“援庵”。

第457号信札，陈寅恪称许吴其昌为“清华研究院高才生”，认为吴氏“必能胜任教职”，为了强化陈垣的信任，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虽为戏言，爱护学生之心则天地共鉴。“高才生”，《陈垣来往书信集》无误，各版《陈寅恪集·书信集》都改作“高材生”，不妥；“如其不能胜任”，前者无误，后者一律脱“其”。

第458号信札，陈寅恪代钢和泰约请陈垣聚餐，“其意恳挚，想公亦必不拒绝也”之“必”，《陈垣来往书信集》有，而《陈寅恪集·书信集》无。“请以电话示知”之“以”，《陈垣来往书信集》无，而《陈寅恪集·书信集》有；比对陈寅恪原札，验以第457号信札内“以资补救”中“以”字之写法，可证《陈寅恪集·书信集》释读正确。

经对照第461号信札，《陈寅恪集·书信集》之“敬叩”，实为“恭叩”之误认或误植。经对照第462号信札，《陈垣来往书信集》之“memarial”，应为“memorial”；《陈寅恪集·书信集》之“十月十九日”，衍“日”。经对照第463号信札，《陈垣来往书信集》之落款“寅恪”，应作“寅恪顿首”。

第464号信札，内容系陈寅恪请陈垣代查元人布拉特阿哈事迹。作者先在“布拉特阿哈”名下用圆括号注明其身份——“（元世祖时派赴波斯者）”，再于其名左侧空白处示以材料出处——“新元史卷二十八十六页上氏族表上”，继而于其名右侧信笺红框上补书六字——“其父名卜儿吉”。因此，《陈垣来往书信集》释读为“顷欲检布拉特阿哈（元世祖时派赴波斯者，《新元史》卷二十八、十六页上，氏族表上，其父名卜儿吉）事迹”是稳妥的；而不宜处理为“顷欲检布拉特阿哈（元世祖时派赴波斯者，其父名卜儿吉。新元史卷二十八，十六页上，氏族表上。）事迹”。

第466号信札，末句为“俟星期六会见后即可将昨谈事办妥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将“俟”认作“僕”（“仆”之繁体），似是而实非，《陈寅恪集·书信集》各版皆正确无误。

三、整理信札其次难在“认事”

陈智超将书信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或“五释”：（1）“认字，作出释文”；（2）“认人，即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3）“认时，即确定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4）“认地，即确定写信地点及收信地点”；（5）“认事（释事），也就是解读书信的内容”。后面四项实则可以浓缩为“认事”，而写信时间的确定无疑是关键和难点。

第454号信札，系陈寅恪替清华教员王庸向陈垣商借《殊域周咨录》，署时只有“二月三日”四字，《陈垣来往书信集》与《陈寅恪集·书信集》均未考辨其年份，实际上还是有文章可做的。1926年夏，王庸自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留校担任李济的助教。1928年6月，王庸辞职南归，至南京女子高中任教。1929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担任讲师。此后未再回清华任职。据此推知，陈寅恪出面为清华教师王庸借书一事，“或为1927年或1928年”。

第455号信札（见图2），开篇即以傅斯年核准“援厂先生件”之要事相奉闻，可见此事久为双方所牵挂。但此信与其他各信一样，信封阙佚，署时略作“三月一日”。陈智超对此信写作年份（1929）的确定，堪称经典之举。他结合陈寅恪致傅斯年一函（信末具时为“三十一日”），以及陈垣致陈寅恪、刘复函（末署“一月卅日”），将整个事件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1928年，傅斯年在广州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成立敦煌组研究敦煌文书，并因寅恪先生建议，请援庵先生负责敦煌组，出版《敦煌劫余录》。1928年12月14日，傅有信给在北平的陈寅恪、刘复两位，请他们将此意转达援庵先生（此函不存）。1929年1月30日，援庵先生致信陈、刘，表示同意。因为三人同在北平，所以第二天（1月31日），寅恪先生即将援庵先生函转致傅斯年先生，并表示同意援庵先生的方案。同年3月1日，寅恪先生致函援庵先生，告知中央研究院已核准此方案。1931年，《敦煌劫余录》由中央研究院出版。”

图2

值得补充的是，陈寅恪应邀而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发表在1930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次年3月，《敦煌劫余录》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四正式出版，卷首仍是陈寅恪的序，可见陈垣对此序十分看重。陈寅恪在序言中，有针对性地批驳了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写本价值不高这一错误认识，认为综合数量、质量而言，残存的这批八千多轴经卷毫不逊色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捍卫学术尊严之心一如既往，争创世界级成就之志有增无减。

第463、465号信札，皆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相关。前者意在将伯希和在巴黎的住址告知陈垣（末署“三十一夕”），盖陈寅恪曾由王国维作书介绍，在巴黎拜访伯希和；后者系回忆昔年在伯希和家中“匆匆一见”《元朝秘史》（又称《元秘史》）韩泰华藏本的大致印象。

陈智超搜获的伯希和致陈垣信函仅有两通，分别写于1927年7月12日和1931年3月26日，原件皆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可见写信地点为中国而收信地点为法国，又可证最迟1927年7月陈垣与伯希和已有书信往还。陈垣致伯希和信函，也留存两通：一通作于1933年1月23日，为了说明韩泰华藏本《元朝秘史》的由来及相关情形。其时，来华访问的伯希和刚刚向北平图书馆赠送韩本《元朝秘史》的照片，在与陈垣对谈时自然涉及此本之来历，故陈垣归而有此书面答复。另一通作于同年2月13日，系陈垣邀请伯希和赴宴的便笺。

伯希和此次访华，1932年12月到达中国，1933年4月返回法国。鉴于现有资料仍显不足，陈智超推测第465号信札大约写于1932年5月4日，第463号信札之写作年月则暂付阙如。应该说，这样的处理还是慎重而得体的。相比之下，另有研究者似乎将陈垣1933年1月23日致伯希和函的收信地点从北平“假设”成了巴黎，据而大胆推定陈寅恪告知伯希和地址一信（即第463号信札）“作于1932年12月31日”。如此解读，似不严谨。

四、整理名人手札尤须一字不苟

陈寅恪致陈垣手札，迄今披露的共计18通，此次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成功征集到其中的17通，唯一失收的一通，内容系1937年5月15日代替表弟俞大维询问“《超性学要》上海土山湾本与近北平刊本有无异同”。据了解，该信此前已花落他家，留下了暂难弥补的些许缺憾。

名人手札尤其富有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更是超乎寻常。其文献价值相对稳定，能否充分利用，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能力和水平；其文物价值则有涨有跌，聚散无常、时隐时现也就顺理成章。事实证明，合法有序的市场行为，同样能为文物护存、学术传薪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传承有绪的这一批陈寅恪函札以近乎完整的姿态集中亮相，不但为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零距离瞻仰大师遗墨的难得机会，而且为研究者提升“认字”“认事”的精确度带来了最大的可能性。作为文物收藏者，得之固喜，失亦不忧，似乎不必为执念所困；而作为学术研究者，却必须秉持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如此才对得起“史学二陈”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