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案纪实:山西太原 02年血案突发四年未破，寻踪觅迹凶手难逃法网

一、小村惨案几乎“零线索”

时间追溯到2002年9月17日(当年中秋节次日)凌晨,一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南格村,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被歹徒残忍地杀害。

案发地南格村位于小店区北格镇最南侧,就坐落在太原至西沟与南边通往榆次两条公路的夹角处。案发现场位于南格村西南角的一户农家小院,如果由通往榆次的公路进村,东侧第一家便是。

现场惨不忍睹。两具女尸横卧在床上,年轻女子的颈部有一道深深的勒痕,中年妇女的胸部几乎没有完好之处,床上被鲜血弥漫。经过细致勘查,刑侦技术人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根据死者胃内残留物及尸斑所呈现的情况推断,死亡时间应在9月17日凌晨1时左右。

二、两名受害者系母女关系,母亲42岁,被凶手用利器捅死;女儿20岁,被凶手用电线勒死,但母亲的胸口处竟集中了35处创口,可见凶手极度残忍并与其仇恨之深。

三、现场留有两枚清晰的足印,凶手应在两人以上且身高在1.76米左右。

四、根据现场周围尚未发现有交通工具停留痕迹判断,凶手应是本地人,至少对受害者家庭情况和居住环境较为了解。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和公安小店分局北格派出所的民警们挨门逐户地进行调查走访,很快,关于受害者的相关情况被专案组掌握。

被杀害的母亲曾在村委会当过四年的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工作,于1998年卸任,后来在亲戚家办的一个小工厂里帮忙做生意。莫非她在任职时,因为调解村民的矛盾得罪过人或者因为生育、节育的事儿与谁结了怨?但是,侦查员们经过一番调查了解,这种可能被彻底否定。被杀害的女儿生前在太原某大学读书,因患病在家休学,而母亲为了给女儿治病,便放弃了手中的一切活计在家陪伴,直到双双被害。经过调查走访,该女在学校和社会上均未发现有复杂交往关系。

而村民们正在悄悄议论的不同版本的传言和说法,也马上反馈到了专案组并被逐一查证和落实:

案发前,受害者家里曾收到一笔八万元的汇款,会不会是这笔高额汇款惹来了杀身之祸?但死者的丈夫对警方的询问一无所知。走访当地信用社及邮政储蓄所也未发现在案发前一段时期内受害者家里收到过大额汇款。

案发前,受害者刚刚购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但保险是2002年7月购买的,事隔才两个月,还是死者向人家借钱上的保险,况且保额仅为一万元,而保单一直在案发中心现场封存着,“骗保”的可能被否定。

案发前,就在9月15日晚,曾有一男一女在受害者家过夜。经过调查,人家系夫妻关系,那天从古交来太原办事因误了返程的汽车就被热心的女主人邀请到自己家留宿,第二天就走了,并无作案嫌疑。

案发前,在西南路口饭店门前,停着一辆红色汽车,车牌是内蒙古的……

据受害者的二女儿讲,在出事前一天,她家丢了一把大门的钥匙,但警方无法查实这把钥匙究竟被何人捡到,是否用来作案。

据受害者的亲属反映,曾有人给死者打过骚扰电话,恐吓她的家人。但经过调查了解,当时打电话的是死者的两个朋友,因为非常要好,所以就在正月里的某一天跟女主妇开了个玩笑。

在侦破过程中,专案组几乎查遍了所有的“可能”,而对群众反映的“线索”,警方全部认真细致地进行了“过滤”。可是,一切依然是渺茫。但是,侦查员们还是夜以继日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市局领导、分局领导到专案组成员和普通民警,大家都在心里头和自己较着劲儿:不破命案誓不罢休!

二、四年之后悬案突现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格村的村民或许已经渐渐淡忘了这起命案,小村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到处能看到人丁兴旺、收获丰收的景象。然而,太原警方却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放弃公安机关肩负的职责,依然在时时刻刻“盯”着这起命案。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燕和平在全国开展的侦破命案专项行动中多次强调:“现发的命案要迅速侦破,久侦未破的命案更要加大办案力度不积案,要对人民群众有个圆满的交待。”

其实,几乎没有人知道,自从“9·17”特大杀人案发生后,就已经成为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班人”和所有参案侦查员们的一块“心病”。每到中秋佳节,市局分管刑侦工作副局长张金维就会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又是一个月圆时,那个母女俩的案件我们还没破呀。”每到侦破一起又一起大要案后,刑侦支队支队长王涛总是提醒部下:“作为太原市公安局的拳头部队,‘南格’的案子一定要有结果!”

可以说,大家都觉得自己在欠着一笔债,而这笔债就是对老百姓要有个明明白白的交待!要让生者安心,死者瞑目!要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处!

转眼间进入了2006年,公安部将本年度确定为公安工作“基层基础建设年”,太原警方组织广大民警开展了“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练兵活动,从市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到派出所的普通民警,尤其是曾经参加过“9·17”案件侦破工作的领导和刑警,大家把岗位练兵定格在每一个具体工作环节中,对“9·17”案件继续锲而不舍地进行“追踪”,如遇有蛛丝马迹便一抓不放,而且把“9·17”一案与所有的案件并案侦查。虽然,三年多来,民警们饱尝了群众许许多多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艰辛与无奈,但是,职业使然,没有一个人叫屈喊累,太原市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放弃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2006年3月5日,星期六。“2002·9·17”命案侦破工作终于迎来了转折点!一条极其有价值的线索被警方锁定: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张花村32岁的赵跃红与“9·17”命案难脱干系。于是,燕和平局长立即作出了指示:“抓住线索,把握战机,快侦快破!”

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权志高和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张金维、刑侦支队支队长王涛马上开了“碰头会”,制订出了周密详细的抓捕方案。随后,刑侦支队重案一处的侦查员们立即投入工作。

3月9日晚7时许,重案一处副处长张维屹带领侦查员经过近八个小时的守候将躲藏在出租屋内的赵跃红擒获。那一刻,赵跃红面色如土。在警车内,他的身体不停地发抖。之后,他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供出了同伙。

56岁的张永生和受害人同住一个村,系“9·17”命案的首犯。3月10日凌晨,重案一处的侦查员在北格派出所所长王跃娃等人的配合下以查车为由敲响了张的院门。

狡猾的张永生没有出门,而是让他的二儿子出来打探情况,心怀鬼胎的他立刻爬上了房顶,一是为了观察动静,二是为了便于逃跑。当得知“附近出了交通事故,‘交通警察’正在查找肇事车辆、寻找证人”时,他才从房顶上磨磨蹭蹭地走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侦查员们立刻扑了上去!但是,张永生一家五口也闻声冲了出来,他(她)们发疯似地撕扯着民警的衣服,一边唾骂,一边拉扯,张的二儿子急红了眼,拿起两块砖头将警车的前车窗砸碎,又窜到后车窗和车门处狠砸,还叫嚣着要回屋拿刀子。为了制止暴力抗法和防止犯罪嫌疑人脱逃,重案一处处长杨志强不顾个人安危紧紧抓住强烈挣扎的张永生,被歹徒用砖头砸伤,侦查员李永平也在这次抓捕中受了伤。在这种情形下,民警不得不鸣枪警告!张永生落网!

33岁的犯罪嫌疑人崔铁虎也是张花村人。这个游手好闲的村民,几乎窜遍了全国各地,长期靠“跌码码”敲诈为生。3月11日,警方获悉崔已和一个女人流窜到了阳泉,但不知他居住在何处。怎么办?警方决定大海捞针!于是,在重案一处副处长张维屹的带领下,三大队大队长王俭及侦查员们走遍了阳泉市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旅馆,在住宿登记册上寻找着线索,终于在当日下午查到了其蜗居的地点,在阳泉一家小旅馆内从被窝里将崔铁虎“拎出”。据审查,他已流窜作案30余起。随后,27岁的犯罪嫌疑人崔新刚归案!

张永生系小店区北格镇南格村人。1995年春季,他与受害者的弟弟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开歌厅。但好景不长,张永生和受害者的弟弟因经济纠纷矛盾日益加深。在又一次发生的经济纠纷中,受害者的弟弟带人砍伤了张永生,使他身上挨了八刀。不久,小店区法院以轻伤害判了行凶者六个月,并赔付了9000余元的医疗费。但是,出院后的张永生却总是窝着一肚子的火,认为受害者弟弟及其家人打他的事儿法院给判轻了,赔偿给少了,他要求一刀赔一万。一天,受害者的弟弟再次领人跑到张永生家吵闹。就在乡邻劝走了“不速之客”后,张永生的脑海里顿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从此,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报复计划而到处“招兵买马”。犯罪嫌疑人赵跃红就是他下的第一个“套”。因为沉溺于赌博,赵不仅手头紧张,而且还借了高利贷,于是,张永生就引诱他出去抢钱,说这样既能解燃眉之急,又比靠干活挣钱来得快。而犯罪嫌疑人崔新刚喜好上网,他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网吧,穿梭于那些血腥场面中。他的妻子曾经不止一次地和他吵闹:“玩!玩!玩!看哪天把你自己也玩进去!”

后来,崔铁虎也成了这个团伙的成员。赵跃红、崔铁虎、崔新刚“结盟”就是为了抢钱,而张永生本人却是要利用他们成为自己的帮凶,去和他报复杀人!

2002年9月17日下午,蓄谋已久的张永生纠集了同伙,他们向犯罪的边缘迈出了第一步。凌晨,他们攀墙入院,踹门入室,在发现屋内并没有受害者的弟弟而只有两个女人时,他们仍然毫无人性地实施了罪恶。杀人后,这伙歹徒抢走了32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每人分得了带血的赃款800元。从此,赵跃红、崔铁虎开始四处流窜继续作案。

所幸的是,那天晚上,受害者的弟弟因为有事没有到姐姐家,而她的二女儿因为去奶奶家送刚打好的月饼而留宿没有回自己家便逃过了这一劫。

三、迟到的悔恨还有多少

3月14日。太原市看守所。

崔新刚,27岁,在作案时年龄23岁,是该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小的。他是这样哭诉的:“当我看见张永生在那个妇女的胸部一连刺了十几刀,鲜血汩汩地流出后,我们被吓得说话全变了调。我心里在说,妈呀,这辈子全完了!杀人分了钱后,我偷偷地溜回了家,老婆问我去哪了,我吓的说不出话来。当时她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我特别害怕,我怕孩子一出生就见不到了父亲。打从那天起,我就怕见红色,经常是一见到饭菜就呕吐,我爱人问我怎么了,我知道这是条件反射,但由不得自己。三年来,我经常睡不着觉,为了不想那件事儿,我外出打工,拼命地干活,想强迫自己忘掉自己的罪恶,但是做不到。每当我用自己靠血汗挣的钱领着妻子和孩子出去游玩时,我总是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在和家人团聚?我是9月17日杀的人,我女儿是两个月后出生的。她出生那天,我在医院里号啕大哭,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妻子和女儿。我恐惧有那么一天,孩子长大后无法面对社会,人们会谴责她、讥讽她,你爸爸是个杀人犯!我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妻子,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希望她一定不要像我父母那样从小就溺爱孩子,要好好管教孩子,要……”

赵跃红是如此描述的:“杀人后的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太阳都是血色的,特别刺眼,我就对崔铁虎说,咱们快逃吧。三年来,我的噩梦特别多,心理压力特别大,要是我不参与赌博,不借高利贷,不去抢钱多好啊,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赵跃红还给家里写了一封诀别信,大意是:希望哥哥和妹妹今后替自己为父母行孝,不要让多病的母亲看新闻。他还委托家人把房东三个月的房钱共计216元交了,再去一趟榆次某工地,把自己还没结算的工资结了。他说,人哪,千万别做坏事,否则没有后悔药吃!

而已是满头白发的张永生则抱怨看守所不如家里好。他说他最大的心病是担心老伴儿的身体,还挺想自己的孙子,还有二小子,他性格暴躁容易惹事,希望他多学点法律常识,做个守法的人。

当问及对受害者一家他想说点什么时,张永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我对不起她们,现在想一想,这究竟是图了什么?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可是,我连悔过的机会都没有了。”的确,像他这把年龄的人,本该坐在家里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极度的狭隘和强烈的报复心使他在终止她人生命的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四名犯罪嫌疑人在落入法网后都表示了内心的忏悔,都说对不起受害者的冤魂。然而,古人又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