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双重亲家、密战女杰张文秋

她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两个女儿刘思齐、邵华先后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她是密战女杰，周恩来亲自送她加入“谍王”佐尔格的“拉姆扎”情报组；为了秘密工作需要，她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四次与同志假扮夫妻。“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有感于她的传奇经历，专门为她撰文《共产党员单菲》。

毛泽东亲自为两个儿子向她提亲

两桩婚姻有源更有缘。说有源，早在大革命时期，张文秋就与毛泽东一家相识了。说有缘，初次登门拜访毛泽东，张文秋就见到了她未来的两个女婿毛岸英和毛岸青。

那是1927年4月初，张文秋和未婚夫刘谦初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题为《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的演讲，深受触动，意犹未尽，决定登门拜访毛泽东，就时政和农民运动等问题进一步向毛泽东请益。

刘谦初

毛泽东对他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接待，欣然与他们畅谈国际国内大势。期间，杨开慧热情地端来茶水和瓜子招待他俩，她的身后跟着两个灵俊可爱的小男孩儿，一个四五岁，一个三四岁，端着一盘花生、一盘糖果，送到刘谦初和张文秋面前。

张文秋亲昵地抚着弟弟的头，问他们叫什么。哥哥抢先说：“我叫毛岸英。”弟弟腼腆地跟着说：“我叫毛岸青。”张文秋赶紧从盘中抓起花生塞给两个小可爱，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哥哥说：“谢谢！”为了不影响大人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出门时，岸英岸青回头向张文秋招招手说：“再见！”

姻缘或许就在这一刻悄然注定了，张文秋在回忆录中说：“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以后会成为我的女婿。”

4月26日，张文秋与刘谦初喜结良缘。婚后第三天，刘谦初随北伐军第十一军开赴郑州，辗转河南多地，追随中央到武汉、上海，后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张文秋随后也被派往山东，任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机要秘书。两年后的1929年8月，刘谦初因叛徒出卖被捕。张文秋同陷囹圄，遭关押数月后获释，在组织安排下前往上海。

1930年3月，张文秋在上海红十字医院生下一个漂亮女儿，遵照刘谦初在狱中给孩子起的名字，叫思齐，表示永远思念山东的意思。随后，她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狱中的丈夫。次年2月，在组织安排下，张文秋前往狱中探望刘谦初，她告诉丈夫女儿长得非常可爱，很像爸爸，可惜还太小，不能带来看望爸爸。刘谦初多么盼望有一天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抱一抱亲一亲自己的亲生骨肉，可这一天他竟未能等来。两个月后，敌人杀害了刘谦初。

张文秋与女儿刘思齐在上海

丈夫牺牲后，张文秋化悲痛为力量，重返上海坚持隐蔽斗争，幼小乖巧的思齐既是她的心灵慰藉，也成了她从事秘密工作的有效掩护。1937年9月，张文秋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在那里邂逅红三军团大队长、伤残老红军陈振亚，俩人相识、相恋、结婚，生下女儿邵华。

张文秋与陈振亚

这期间，金维映等人编排了话剧《弃儿》，剧情是一对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夫妇被捕入狱，丢下幼小的女儿无人照顾。小思齐能歌善舞，聪明活泼，外形又好，被选中扮演弃儿。“扮演妈妈的演员是刚来延安的江青，演得很动情。小思齐也很入戏，形象塑得很逼真。” 观看演出的毛泽东喜欢上了小思齐，得知是张文秋和刘谦初的女儿，欣然认了小思齐做他的干女儿。如同当年在武汉，这桩干亲为毛岸英和刘思齐埋下的姻缘种子，恐怕谁都没有预见到。

193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送陈振亚等一批伤残军人前往苏联休养学习。不料途经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扣留，陈振亚被毒害致死，张文秋等一批同志历经4年软禁、4年囚禁，终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此时，刘思齐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毛岸英也已从苏联回到延安。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张文秋被任命为石家庄建设学院政治处副主任，后转至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供职。刘思齐被送入华北育才中学学习。育才中学由石家庄迁至阜平县城的城南庄，离西柏坡很近。作为干女儿，刘思齐经常去西柏坡看望毛泽东，而此时毛岸英也随父亲住在西柏坡，俩人逐渐成为好朋友。

同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通过刘少奇约见张文秋，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5点，在聊家常的轻松气氛中，深入了解张文秋和刘谦初及其家族各方面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家庭和岸英的各方面情况向张文秋作了详细介绍。随即，毛泽东对张文秋说：“岸英和你的大女儿很要好，已经通信好久了。他说，他很爱思齐，思齐也很爱他，他们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意见怎么样，你对这个女婿满意不满意？”张文秋表示知道两个孩子通信、要好的情况，对他们订婚很赞成，主席既然同意了，她非常高兴。

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婚礼，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喜结连理，源于22年前的那颗姻缘果子瓜熟蒂落。回到家中，张文秋抚着二女儿邵华的头说：“如果思齐的爸爸活着该多好哇！他今天得多高兴啊！” 那一刻她大概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二女儿将在10年后让她跟毛泽东这个亲家亲上加亲。

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儿媳刘思齐、小女儿李讷合影

随着岸英和思齐结合，弟弟岸青和妹妹邵华接触日多，渐行渐近，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也在悄然绽放。毛泽东再次亲自出面，为小儿子的终身大事向张文秋提亲。张文秋说：“只要孩子们幸福，我没意见。”

1960年6月，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张文秋与毛泽东亲上加亲，成了双重亲家。据邵华的回忆：1970年1月，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出生了，77岁高龄的毛泽东极为高兴，亲自给孙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大名：毛新宇。

周恩来亲自把她介绍给“谍王”佐尔格做助手

在世界情报史上，佐尔格因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而被誉为“红色谍王”。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情报小组建功于东京，但起步蓄势则始于上海，张文秋正是佐尔格亲自点名、周恩来亲自派遣到“拉姆扎”小组协助工作的中共干部之一。

佐尔格为什么会点名张文秋加入？此事要从一次神秘的会面讲起。1930年初夏的一天，刘谦初（刘思齐之父）的燕京大学同窗好友董秋斯打电话给张文秋，邀她到家中商量重要事情。董秋斯是著名翻译家，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大卫科波菲尔》深受读者欢迎。董秋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帮助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席、《世界文学》副主编。

张文秋来到董家后，董秋斯说有位客人想见见她，将她引荐给客厅就座的一位三十七八岁的外国男子，并用她不常用的化名“羡飞”向对方介绍说：“这就是羡飞同志。”随即与外国男子用英语交谈起来，既没有向张文秋介绍这位外国男子，这位外国男子也没有自我介绍。这时，与外国男子同来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紧拉起张文秋到董家隔壁的亭子间，去看望与奶妈一起居住在那里的小思齐。

这一连串的举动让张文秋心生疑惑，董秋斯似乎有意要避开自己与外国男子交谈，史沫特莱似乎也是有意拉自己离开，看来交谈的内容与自己有关，可究竟谈了些什么，直到外国男子走后，董秋斯也只字未提。

转眼到了1931年9月底，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带着张文秋，乘车来到法租界一家高档宾馆。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男子正在房间里等候他们，张文秋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在董秋斯家见到的那个外国男子。

周恩来对张文秋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张文秋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作出适当的安排。”佐尔格感谢周恩来的帮助，希望再给他调几位来。周恩来满口答应说，你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二人接着就当下时事作了简短交流，随后周恩来起身告别，并叮嘱张文秋好好工作，干出成绩。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问张文秋：“你认识我吗？”张文秋说：“认识，在董秋斯家见过你。”佐尔格笑着说：“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点名要你来帮助工作。”张文秋这才明白，那天在董秋斯家，是佐尔格刻意安排的面对面考察。

张文秋在佐尔格情报组的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事情报材料整理分析工作，每天从公开发行的各类报刊上搜集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分类摘录，整理成文，报佐尔格审阅后译成俄文或英文上报共产国际。第二阶段负责南方联络站，接受、上报南方几省送来的情报材料，其间她还曾秘密往返香港递送文件、传达指示，圆满完成机要交通任务。第三阶段奉命深入上海浦东区英美烟厂了解工人罢工运动情况，弄清敌人破坏、镇压工人运动的具体计划，“以便帮助中国党采取对策”。

1933年6月，佐尔格小组撤回苏联，张文秋将近3年的国际情报工作圆满结束，转往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总部情报处处长美军少将查尔斯·威洛比在东京查获佐尔格案件的档案，据此撰写了《苏联间谍大师》一书。书中所引审讯记录显示，佐尔格本人被捕受审时，缄默未提与中共之间的情报合作，坚称自己在上海期间，“一直刻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情报小组内虽然“有些人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但没有一个是党员”。随着佐尔格牺牲，其与中共这段鲜为人知的合作沉没史海。

张文秋在回忆录中披露中共与佐尔格情报小组之间的情报合作，特别是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佐尔格、调派中共干部协助工作一事，在海内外引起极大轰动，为研究“谍王”佐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人证和史实。

先后四次与同志假扮夫妻

第一次假扮夫妻，张文秋的“丈夫”是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刘先源化名李文清，对外身份是中学教员。张文秋化名李丽娟，对外身份是小学教员。他们的“家”是湖北省委秘书处的掩护机关，上对中央，下对基层，是省委上传下达的中枢。

假扮夫妻的第一个晚上，保姆帮助收拾床铺时疑问：“少奶奶，你们怎么只有一套被褥？”

张文秋机警地回答说：“刚搬家没有带来，先生的被褥在学校里，等一会他去拿。”

刘先源故作亲热地说：“不必拿了，我们就盖一床被子。”

保姆离开后，张文秋紧张了：两人睡一张床，盖一条被子，这假夫妻怎么做？刘先源看出张文秋的担心，很快出去弄来一套被褥和枕头，又从另一间房拉出一张行军床，摆在窗户下面，铺好被褥，说明天上午要去开会，今晚要早睡，说完倒头便酣睡起来。张文秋和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是睁着眼熬过了做假扮夫妻的第一夜”。

不久后，刘先源调往中央工作，“夫妻”二人就此分别。

第二次假扮夫妻，“丈夫”是中共早期著名革命家、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俩人“结合”，是为了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筹备、组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林育南化名赵玉卿，对外身份是南洋华侨富豪，实为“苏准会”总支书记。张文秋化名张一萍，对外身份是富豪夫人，实为“苏准会”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秘书。

领受任务后，“夫妇”二人选中今北京西路常德路口一处三层连栋楼房，以每月60两白银的重金将此“豪宅”租下，作为“苏准会”机关30多人的办公地。“老板”和“太太”的豪华卧室在二楼，周恩来检查时，特意嘱咐张文秋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式睡衣睡帽，在床前摆放男式拖鞋，使卧室更像“赵老板”夫妇的起居之处。

当时林育南已有家室，妻子李莲贞和3岁的女儿住在愚园路全国总工会机关。林育南原是“全总”秘书长，调来“苏准会”后，按秘密工作规定原来机关的人不得与他公开接触。有一次李莲贞收到一份紧急文件，必须立即交给林育南本人处理，情急之下带着孩子赶来“苏准会”机关，因为这时林育南公开的“妻子”是张文秋，李莲贞只能以“妹妹”身份出现，称林育南“大哥”，称张文秋“大嫂”，女儿听了连说：“不对不对，爸爸不是妈妈的哥哥，妈妈也不是爸爸的妹妹。”又指着张文秋说：“这个阿姨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林育南严肃批评李莲贞不应该带孩子来，万一碰上敌人，孩子刚才那番话就会暴露党的机关。李莲贞母女此后严守规定，再也没有来过。林育南白天在“公馆”办公，夜里悄悄回去看看妻女，他和“太太”那间豪华卧室，白天是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谈工作、批阅文件的办公室，晚上则是张文秋独自休息。

1930年5月20日，来自中央和全国19个根据地的代表共80余人齐聚“赵公馆”，以“赵老太爷八秩寿辰”为掩护，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应对敌人搜查，会场布置成气派的寿堂，请一位同志的老父亲扮演“赵老太爷”，在会场隔壁房间等候，随时进入寿堂接受来宾贺拜。大会闭幕后，“老板”林育南和“太太”张文秋“解除婚约”，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1931年初，林育南不幸被捕牺牲。

第三次假扮夫妻，“丈夫”是德国籍华人、共产国际情报员吴照高。张文秋加入“拉姆扎”小组工作后，佐尔格交给她的任务是与他手下谍员、华裔德籍共产党员吴照高假扮夫妻，以此为掩护搜集整理公开情报。

吴照高和张文秋遂以“夫妻”名义在福开森路和吕班路各租下一栋3层洋楼，作为搜集、研判情报信息的秘密机关。两处楼房里都“雇用”了中文秘书、翻译、报务员、打字员、厨师、采购、司机、保姆、门卫等工作人员。

吴照高白天利用与张文秋共进午餐、晚餐的时间交流工作。夜晚，假扮“太太”张文秋独自住在2楼主卧，“丈夫”吴照高则与其真正的苏联妻子住在3楼。1933年6月，吴照高随佐尔格撤回苏联，张文秋转往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夫妻”二人各自奔赴新的战场。

第四次假扮夫妻，“丈夫”是中共浦东区委书记李耀晶。还在与吴照高假扮夫妻期间，张文秋奉佐尔格之命深入浦东区英美烟厂搜集相关情报。时任浦东区委书记李耀晶在为张文秋租房时，房东们都不肯租给单身女客，只愿租给有家室的人，李耀晶只得说张文秋是自己的妻子，并以他的名义租下了房子。他建议张文秋把女儿也带来住在一起，有个小孩就更像个家庭了。

李耀晶的意见得到吴照高同意。于是，张文秋与吴照高假扮夫妻的戏还没演完，又与李耀晶假扮夫妻，建立起一个“三口之家”，上演了假扮夫妻的“剧中剧”。“夫妻”商定，李耀晶平时不在这里住，只有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来看望“妻女”，实际上是来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张文秋则每周去一次远东情报局机关传递情报。

一次俩人谈工作至深夜，为避免房东和保姆怀疑，李耀晶决定留宿不走了。张文秋一听心生疑虑，一时有些担心。李耀晶看出她的心思，抱起一套被褥铺在地板上“不声不响地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悄然离去，恰好遇到保姆，便说有事要一早出门。张文秋躺在床上想：“我又碰上了一个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有这么多好同志，事业怎么会不兴旺发达呢？李耀晶真是一个有着水晶般心灵的人。”

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决定派遣李耀晶和张文秋前往德国学习，经请示吴照高同意，俩人商定将小思齐托付给李耀晶在老家的母亲照看，张文秋着手为孩子准备行装，李耀晶则夜以继日攻读英语为赴德学习作准备。然而，就在这期间，李耀晶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受尽摧残却宁死不屈，终被敌人折磨致死。

史沫特莱撰写《共产党员单菲》

1930年春，中央安排张文秋到“苏准会”工作时，她就在董秋斯家隔壁租了个亭子间，让奶妈带着思齐住在那里。董秋斯夫妇对她们母女给予了极大帮助，承担了奶妈和思齐的生活费用，董秋斯夫人蔡咏裳每天都要到亭子间去看望思齐几次，张文秋工作之余时常到董家看望女儿。史沫特莱也常到董家做客，她极其喜欢小思齐，第一次与张文秋见面就提出想把思齐带到美国抚养教育，等孩子长大后再还给张文秋。张文秋自然不忍割舍爱女，但却因此对这个善良友好热心的美国朋友产生了好感，俩人逐渐成了好友。董秋斯夫妇迁往澳门工作后，张文秋与史沫特莱的交往一度断线。后来，她们通过共同的朋友陈翰笙夫妇重新取得联系。

一天，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告诉张文秋，史沫特莱想把她的革命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书，让世人了解中国妇女是怎样在革命道路上奋斗的。张文秋推辞不成，又不能贸然同意，只得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欣然同意：“史沫特莱是一个进步新闻工作者与作家。她要你去讲经历，是为了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和受压迫妇女反抗斗争的情况，这对唤醒妇女参加革命是有益的。……但是不要写真实姓名和真实地名，要防止国民党抓人。”于是，通过顾淑型翻译，史沫特莱了解到张文秋的身世和革命经历，用张文秋的化名写下了《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一文，1931年5月在美国《群众》杂志刊发时改题目为《共产党员单菲》。这篇文章1984年被译成中文，收入史沫特莱所著《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一书。

史沫特莱在文末深情地写道：“她的眼睛乌黑，但这双眼睛里闪闪发光，好像可以看透比中国漫漫长夜还要黑暗的昏天黑地。她身体结实，像个农民，看来很难把她同泥土分开，这是她的命根子，她牢牢地扎根在这片泥土中。说她漂亮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是，难道泥土不漂亮吗？”

晚年张文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