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潢师丨回忆潢川县立简师

文：耿明达

提起潢川高中、潢川师范，人们便会联想和追溯到建国前的省立潢中和九区联师。然而，对于颇有影响的潢川县立简师，却很少述及。潢川县师，当时是办得很活跃的一所公立学校，它为推动潢川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该校的师范部与联师合并，改为潢川师范。至此，县师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潢川县师创立于1940年，全称为“河南省潢川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此之前，潢川曾办过一年制单科师范，因不能满足城乡对小学师资的需求，遂又办了一所县师。该校设在文庙(今县委会院内)。学制先是四年，至1945年又改为三年，每年春季招生。经费由上级拨给。学生不交学费只交书杂费。政府每月补助每个学生二市斗小麦，但不能兑现，常被当局借故克扣。我曾当过学生代表，向当时县的财粮科和田粮管理处追要此粮。该校女生多于男生。女生多为城内上层人士和富人商家之闺秀，男生多为城内市民及农户之子弟。由于女生占优势，所以学校的一切活动，颇为引人注目。每当重大节日举行检阅时，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以整齐的步伐，飒爽英姿地列队前进，别有一番娘子军的风韵。特别是一些人品出众而又比较活跃的所谓“校花”，往往是国民党军官追逐的对象。为此，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的管理都很严谨，一般不让国民党官兵进学校；学校与家长也不让女孩轻易出门。尽管如此，常有女生在路上遭国民党军官的猥亵

该校还同时招初中班(自费生)，名曰：“县中”。学校前院设有县师附小。

县师的历任校长是：梁持静、马孟萱、张承先(潢川县长兼任，实际是丁德恒主持工作)、张翼等。历任教导主任是彭立武，童xx。训育主任是杨笠僧、童xx、王子敬。军训教官乔云从、李幼民、饶xx、刘志超。

县师设置的课程，有公民、国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军训、体育、音乐、美术、园艺等。

校方对公民课极为重视，一般都由训育主任主教。课本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等。

1945年-1947年，正处于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期。此间，国民党对学校的军训课尤为重视。公立中等学校，都派国民党军官任军训教官，并领导三青团区队活动，还配合训育主任抓政治工作和纪律，进行法西斯教育。1945年-1946年，丁德恒任校长，李幼民任军训教官时，对学生的要求更为严格。每天早晨必须上早操，无论住校或外宿，不分男生或女生，均不例外。校长手拿木板站在门口，集合号刚落音，凡迟到者都要挨板子。此时，跑得快的挨一板子，跑得慢的要挨二、三板子。每天有学生值日，大队长身披红黄指挥带，轮流值日。上午第一节课前，全校学生集合，由值日大队长向训育主任或教官报告人数，然后进行升旗。接着，由校长或训育主任、教官训话。中午放学也要整队集合；下午集合降旗后才放学。集合时，“立正”口令后，不准有咳嗽声，否则就要罚跪，夜晚坚持自习，熄灯号过后，教室、寝室不准再有灯光，教官或训育主任还要去寝室检查。每星期一第一节课，全校师生一起集体举行纪念周，地址是学校礼堂(今县委小礼堂旧址)。首先由校长面对孙中山遗像领读《总理遗嘱》，全体学生跟读，接着是校长讲述本周的学习安排。星期六下午的第二节课，各班开周会，由学生干部领读《总理遗嘱》，国文教员作辅导。学校对学生着装要求整齐划一，男女生一律绿色(系白土布用槐树花煮染)军帽、军褂、军裤，白底黑帮鞋，黑袜，白手套，缠绑腿，腰束皮带，左胸前佩带校章。每年春季“五四”青年节、秋季“双十节”，各校学生同当地驻军一起，到卢家大操场(今棉纺厂东家属院)参加检阅时，特别引人注目。

为迎接检阅，事前在校内要进行反复操练，要求步伐一致，动作整齐。二声令下“敬礼”!只听哗啦一声，银光一闪，宛如条条白带，平列在广场之中；喊“礼毕”时，又是哗啦一声，白带倾刻消失，颇为壮观，观众为之叹服。

军训课一是进行课堂教学，一是实际操练。课堂教学主要讲解《步兵操典》——强调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实际操练主要是演习军事基本动作，学生们对此也最为害怕。特别是李幼民任教官时，学生一听说要进行室外操练，无不胆战心寒。集合前，大家慌忙整装，不敢有半点疏忽，站立姿势或动作稍有不逊，就要遭受拳打脚踢。所以，学生只要一见教官腿就打颤。学生最害怕的是出队单个教练——“拔慢步”，此时要抬起一只腿，上身挺立不动，长时间不让放下，稍一不稳，教官就不留情的用拳捅来，受惩者不是后仰倒下，就是连退数步才能站住。有的学生如此练习三、四次，教官方才罢休。对此，学生们敢怒而不敢言。特别是在炎夏之际，一堂军训操练后，浑身汗水浸透，腰间出现一圈褪色白绿色皮带印。女生对军训课既恐惧又害羞。有一次，饶教官上课，四年制一姓朱的女生便受到一次非人道的惩罚。这位女生个子高，容貌俊秀，年约二十五、六岁，是学校的高才生，由于在操练中表现羞窘，教官认为她有意傲视自己，于是，便令该生两臂高举，两手伸开，两膝向前弯曲站立着，致使该生泪流满面。其他教师和学生见此状深感同情，但也爱莫能助。

国民党对学校“三青团”组织十分重视，1945至1947年，三青团的活动尤为频繁。中等学校设区队，区队长为训育主任或教官担任，区队下设分队，分队长由学生担任。每逢重大节日参加检阅时，三青团员都要佩戴印有国民党徽的袖章，行在队伍的前列。会后，还要组织三青团员以检查卫生为名，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活动。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除“公民课”“国文”课有政治内容外，各班的作文题、演讲会、壁报等校内外活动，无不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文教员以“和谈统一”为题，让学生作政论文。与此同时，美国以“救济总署”的名义，向我国捐寒衣，县师也分得一些破旧衣服。由于件数有限，校方只好叫学生排队抽签。结果，大多数同学一无所获。对此，校方也要学生写作文为美国唱赞歌。

学校的教职员工，除校长和专职行政管理人员较为稳定外，其他教员都是每学年临时聘请，并住在各自的家里；教师可以同时在几个学校任教，薪金按授课总时数计酬。

学校对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要求很严，考试时，都是每人一桌，不准带书籍、纸张，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老师来回走动监视。即使如此，也避免不了有人徇私舞弊。不少人考进学校靠关系，升级靠作弊。考试前，成绩好的不怕，成绩差的千方百计设法从教师口中试探考试题；有的教员担心自己教绩不佳，怕影响声誉，便有意向学生暗示考题范围。也有一部分学生钻窟窿打洞去石印馆窃试题。一些高才生对此极为不满。

我们班于1947年冬毕业，按规定学生毕业前应有一个月的实习活动，但因秋季开学时，正值刘邓大军南下挺进中原，开学日期推迟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实习也算毕业了。毕业后，除少数人利用关系当了小学教师外，其余都失业在家。潢川解放后，大家纷纷参军参干，走向革命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