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悲鸿（廖静文）

我是徐悲鸿的妻子，出生于1923年4月，湖南浏阳人。曾经在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从1957年到现在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曾经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现在已经90岁了。

颠簸30年营建徐悲鸿纪念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我跟悲鸿在重庆结婚。悲鸿受当时的中央教育部部长、也是他留德时的同学朱家骅聘请，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那时候，因为学校没有宿舍，悲鸿就用自己卖画的钱，买了一所房子，在东受禄街16号。从1947年到1953年，我和悲鸿住在那里，这里是悲鸿最后生活了七年的地方。1953年悲鸿去世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四年了。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去世的文化名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尊重悲鸿，周总理提出来，把悲鸿故居建成徐悲鸿纪念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财政还比较困难，所以，就用悲鸿故居做纪念馆了。

1947年，徐悲鸿、 廖静文和孩子在北平

悲鸿去世时58岁，当时我才30岁。我觉着悲鸿都不在了，我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所以，就把这所房子连房契都捐给了国家，还把悲鸿的1200多幅作品，以及他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的，像齐白石等著名画家的1100多幅画，还有他在国外收集的绝版图书、图片以及国内的碑帖、图书1万多件都捐给了国家。

用悲鸿故居做纪念馆，我得先把房子腾出来。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个院子里，有三间小屋，以前是堆煤堆杂物的地方，我就带着儿子、女儿搬到那里面。当时，我儿子七岁，女儿才六岁。

悲鸿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法子在故居里面住，因为以前每天都可以看见悲鸿，悲鸿不在了，整个房子都空了。所以，我跟周总理要求说，我很喜欢文学，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以前在金陵女大化学系读过书。跟悲鸿结婚以后，就辍学了。我想继续上学，而且我有基础，希望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后来，周总理就推荐我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读北大是要住校的，又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交通条件，如果每天从家往返北大要花很长时间。我只能星期六中午回家，星期天晚上去学校，两个孩子那么小，也只好放在家里。

位于东受禄街16号的徐悲鸿故居，“文革”中被拆除

我一边上学，一边挂念着纪念馆的改建，每到周末，我都回来照应，随时处理问题。悲鸿的很多作品都是装箱放在家里的，没有仓库怎么办?放在原先的汽车间里，我觉得不安全，担心会损坏。于是，我就请求文化部拨款，在我们后面的院子里盖了五间北房当作仓库；再加盖陈列馆，有两个大厅可以挂画；还在纪念馆旁边盖了一个小院子，有七间房，我就从杂物间搬到里面住了。

我到北大读书，并不是要拿个大学文凭，主要目的是学习写作，因为悲鸿去世以后，我就想给他写一部传记。我比悲鸿小28岁，为什么跟他结婚，不仅因为他的绘画好，更是因为他的品德高尚，令我非常尊敬和感动。所以，即使在家庭反对的情况下，我还是跟他结了婚。1957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来抄家，认为徐悲鸿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纪念馆的管理员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跟着红卫兵说，悲鸿的这些画都是“四旧”,没有必要再保存，不如一把火烧掉。还说我也是“反动学术权威”,给我挂牌子。我说，谈不上权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我就把他们给我挂的牌子扔在了地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少有人敢扔牌子。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很狂妄，就来打我，打得我昏迷好几次，说我不老实，还说释放出来的好多战犯，都曾经到徐悲鸿纪念馆来参观过，因此就说我是特务。他们说徐悲鸿那么穷，怎么能到国外读书，一定是国民党特务。说廖静文那么年轻，为什么跟他结婚，也一定是特务。

徐悲鸿的起居室

“文革”期间，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徐悲鸿纪念馆被拆除了，我们的家没了。由于要在故居北边不远的地方修地铁，所以要拆掉徐悲鸿纪念馆，并叫我们搬家。当时，我也不敢去找人，只能听任他们叫喊，说这些作品都是“四旧”,要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掉。我被红卫兵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迷，用凉水从头上浇醒，浇醒以后又打，要我交代自己是特务，要我交代枪支弹药埋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凭空捏造，始终不承认是特务。后来，昏迷三次，水浇不醒了，才打电话叫急救站来抢救，之后把我拖到一间小屋子里关起来。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觉得自己很委屈，我是很爱国的，要是给敌人打可以，为什么给自己人这么打，几次都想触电自杀。但是，我又想，我死了，悲鸿这些画怎么办?两个孩子怎么办?他们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了!当天晚上，我就趴在那个小屋的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他派人来保护这些作品。

周总理为徐悲鸿纪念馆题字

因为，周总理是非常了解悲鸿的。我叫儿子把信送到中南海交给周总理。我还在信封上写了“急件”,打了三个圈，嘱咐儿子见不着周总理就交给门口的警卫，我儿子把这封信送到中南海交给了警卫。但我们都觉得心里没有底，不知道周总理能不能看到。那时找周总理的人太多了，他能看到吗?让我欣慰的是，总理还是接到了这封信，而且他确是尊重文化、尊重知识的，马上派警卫部队来，把纪念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搬到哪里，那时我们也不知道。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悲鸿的作品和他收藏的画，全部被放在故宫博物院太和殿旁边的一间大殿里锁起来了。因为故宫博物院有警卫守着，是不能进去造反的，所以比较安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就知道有解放军来运东西了，我就比较安心了，我觉得肯定是保护起来了。不过，徐悲鸿纪念馆还是被拆掉了。

1972年，我再次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也派人送信给我，通知我可以恢复徐悲鸿纪念馆。我就拿着周总理的通知找文化局。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让我当组长，筹备恢复徐悲鸿纪念馆。

周总理在廖静文陪同下参观徐悲鸿遗作

首先要找地方，为纪念馆选址。一开始选在东郊老气象台附近，那周围有一些平房。江青说那个气象台是古迹，要保护，不能动。第二个地点选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平房，可是有一个副部长住在那里，他不想搬。后来，听说城北有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菊花园，一位刘师傅专门养菊花的地方。他去世以后，把这块地交给国家了。他们夫妻有一儿一女，女儿先天智力不好。我们选这块地方，政府同意了。条件是给捐献的那一家安排住处，还有给智力缺陷的女儿安排工作。但是等我们要拆迁的时候，发现这里又住进来30多户人家，空地上盖起了一片小房子。那时候，没有《拆迁法》,我们要用地盖纪念馆，就只能给这30多户人家都安排住房。我就去找房管局局长要房，局长说，这不是一家两家，30多户人家搬迁很困难，他们只能给一半城里，一半城外。可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去城外，还是搬不动。我只能每天到房管局门口去等房管局局长上班，拦住他要房子。他说他也没有办法。那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为了建纪念馆，我得争取下去。时间长了，有的房管局的人就说，这个老太太有精神病，每天站到门口不走。后来，我又向一位姓何的区长求援。区里、房管局，两头跑了有一年。最后房管局终于给了位于前三门的30多套房子，30多户这才搬出去了。

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新街口的徐悲鸿纪念馆新馆

居民搬家以后，先要把房子拆掉。基建施工之前还要三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平整地面，这些都要找人。盖房子要设计，要找材料，这都要我去求人。设计找设计院，材料得找北京市，但回复说现在没有材料，不光你们一家，已经有十几家都没有材料。当时，找材料很困难，不像现在有钱就能买到，那时材料都是国家控制和调拨的，国家不调拨，你就买不到材料。北京市政府安排了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来盖纪念馆，我就请房修二公司的负责人冯光东同志到故宫太和殿旁边看藏的那些画，因为故宫没有地板，又没有两边开窗子，还不是北房，特别潮湿，好多画都发霉了。悲鸿的国画、油画上边都是霉点。冯光东同志看了以后就拍板说：“这么多珍贵的作品要毁坏了，太可惜!我们先垫上材料，将来等市里拨了材料再还给我们。”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冯光东同志，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我跑了整整十年，才建起徐悲鸿纪念馆。很多人被我这种精神感动。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一位名画家的夫人，把丈夫所有的画包括他收藏的画都捐给国家。而且，我跟悲鸿结婚以后，对他前妻的子女都非常好，她们一直到现在对我也很好。我当了十年北京市政协委员，之后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的尊重。

为了爱情嫁给大我28岁的悲鸿

我比悲鸿小28岁，父亲和姐姐都坚决反对我跟他结婚。当时，我正在迁到成都的金陵女大读书，因为是教会学校，连地板都打蜡，每顿饭都有四个菜，有澡堂，还有抽水马桶，都是现代的。我却决定离开金陵女大，和悲鸿住在重庆的山坡上，住在石家祠堂里面，没有自来水就喝泥塘里的水，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没有。所以，金陵女大的同学都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爱这么一个人，生活又苦，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你爱他什么?我说，什么也不为，就是为了徐悲鸿。所有人都恋爱过的，我想真正爱一个人是讲不出道理来的，就是为了爱情。

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对岸，悲鸿在石家祠堂开办了中国美术学院。这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用中英“庚子赔款”办的一个研究院，徐悲鸿是院长，另外有十几个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悲鸿曾在桂林七星岩岩洞中存放了40多只木箱的藏书藏画，为了筹建美术学院，要取出一部分运到重庆，他登报招聘一个图书管理员来整理这批书画。那是1942年，我19岁，刚刚高中毕业，随文工团来到广西进行抗日宣传义演。我本打算去重庆考大学，又喜欢读书，所以当我看到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就报名了。当时有40多个人考试，初试是笔试，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悲鸿在黑板上写的。我在中学就很喜欢写文章，我的作文老师章士钊给我的作文评语总是非常好。看了我的文章，徐悲鸿认为不错，我通过了笔试。口试的时候，悲鸿亲自主持，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问我兴趣爱好，问我看什么书，要我背诵几首古诗，我都一一回答。口试、笔试，徐悲鸿对我都挺满意。他说：“我初步录取了三个人，三个人里面挑一个，因为中国美术学院人不是太多，有一个人管理图书就行了，你是第一名，你要是不去，就第二名、第三名去，你回去考虑一下，你去不去?”经过考虑，我第二天把退职信交给了文工团团长，决定为悲鸿先生工作，几天后，我就接到通知，通知我可以去美术学院筹备处上班了。这样我就跟徐悲鸿到了七星岩岩洞里面清理图书。七星岩岩洞长达两华里，是桂林的胜景，也是最牢固的天然防空洞。广西省政府选取岩洞的一部分，安装了地板和电灯，作为仓库，悲鸿先生的藏书和藏画都存放在那里。我和张安治先生作为他的助手，撬开尘封的木箱上的铁皮和铁钉，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悲鸿先生从中捧出一轴轴的画卷，一摞摞的书籍和图片，仔细察看有没有折损、发霉、受潮或虫蛀。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大量的美术作品，它们向我展开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多彩的艺术世界。我小心地从悲鸿先生手里接过它们，又整齐地安放在一只只箱子里。有些书的扉页上写着：“悲鸿旅欧最穷困之际”、“悲鸿梦寐以求，借资购得”,我明白悲鸿得到它们是多么不容易，他经常从早到晚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始终神采奕奕，我感到他背后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持他、吸引他，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创办美术学院之后，我们回到重庆，我在他身旁工作了好几年，看到他生活得很苦，当时他除了筹建、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还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兼任教授，经常是上午坐船过嘉陵江到石家祠堂对岸的中央大学上课，中午再从沙坪坝坐船回到石家祠堂。虽然他的画也能卖不少钱，但是他自己很省俭。比如，他不吃早饭，一早就过江去，在江边买两个烤白薯当早饭。上完课，中午回来，就到中国美术学院吃发霉的“平价米”,吃公家的伙食。我很钦佩他，以前不知道他的婚姻有问题，这个时候，他跟原来的妻子蒋碧薇已经分开七年了，一个人住在石家祠堂。

1944年，徐悲鸿、 廖静文在青城山

他原来的妻子蒋碧薇是他宜兴的同乡，蒋家在宜兴很有名，在宜兴城有很大的房子。悲鸿在蒋家初识蒋碧薇，蒋家已经给蒋碧薇订婚了，男方是苏州一个姓查的宦家子弟。那时候，悲鸿在上海哈同花园结识了康有为。康有为非常赏识徐悲鸿的画，并且请悲鸿住在他家里，给他去世的夫人画像。康有为后来通过罗瘿公把徐悲鸿介绍给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希望傅派悲鸿到法国官费留学。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还不能派人去欧洲，康有为就建议徐悲鸿先到日本去。上海有一个犹太富商叫哈同，曾买了半个上海的土地，他为附设在他哈同花园的仓圣明智大学征集仓颉画像，悲鸿就画了一幅画去应征。被康有为等评为最好的一幅，并受邀进入哈同花园画画。最后得到了1600块现洋报酬，他就拿这笔钱作为去日本的盘费。

悲鸿17岁时，受父母之命，在老家结婚，他的农村妻子身体不好，很早就去世了。到上海以后，在宜兴同乡家里见到了蒋碧薇，他们相爱了。后来，他们一起去了日本，也没有正式结婚，就是私奔吧。日本当时正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很重视西方文化。据蒋碧薇说，生活费用并不多，悲鸿又买了很多书籍画片。因为经济原因，他们在日本只住了六个月，就又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后，悲鸿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蔡元培校长很赏识他。虽然工资不高，但也可以维持，悲鸿就在北京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法国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安排下，悲鸿被派往法国公费留学，他就带蒋碧薇一同去了。一个人的公费两个人用是不容易的，悲鸿很节省，也能吃苦，他把置装费里面要做大衣的费用都省了下来。当时，国内是北洋军阀执政，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公费不能按时寄出，有时候经费就中断了。悲鸿在法国生活上很苦，没饭吃的时候，就去打工挣钱。但是再苦也坚持学习。悲鸿回国以后到了南京，在中央大学当教授，每月可以拿300块现洋。

蒋碧薇没有进过学校，就是在家里当主妇。她的父亲蒋梅笙，是个很有国学根底的人，教女儿读些旧书。这些事悲鸿没有跟我讲过，是蒋碧薇的女儿徐丽丽①跟我讲的。她讲，她的外祖母把她妈妈的五个脚指头裹断了，她妈妈穿皮鞋，前面要塞棉花，后面也要塞棉花。但是，因为蒋碧薇是大家闺秀，悲鸿出生在穷知识分子家庭，所以结婚以后，蒋碧薇对悲鸿很厉害，悲鸿特别怕蒋碧薇。

①即徐悲鸿与蒋碧薇的长女徐静斐，小名丽丽。

渐渐地，悲鸿跟蒋碧薇感情就不好了，因为花钱的问题，两个人老吵架。尽管悲鸿每月有300大洋收入，还要把钱用去买书画，引起了蒋的不满。两个人在生活道路上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永远追求艺术，另一个是要追求生活舒适，两个人不能志同道合。以前，在巴黎留学生中，只有悲鸿一个人带了老婆去，他们留学生同学会，都叫她压寨夫人。当时，同学会里年纪最大的是谢寿康，他在法国学的是文学，第二个就是悲鸿学画，第三个就是张道藩，也是学画的。那时候，悲鸿每天一早出去上课，或者到博物馆临画，一画一整天，后来在巴黎生活不下去了，就跑到新加坡给一些有钱的侨领画像，挣到了钱，回了一趟上海，再回到巴黎，这样前后在巴黎待了将近八年。他在巴黎美术学院的档案现在还在，不只是绘画好，解剖、美术史等课程的考试成绩都是优。

蒋碧薇在她的回忆录里面说，原来以为悲鸿回国她会很寂寞，实际上恰恰相反，悲鸿走了以后她过得很高兴，因为张道藩特别关心她，她常常跟着张道藩一起出去玩，他们在法国就已经好上了。但是，悲鸿还没有跟她离婚。悲鸿的朋友们说，他们常常吵架，悲鸿还是下不了决心，没有提出离婚。后来，一直到重庆也不住在一起，悲鸿一个人生活了八年时间，几次要求跟蒋碧薇重归于好都被拒绝以后，悲鸿就在贵阳跟我订婚了。并且，还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然后，就跟我在贵阳请客正式订婚了。

蒋碧薇跟张道藩同居又不结婚，她也不跟悲鸿离婚。我们订婚以后，回到重庆，蒋碧薇让她的女儿写信给悲鸿说：“爸爸你为什么爱一个女人，就要登报跟妈妈脱离关系，如果你爱十个女人，你会不会登十次报跟妈妈脱离关系?”她又要她女儿来跟悲鸿说：“妈妈说她想你了。”悲鸿讲：“已经太晚了。”当时，悲鸿已经跟我订婚了，而且正式请客了。

抗战胜利了，因为张道藩是大官，要回南京接收。所以，蒋碧薇就跟悲鸿正式提出离婚，这样她就可以在南京和张道藩公开同居，悲鸿就答应了她提出来的所有条件，给她100幅画，100万块钱，50幅收藏的古画，还另外送她一幅油画。请有名的大律师沈钧儒到场签字正式离婚。之后，悲鸿和我在重庆结婚。蒋碧薇跟张道藩到南京去，就把悲鸿原来的房子变成了她自己的，虽然离婚没有说这个房子给她。她先回南京就住进去了，南京的房子很大，她又用上悲鸿给她的100万在那个房子旁边盖了一个新房子，她把自己的原来的房子租给法国新闻处，每年可以收一笔外汇租金。

解放战争的时候，蒋碧薇跟张道藩到了台湾公开同居，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正式结婚。她到台湾也没有工作，都是用悲鸿给的钱、卖悲鸿给的画作生活费，一直到去世。我跟悲鸿讲过，听说蒋碧薇在台湾跟张道藩公开同居了。悲鸿听了以后，还是很有感情地说了一句：覆水难收。这说明，即使蒋碧薇跟张道藩同居以后，悲鸿对她还是有感情的。悲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所以，他去世以后我一直这么怀念他。作为徐悲鸿的妻子，我感到很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