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爆发当天，黎笋并不慌张，家里还在办喜事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西南漫长的边境线上，炮火撕裂了拂晓前的宁静。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奉中央军委之命，跨过边界，打响了为期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这场战争，目标明确：打破苏联日益收紧的战略包围圈，遏制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野心，稳定东南亚岌岌可危的局势，用铁拳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起码安全的国际环境。

回望历史，中越之间曾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是山水相连、共抗外侮的亲密邻邦。从并肩抗击法国殖民者到携手对抗美国侵略，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牺牲铸就了那段难忘的岁月。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1975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以黎笋为首的河内当局，其战略目标迅速发生了剧变。一个庞大的“印支联邦”野心勃勃地浮出水面。河内开始四面出击：军事上牢牢控制老挝，悍然全面入侵柬埔寨，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挑起冲突，甚至将武装力量伸向泰国边境。这种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中国的坚决反对，成为黎笋集团眼中钉、肉中刺，成为其全面恶化对华关系的根源。

一个刚刚从三十年战火（抗法、抗美）中挣扎出来、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农业国，何来胆量同时挑战北方巨邻并图谋称霸东南亚？答案就悬挂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下——苏联。莫斯科源源不断的军事、经济援助和至关重要的政治背书，给了黎笋对抗中国的“底气”。在1979年1月19日一份名为《关于在新阶段中军队政治工作和作战思想的指示》的内部文件中，黎笋自信满满地宣称：“中国武器比我们差，军队人数多，但是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数量不会很多（我们有越苏条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我们的国土上粉碎中国军队（这不同于对美国，我们打败了其侵略意志）。” 这份指示，清晰地勾勒出河内当局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严重误判的轮廓——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决心，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更迷信于那份纸面上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威慑力。

因此，当1979年2月17日那个星期六的凌晨，中国军队的炮火真正覆盖了整个北部边境线时，河内的权力中心，出现了一幕极具戏剧性甚至荒诞色彩的场景：黎笋的儿子，黎坚成，正在准备他的婚礼。

让我们跟随黎坚成——这位时年24岁、已有7年军龄、刚从一线部队调入空军技术研究院工作的“高干子弟”——的回忆，穿透历史的尘埃，回到那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刻：

“1979年的越南，刚从抗美战争的巨大创伤中喘息了不到四年。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那时的景象，三个字足矣：太艰难！ 像我们这样的军人，每月定量是21公斤大米，听起来不少？可我们依然饿得眼冒金星——严重缺乏蛋白质和脂肪。老百姓？一年到头能添一件新衣服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我母亲在遥远的安江省（位于越南南部）搞宣传工作，她最牵挂的就是孩子们营养不足。时不时，她会想方设法寄来一点虾干，或者捎来几瓶南部的鱼露。我们这些在北方长大的孩子，硬是在那段饥肠辘辘的岁月里，才被迫‘爱上’了那股浓烈咸腥的鱼露味道。

1979年初，我决定结婚。婚前，我去安江看望母亲。看着她，我心头发酸。这位坚强的女性，一生似乎都在与丈夫、子女分离，辗转于各个战场。和平？对她而言，仿佛从未真正拥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就在婚礼前两天的2月15日，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全军的战备状态，从一级降为了二级。 是麻痹？是自信？还是某种策略？当时没人深究，但紧绷的神经似乎因此稍微松弛了一下。然而，仅仅48小时后，风暴降临。

1979年2月17日，星期六，凌晨。 刺耳的电话铃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边境全线告急！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消息像冰冷的电流瞬间传遍军营，也传到了正在为婚礼做最后准备的我的耳中。

部队的紧急召回令紧随而至。我脑子一片混乱，冲下楼，推开父亲（黎笋）书房的门。他正对着地图和文件，神色凝重，但并非惊慌。

‘爸爸，’ 我声音有些发紧，‘消息是真的？中国……进攻了？’

‘是的，’ 父亲抬起头，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他们沿着整条边界线开火了。’

巨大的不安攫住了我。‘那……今晚的婚礼？’ 我迟疑地问，‘或许……应该推迟？在这种时候……’

父亲几乎没有停顿，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甚至带着一种刻意的从容：‘不，婚礼照常举行。’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听着，在异常的事态下，我们更要努力维持生活的常态。想想看，如果抗法那九年、抗美那二十年里，所有人都因为战争而停止了结婚、生育，这个国家，还会有未来吗？’

他的理由带着宏大叙事的色彩，让我一时无言以对。于是，在那个被战争阴云彻底笼罩的夜晚，我的婚礼，在河内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如期举行。

宾客名单堪称越南政坛的‘全明星’：国会主席长征来了，总理范文同来了，组织部长黎德寿来了，宣教部副部长素友来了，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也来了……我还邀请了几位部队里最要好的战友。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奢华的装饰，只有一顿简单的家常饭，配上一些酒水、香烟和极其有限的糖果糕点——这在当时已是难得的‘奢侈’。

空气是凝固的，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平时位高权重、指挥若定的将军们、部长们，他们的脸上，肌肉不自觉地紧绷着，眼神不时飘向窗外，或是低声交谈的侍从。战争的消息像幽灵一样在觥筹交错间无声地游荡。每一次电话铃声的响起，都会让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去，直到确认并非前线的噩耗才又恢复表面的谈笑。

然而，我的父亲黎笋，却成了全场最‘稳定’的气场中心。 他穿梭于宾客之间，与长征、范文同等人谈笑风生，不时发出爽朗（或者说，刻意为之）的笑声。对于此刻正在北方边境燃烧的战火，对于成千上万正在交火的士兵，他只字不提。他的神情，是一种近乎刻意的平静，一种极力维持的常态。焦虑？紧张？至少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神奇的是，这种‘镇定’似乎具有传染性。 婚礼开始后大约半小时，我观察到，军官们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僵硬的肩膀放松下来，交谈的声音也自然了许多。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窒息的紧绷感，竟真的被父亲那‘若无其事’的姿态驱散了不少。

第二天，一位参加婚礼的军中好友找到我，拍着我的肩膀，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坚成啊，昨晚看到婚礼照常举行，看到一切都跟平常一样，特别是看到你父亲那神情，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看来形势没那么糟，中国军队，打不到河内来！’ 他的话，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昨晚那场‘镇定秀’，不仅仅是对家人的安抚，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面向核心权力圈和军队高层的‘信心展示’。

我从未想过，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竟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收场——像那些老套的战争电影情节一样：婚礼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去，新郎便匆匆脱下礼服，换上军装，星夜赶回部队待命。 新婚燕尔？战场不等人。第二天，我就回到了空军技术研究院，开始了战时状态的生活。新婚的妻子偶尔在周日来探望，每次离别时，看到她通红的眼眶和强忍的泪水，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当时的河内，虽然前线炮火连天，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平静。有传言说，我们珍贵的空军力量即将被投入到北方的防御中。但城市生活表面上仍在继续，上班、下班、市场交易……在一场规模空前的边境战争中，首都维持着一种极不寻常的、近乎刻意的‘反常平静’。后来许多年里，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特殊的结婚日。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巧合与讽刺。当然，沉溺于过去的不快并无意义，但只有真正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我们才能更清醒地走向未来。”

黎坚成的这段亲历回忆，如同一扇独特的窗口，让我们窥见了战争爆发初期河内权力核心的“微观气候”。黎笋集团表现出的“不紧张”，与其说是真正的胸有成竹，不如说是基于严重误判（尤其是对我军决心和规模的错误估计）所强撑出来的镇定，是一场精心导演给内部看的“信心政治秀”。 这种建立在错误情报和盲目自信上的“从容”，注定无法持久。

战争的铁拳很快击碎了黎笋的幻梦。随着我军攻势如潮，连克高平、同登等重镇，尤其是3月初经过血战攻克了拱卫河内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谅山，整个越南北方门户洞开。河内当局的“镇定”瞬间崩塌，代之以一片惊慌失措。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 在我军已经达成战略目标、宣布开始撤军（3月5日）之后，被谅山失守吓破了胆的黎笋集团，才如梦初醒般仓促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号召全民皆兵，摆出一副要与“侵略者”在红河平原决一死战的悲壮架势。这种严重脱离战场实际、纯粹为挽回颜面而进行的政治表演，因其巨大的时间差和荒谬感，迅速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历史的讽刺剧，在战后达到了高潮。 1979年3月底，硝烟尚未散尽，黎笋亲临谅山“视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座曾经繁华的边境重镇已化为一片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废墟中弥漫着死亡和破败的气息。据目击者描述，黎笋在废墟上穿行时，“更多的时候是脸色铁青，沉默无语”。此情此景，与他战前那份豪气干云、声称能“在国土上粉碎中国军队”的《1.19指示》形成了何其尖锐、何其刺眼的对比！这份文件，连同谅山的废墟照片，共同构成了一份对战略误判和霸权野心的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