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回忆录：饥荒下干部吃肉喝酒 百姓饿到啃树皮

脱北者自述：

稳城郡的最高领导长官是市书记，其次为市主席，再其次是掌管宣传以及配粮的官员。国家粮食分派系统两个星期进行一次配给，我们能得到七份玉米粉，有时候是马铃薯，或三份白菜。食物配给的重量，是非正式地根据领取者的社会成份计算：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作者、孩童、婴儿、劳动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食物配给量是一天三百克，而工人的分量多了一倍。星期日扣除不算，所以每个人两个星期是领到十二天的配额。食物供给常常逾期，我们习以为常。最早从1985年开始就有这个情况，不过，那些短缺多少会由秋天额外领到的一百公斤玉米弥补过来。但是金日成1994年去世前不久，这个系统开始失灵。一开始我们两个月才拿到一星期份量的食物配给，之后传出军队守卫的国家大粮仓被发现已经空空如也的消息。这时食物配给量急遽缩减，每两个月只拿到三天的配给，然后是六十天只有四十八小时的食物量……

最后，1997年一切事物突然都停摆了，那是最可怕的一年。官方说战争就快来了，美帝和南方叛国贼正准备要发动战争。人人情绪激昂，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不过此事先按下再谈。

1995年稳城郡的餐厅因为食物短缺不得不关门大吉，就连王在山金日成纪念馆里的餐厅也在那段时间关闭。有些国家机构的附属餐厅偶尔会恢复营业，但只是让干部高层举办宴会。稳城干部的宴会通常都在晚上悄悄进行，宾客也都谨慎地从后门出入，不然在饥荒时大宴宾客的嚣张行为会引起民怨。这些干部的伙食向来很好，从不缺肉吃。

联合国的援助物资送达时，大部分东西都被负责发放的干部拿走了。他们偷偷趁着半夜用手推车将粮食搬空，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一般人根本没看过什么国际救援物资，于是大家渐渐就骂这些干部是脏狗。他们光是自己吃得好也就算了，还要求挨饿的工人加倍工作，定下更高的生产额度，还强制规定挨饿群众延长批斗和自我检讨大会。

每天工作结束就举办大会。大会里检讨完成的工作、建议改进方式、批评不负责任或没出席金日成与金正日学习的人，如果你刚好是批评的对象，就会自我修正或自控思想浅薄。大会结束后，大家还得阅读官方刊物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作品。这种耗神的仪式会持续一小时之久，是所有朝鲜人民的例行公事，各种工作单位天天举办毫无例外。星期六也会有类似的会议，但是时间会更冗长，称为周批大会，会分成三个不同团体举行：分别是党员、联盟(退休人口和非党员)以及青年团。

原则上，三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鼓励踊跃告发同侪，如果在大会里提出的是违反法律的重罪，就会呈报给高层。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是自由主义，就要交由干部裁定这种坏分子能否接受教育改造，如果被判定为是无法教育，就移交给保卫部单位，和直系亲属一起送去苦役营。如果所犯的罪行在干部眼中还可补救，犯人就被单独送往劳动锻炼队，时间长短则依据犯人的社会和家庭决定。如果成分不好，或有亲属在韩国，刑期会越长。相反的，如果能证明和金日成或金正日有关系，像是送礼给伟大领袖后收到的感谢信，刑罚就会减轻。无论如何，即便犯人能从这些苦役营出来，也都是身心受创。

犯人都是在固定日期集体送往劳动锻炼队，我之后还会谈到，因为我父亲也曾被送去过。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劳动锻炼队，你就知道这有多普遍。刑期通常都是六个月，可能会再延长。六个月过后，每个犯人都会经过再评估，如果认为态度不佳，可能会再判更严厉的惩罚，或甚至送去坐牢。最可耻的是地主后代，他们存在于一九四八年朝鲜成立之前。成分次差的是韩军的家属，这些军人是在战争期间成为战俘。父亲一位童年好友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父亲曾参加南韩军队。他虽然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但被禁止上大学，也不能参军。而最受到歧视的就是战争中被判为叛国者的家庭，有亲人在南韩或日本也会饱受怀疑，至于一般犯人的家属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收听南韩广播或是拥有南韩书籍也犯法，这属于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犯人通常会被送去处刑或劳改长达二、三十年，这些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在劳动锻炼队时常和一个这样的人聊天。

这些成份，因为有几十个之多，很难一一列出，总之全都被视为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忠诚，所以不能算是人民。朝鲜社会最高的是那些“核心阶层”，家族完全没有在警方留下记录，被称为“清白案例”。次高的是在首都工作的干部，也就是平壤政府的雇员，这些也是拔擢未来干部的地方，最后是那些与金日成一起打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的家庭。这些人的小孩命定要成为高层，不管会不会念书都能上大学。不过就跟其他人一样，要是家中有人犯罪或是政治错误，那么全家都会被贬谪到较低的阶层。但这个规则又不适用于干部的后代，因为他们总是能靠着良好的社会背景，不用去劳改或坐牢。另一方面，身处低下阶层的人若是犯罪，刑期只会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