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欧洲“地狱”妓院：妇女经期也要接客，每天还为老板纺纱

1471年冬天，德国南部诺德林根镇的市议会得知该镇公共妓院发生了一起丑闻。这促使他们对妓院老板利恩哈特·弗赖尔穆特及其合伙人芭芭拉·塔尔申芬丁展开刑事调查。此次调查最初是由传言引发的，称一位名叫埃尔斯·冯·艾施泰特的女子因一名顾客而怀孕，随后被妓院老板强迫用草药堕胎。

诺德林根镇议会进行的刑事调查沿着两条主要线索展开。首先，是对埃尔斯·冯·艾施泰特的孩子被强制堕胎的指控。堕胎（当时常与杀婴行为混为一谈）是一项重罪。这个叙述的大部分细节实际上只由其中三人提供：埃尔斯本人以及另外两人，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和安娜·冯·乌尔姆。两位女子都是埃尔斯特别的知己。

调查的第二部分是对公共妓院工作条件的普遍调查。议会试图查明利恩哈特·弗赖尔穆特是否以及如何违反了他1469年开始这份工作时所发的誓言。这样的誓言是德国城镇管理妓院的一种常见手段。因为经营妓院是一项非常不名誉的职业，所以营业者需要通过向上帝宣誓来约束个人履行职责，为妓院中的女性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正如诺德林根的妇女们开始作证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利恩哈特违背了誓言。一些妇女抓住机会讲述她们如何受到利恩哈特和芭芭拉的剥削和虐待。例如安娜·冯·乌尔姆在证词开头说：“妓院老板对待她和别人都非常苛刻，强迫和逼迫妇女在不合适的时间赚钱，特别是在神圣的星期六晚上，那时她们本应尊敬圣母玛利亚，应避免这种工作。”

她补充说，她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被卖进妓院的，其中有一个甚至来自遥远的意大利，而且她们都欠利恩哈特一大笔债。她说他和芭芭拉“强迫妇女让男人来找她们，当她们不愿意时就会挨打，甚至当妇女们在经期时，也被迫去为他们赚钱。”

安娜接着解释了她和其他人是如何陷入债务的。利恩哈特不仅剥夺了她们的赚钱能力，还确保了她们被不断增加的债务所困。具体做法包括没收她们的小费，并强迫她们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包括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支付现金礼物。他还以虚高的价格向她们出售商品。她们的衣服甚至被没收并抵押给了犹太商人，所有女性衣服几乎无法遮体。

除了这些剥削性的安排外，还有更多旨在从妇女身上榨取更多收入的做法。其中包括额外劳动，主要是纺纱（spinning）。安娜·冯·乌尔姆报告说，妇女们要么每天生产两个大纺锤，要么付给利恩哈特四便士。妇女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安娜还告诉议会，利恩哈特“剥夺了她们去教堂的权利”，不让她们有机会去听弥撒。

这一切的结果是，用安娜·冯·乌尔姆的话说：“她们都是贫穷的妇女，无法存钱，尽管她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每个人的债务都在增长，一辈子也还不清。”但利恩哈特的统治并不仅限于经济剥削。频繁的暴力和恐吓使妇女们遭受的剥夺更加严重。据其中几人说，利恩哈特和芭芭拉经常殴打妇女，甚至用皮鞭子抽她们。

作为不名誉的女性，妓院里女子的证词在法律场合通常没什么分量，然而议会仍然相信了她们的陈述，一些议会官员认为妓院对待妇女的方式“极其苛刻”。最后调查结束时，利恩哈特和芭芭拉两人都被永远驱逐出城。此外芭芭拉因为参与堕掉埃尔斯·冯·艾施泰特的孩子，在她的额头上烙印作为额外的惩罚。

所有的这些女性证词的原始抄本至今仍保存在德国诺德林根的市政档案馆中。该案件记录提供了目前已知存世的中世纪欧洲卖淫活动最全面的视角。在中世纪，诺德林根依靠纺织贸易致富，推动了人口的显著增长，并对镇议会为市民提供和平与稳定提出了重大要求。与西欧许多其他城镇一样，提供公共妓院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论点中，许可卖淫并将其集中在一个看得见、管得着的地方，被视为比任其不受控制地蔓延更小的罪恶。这一理由得到了圣奥古斯丁这样重量级专家的认可。

他在其论文《论秩序》中指出：“如果你把风尘女子从社会中移除，一切都将因情欲而陷入混乱。”许可卖淫是常态的西欧部分地区——包括德国南部和中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低地国家和伊比利亚半岛，卖淫被认为为年轻未婚男性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否则他们可能会危及“体面”女性。。

大多数拥有许可妓院的德国城镇都遵循类似的模式。妓院由城镇购买，然后租回给妓院老板，由其负责日常运营。老板向当局缴纳税款，以换取向住在妓院的女子收取食宿费以及收取她们向客人收费的三分之一的权利。通过出售食物和饮料可能会产生更多收入。支付食宿费用后，女性可以保留剩余的赚取收入，以及客人可能给她们的任何小费。

中世纪晚期卖淫的一个流行形象，有时通过奇幻背景在现代流行文化中重复出现。很多西方影视剧讲将中世纪妓院描绘成一个充满感官享受的环境。有一些证据表明，当时欧洲一些妓院实际上确实试图通过提供豪华的家具、温暖的炉灶以及在女性陪伴下吃喝的机会来营造高端形象和模仿宫廷爱情。然而在诺德林根的例子中，妇女们的证词表明，大多数妓院的生活是真正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