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收入：告别黄金时代，步入长期下行通道

2025年7月26日 星期六 晴

曾几何时，“三甲医院医生”几乎就是高收入群体的代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近三十年间，他们的收入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然而，这一现象并非凭空而生，其根基深植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制度变革的巨大错位之中。

“黄金时代”的根源：医疗市场化与医保滞后的错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费用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但进入80年代，财政压力让旧体制难以为继。1992年市场化浪潮席卷全国，医疗系统亦被推入“自负盈亏”的洪流——“医院公司化”、“药品加成”、“鼓励创收”、“按劳分配（绩效）”成为主旋律。医院被要求像企业一样生存和盈利，收入来源自然转向患者。“以药养医”、多开检查、多设收费项目等现象应运而生，医院收入随之水涨船高。

恰逢其时，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2001年加入WTO后，外贸激增、城镇化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医疗需求爆发式增长。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与医疗资源深度绑定。在政策引导、经济红利与庞大需求的合力推动下，医院规模迅速扩张，医生工作量与收入同步飙升。这看似是市场活力的胜利，实则源于制度错位——当医院被推向市场大潮时，本应调节公平、分担风险的现代医保体系却严重缺位。当时医生们的高收入，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扭曲的、缺乏有力第三方支付的“市场化”中，从单个患者身上直接“挣”出来的。

转折点来临：医保控费与经济下行双重挤压

2018年5月国家医保局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开始系统性重构医疗支付体系。DRG/DIP付费改革、药品耗材国家集采等政策密集出台，核心目标清晰：控费增效，确保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缓解“看病贵”问题。这些政策直指医院过往主要的盈利模式。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消费降级普遍，失业率压力不减。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过度发展透支了太多家庭的财富积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更让无数人资产缩水。在这样的经济寒冬中，民众对医疗自费部分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必然大幅下降，“因病致贫”的恐惧更加强烈。国家政策也顺应这一现实，持续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扩大医保目录覆盖范围，患者自付部分在可见的未来只会进一步缩减。

未来趋势：人口结构与医保基金压力的长期制约

雪上加霜的是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巨变。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而低生育率持续走低。这带来一个根本性矛盾：退休人员是医疗资源消耗的绝对主力，但他们不再缴纳城镇职工医保；缴费的主力军——劳动年龄人口却在持续萎缩。未来将是“用钱的人越来越多，出钱的人越来越少”的格局，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财政收入压力，医保基金面临的支付压力只会持续增大。

这意味着医保支付给医院的部分，在DRG控费和集采压价的双重作用下，长期趋势必然是下降的。即使短期内有波动，也难以改变这一大方向。

收入下行：一个长期且不可逆的趋势

医院收入≈（持续缩减的）病人自费部分 + （长期受压的）医保支付 + （占比微小的）财政拨款。当收入的两大支柱——患者自付和医保支付都进入下行通道时，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收入整体下滑已成定局。这种下降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由深刻的人口结构变迁、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压力以及国家支付制度改革共同塑造的长期趋势。

医院账上没钱了，医生绩效的源头自然干涸。医生收入的下降，是这一系统性变革传导到个体的必然结果。从曾经因制度错位而享受的超额红利，到如今在制度重构与时代变局中承受收入压力，医生群体的经济地位正经历着深刻的再平衡。当医院收入主脉被医保控费和经济压力双重夹击，当医生绩效的源头在人口结构变迁中逐渐干涸，我们面对的并非短暂的风暴，而是地貌的永久重塑。

清醒认知这漫长寒冬，不是为了沉溺悲观，而是为了在冰层下积蓄生存的智慧。当黄金时代的潮水退去，那些真正支撑起医学殿堂的基石——仁心、技艺与对生命不变的敬畏——将在时代考验中显露出其无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