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烈士后代细致入微的照顾

刘虎生是刘伯坚的长子。刘伯坚牺牲后，刘虎生被接到延安，得到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革命前辈无限的关怀。

口述：刘虎生（原兵器工业部研究院总工程师）

整理：吴振兴

时间：1998年1月13日

1938年，在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的亲自安排下，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那一年我才9岁。当时，许多革命烈士的遗孤和革命干部的子女，被党千辛万苦地寻找回来，汇聚在延河之滨，在党的怀抱里长大。那时，和我在一起的孩子，一个叫项苏云，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一个叫黄义先，是红军师长黄立贵的儿子。我们住在一起，经常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上学。

一天，我和义先、苏云在窑洞顶上的山坡上捉迷藏，正闹着，听到一位警卫员叔叔喊叫，“虎子快点下来，陈云部长看你来啦！”于是，我们赶紧往下跑，这时我的鼻涕也来凑热闹，不停地往下流，弄得衣服可脏啦。这时，陈云伯伯已经来到我的面前，他用指头在我的鼻梁上刮了一下，皱皱眉说：“你就是刘伯坚的儿子啊？怎么弄得像个花脸猫似的。这可不行，要讲卫生呀。你爸爸和我在上海的时候，可爱干净啦，西服上还打着领带。”陈云伯伯边说边从灰军装左边的大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巾，在我的鼻孔上擦了擦，接着又从右边衣兜里掏出一把牙刷和一盒牙粉递给我说，“拿着，记住要每天刷牙，要像你爸爸那样，一辈子都干干净净。”“像爸爸那样，一辈子都干干净净”，陈云伯伯的话，别有深意，从此，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 1939年，陈云和李富春在延安。

到延安没几天，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陈云伯伯的通讯员跑来告诉我，说陈云伯伯要我到他那里去。我赶紧换上干净的小褂和裤子，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把牙齿刷得白白的。同时，叫上苏云和义先，一块往陈云伯伯住的窑洞跑去。一进门，我就学大人的样子，“叭”地一并脚跟，大叫一声：“报告！”这时，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都在，他们一见我这样就都笑起来。陈云伯伯走过来，把我上下检查了一遍，点着头说：“唔，干净了，这才像刘伯坚的儿子嘛！”然后他吩咐司务长，“小客人都到了，开饭吧！”原来陈云伯伯是请我们来吃饭。菜端上来了，是一大碗红烧肉和一大碗炒白菜，每人面前还有一碗白米饭。那时候，延安还没开展大生产运动，干部、战士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平常伙食是小米饭加一点白菜萝卜，有时加一点豆腐，根本吃不到肉。陈云伯伯夹起一大块红烧肉，放到苏云碗里，又给我和义先各夹了一块，说：“吃吧吃吧，别客气！”不等我把这块肉吃完，富春叔叔又给我们各夹了一块。陈云伯伯还不停地说：“吃吧吃吧，吃了长快点儿，长大了好干革命工作！”就这样，我们三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星期天。

第二个星期天，又是一顿红烧肉。

我清楚地记得，一连有好几个星期天，我们都被叫到陈云伯伯那里吃红烧肉。

过了一段时间，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吧，陈云伯伯的司务长来找我，脸上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说：“虎子，明天你们三个孩子不要来吃饭了。首长的津贴不多了，大米也没有了。以前，全靠星期天补养补养，可是这一阵，肉都叫你们几个小鬼吃了，他的腿都肿了。”“啊，那怎么办！”司务长看我着急的样子，连忙安慰说：“这都是缺乏营养引起的，只要补养一下就会好的。所以，从明天起，你们就不要再来吃肉了。”“嗯，好！”我挺着胸脯回答，像接受战斗任务似的。之后我马上把司务长的话告诉了苏云和义先，他俩虽然比我小，也都挺懂事，表示以后不再去吃红烧肉。星期天，陈云伯伯的通讯员又来叫我们了。这时，我们拍拍肚子说：“我们吃过饭了，都吃得饱饱的。”通讯员叔叔没有办法，只好走了，我们都快活地笑起来。这样，在9岁那年，我就懂得了世界上有比吃红烧肉更快乐、更重要的事情。

△ 1983年2月13日，陈云与刘虎生交谈。

在延安读了小学，接着升入了初中。有一年冬天，我病倒了，全身发痛，每到下午就发烧，可是我还是每天坚持去上课，没有把生病的事告诉老师和同学。眼看快过春节了，心里特别想见陈云伯伯。一天，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拿着一根棍子，就去找陈云伯伯。从学校所在地桥儿沟到中央机关，要经过飞机场，有10多里地，我拄着棍子走了大半天，才走到陈云伯伯那里。不知怎地，在路上我还鼓着劲，可一迈进陈云伯伯家的门坎，好像全身都散了架，腿一软，一下子趴在地上。警卫员叔叔叫了一声：“不好！”赶忙把我抱起来。陈云伯伯听见响声，从里屋走出来，一见是我，着急地说，“虎子怎么了？”便叫警卫员叔叔把我放到里屋床上。一见陈云伯伯，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也不说话。指指自己的腿，又伸出胳膊。陈云伯伯弯下腰，仔细看着我遍布全身的小红点，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立刻走到桌前，拿起电话机摇起来，说：“请傅连暲同志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不一会儿，傅连暲伯伯来了，他穿着军装，40来岁，是当时中央的卫生部长，有名的医生。检查以后，只听他说：“病得不轻呀！连关节都肿了。”他好像有些拿不定主意，想了好久，才开了一种白色的药片说：“先吃吃这个药试一试。”这一试可不得了，那些小红点全变成了小血泡，全身疼得好像要裂开似的。

陈云伯伯急了，马上派四个警卫员叔叔把我抬到国际和平医院。苏醒过来之后，我才知道，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昏迷过去了。到了医院一检查，心跳减弱，几乎停止跳动。医生马上给中央机关打电话，说：“刘伯坚儿子不行了，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接电话的是蔡畅妈妈，她一听，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对医生说：“无论如何都得把他抢救过来。”和平医院对我进行全力抢救，在当时药品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给我注射了强心针，又采取了许多抢救措施，才使我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后来毛主席的苏联保健医生又来给我会诊，这个医生看病很仔细，戴着听诊器检查了我全身的各个部位，连我拉的屎和尿都看了又看。他很快作出结论，说我患了坏血病，已经到了晚期，肠、肺、胃都在出血，有生命危险。根据苏联医生的处方，医院马上组织对我的抢救。除服药外，还必须输血，否则就无法挽救生命了。消息传到我所在的学校，同学们都争着为我献血。我的血型是B型，最后挑选了7个同学为我输了血。这以后，我可以吃一点东西了，身体也慢慢地恢复过来。有一天，陈云伯伯来看我，他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一包东西，慢慢地打开，递到我的鼻子底下，说：“闻闻，香不香？”我点点头。他又说：“这是酥油，抹在馒头上，再用火烤烤，特别好吃。”我猜想，这一定是组织上给他补身子的营养品，就像以前让我们吃的红烧肉一样。以后，李富春叔叔又送来一只大公鸡给我吃。吃了这些当时非常难得的营养品，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知道，我是党的孩子，没有党，没有陈云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没有我的第二次生命。

选自《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