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9：戴着手铐来学校

1

1959年底，就在父亲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用自己的激情讴歌人民军队，讴歌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时，一个不祥的厄运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

其实这个厄运也是他自己招来的。

这位曾经以写歌而出了名的音乐家，曾经作为“全军先进文艺工作者”进京参会的代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历史加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被投入了军区大狱。

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真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

关于他被捕的原因，社会上众说纷纭，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团。

直到1996年1月，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才向我们道出了真相。

那天我突然问他1960年他被关起来的真实原因，他叹了口气说: “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生性太直率了，所以得罪了个别领导。另外，我特别痛恨那些利用权势破坏别人婚姻的坏人，因为我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就是被一个有权势的坏人破坏的。

“1959年下半年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被一个领导玩弄后有了身孕，这位女演员的男朋友是我的学生。他相信我，就将女友的不幸和自己的痛苦偷偷地告诉了我。听了他的诉说之后，我的心里特别难受，立即表示要为他打抱不平。

“这件事如果换了任何人都可能害怕那位领导的权势，不敢吭声，而我却执意帮助他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并且还代他交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希望组织上能为他们主持公道，查办那个坏人。

“谁知几个月过去了，那位破坏别人婚姻的领导不但没有被查，反而对我进行了打击报复，直接过问对我的政治审查工作，直到把我送进了监狱。”

听了父亲临终前的述说，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我多少年来一直苦苦寻找的答案。

后来为了证实这个问题，在父亲走后的数年中，我又多次寻访有关知情人士。

最后一次是2003年3月14日，我在北京对曾经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过，现在已经离退休在北京生活的部分老同志进行了寻访，得到的最后结论是“父亲的述说是真实的”。

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如今虽已年逾花甲，但是他们怀着对王洛宾老师的崇敬心情，希望我毫无保留地将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悲剧公布于众，将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如实的介绍给读者，以还父亲的清白。

但是考虑再三，我还是在定稿时将其中的人物姓氏隐去了，将悲剧的详细过程回避了。

按照父亲最后的说法:“走了的人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宽容他们吧。”

父亲被关押了，一开始他被关在军区政治部看守所，他从北京招来的几个学生还经常搭伴去看他，那时对他管的还不严，他被关押，却没有给他定罪。

一年后的1961年3月，父亲被带回文工团批斗，领导安排文工团的团员上台揭发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反动罪行，并以此给他定罪。

为了这次大会，文工团准备了半个多月，他们先给父亲王洛宾定好了15条罪状，然后安排15个人上台来控诉。

15个人又是从40多人中选出来的。

在这之前，被选人员就被告之，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要是不接受组织的安排，就将因政治立场不稳而被退回原籍。

1961年到处都是饥饿，部队文艺单位也进行了大量裁员。

被送回原籍，这是一个不小的处罚。

15条罪状中的第一条就是帮助刽子手马步芳，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有一条是王洛宾利用手中的笔，利用音乐来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竟敢说杀了(萨拉姆)毛主席。

这是因《步步紧跟毛主席》中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引起的。

在新疆工作的人，哪怕不会说维语，但谁都知道“萨拉姆”是维吾尔语中的祝福用语，库尔班老人见到毛泽东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萨拉姆，毛主席”，此刻却把这当成了王洛宾的罪行。

有一条是王洛宾曾说过，1959年河南的人民公社饿死了人，污蔑社会主义祖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王洛宾说太阳上有黑子，太阳上有黑洞，太阳也不是纯洁的。

这是反革命王洛宾影射我们党不纯洁，我们党有腐败。

每当父亲想要申辩的时候，会场上就响起铺天盖地的口号声: “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洛宾！"

“王洛宾老实交待反革命罪行！”

父亲的声音在这时候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人要听他的申诉，其实也没有人在意他是不是有罪，罪与非罪，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个模糊的东西。

控诉人都是事先安排的学员，这些学员大都是我父亲1958年从北京接来的。

有一个学员揭发的罪行更离奇。

这个人揭发说，我父亲的桌子上有一个玩具小狗熊，几只玩具小鸡围着它，那是我的玩具。

这个学员问父亲，这是干什么？

父亲开玩笑说，培养小鸡不怕狗熊。

因此学员揭发道，王犯气焰嚣张，把自己比做小鸡，把党比做狗熊，他不怕狗熊。

还有一条罪状是父亲的钢琴上放了一个被开水炸坏的玻璃杯，里面扣着一个小泥人。

这个小泥人就是王洛宾自己，而玻璃杯就是象征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被束缚，喘不过气来。

这表明了他一贯仇恨共产党的反动本质。

一直没有说话的父亲猛地抬起头，直视着揭发他的学员说: “我问你，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这些话？什么人可以给你做证？”

这时，那个人一下愣住了。

他没想到审判大会反成了王洛宾质问制造谎言的地方，这怎么得了？

下面响起了口号声，父亲被押了下去，会开不成了。

第二次开会时，他们没有把父亲押到现场，15条罪状就这样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定了下来。

3月13日，父亲被带回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在他工作的地方召开了公审大会，这次开庭非常正式，有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等。

父亲被带进了新疆军区文工团的一号排练室，文工团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次对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审判。

这次父亲已经明白了真相，他什么也不再说了，他彻底绝望了。

他知道审判只是个形式，审不审，他的命运都不会改变。

他就平静了自己的内心，神情变得自若起来:“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再也不争辩了。"

父亲在台上听着控诉他的15条罪行，只是冷笑，一句话都不争辩，高高抬着头。

审判长正式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王洛宾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

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他被带上了手铐。

当有人低下头，不忍观看这一幕时，“站稳立场，抬起头来！”的声音就会在人们的头顶上炸响。

审判大会结束时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

父亲说:“第一，我需要在社会公判。第二，我需要见我的孩子和到我的房间去看一下。”

押着父亲去房间，正好是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家就在食堂旁边，院子里都是吃饭的人。

他微笑着走过去，既不畏缩，也没有仇恨的眼光，只是笑着，笑得那么坦然，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囚徒。

在那种时候，他还要求在社会公审。

2

父亲的入狱表面上看，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学校生活，只是星期天别人回家的时候我没地方回。

星期天不能回家的同学也有，学校里的孩子是从全疆各地来的军人子弟，有些人只能在假期才回家。

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到了无法下咽的地步，高梁面是最常吃的东西，这还是好的，有时还要吃野菜、甜萝卜、麸皮。

每到星期六下午，看着同学们收拾东西回家，听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我的胃里就像有猫爪子在挠一样难受。

到了星期天晚上日子更难过了，从家里回来的同学从书包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拿吃的东西，对我真的像是在受刑。

他们无所顾忌地在我面前慢慢地品尝，吃得“吧吧”响，我深切地感到了一种不平。

我是那样的无望，我像是个不存在的人，人间的好事都与我无关。

天冷了，我没有棉衣穿，鞋子早都破得不成样子，大雪天我还穿着一双老师给的单鞋，到雪地里走一趟就湿透了，鞋子整天都是湿的。

衣服再破也不能扔了，扔了就没有换的，我学会了自己补衣服，补了再补。

因为没有钱，我和二哥一直没有洗过澡，头发也很长时间没理，满身满头长满了虱子。

下雪了，老师就叫我把衬衣、内裤都脱下来，扔到雪地里，让虱子都冻死掉。

老师做这些的时候就召集同学们都来参观，教育我要讲究卫生。

如果视力够好的话，可以看见虱子在雪地里蹦跳。

同学们都叫我“虱子包”。

在我看着我的衣服扔在雪地上像一堆垃圾一样，在我的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的衣服被告之什么是脏什么是不卫生的时候，我已经无所谓世界上还有“尊严”这两个字。

也就在我给同学们表演完雪冻虱子后的没多久，我见到了父亲。

课间操做完后，我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玩，听到有人喊:“王海成，你爸来看你了。"

我一抬头，见父亲向我走来，我再一看，他的手上带着手铐，在他身边的是军区保卫处的两个工作人员，他们的脸好像一块铁板，没有一丝的表情。

我一下子被吓哭了。

父亲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说:“小三，你不要哭，我不会有什么事的。”

操场上人山人海，都围着我们看。

只听有人喊，王海成的爸爸是特务，王海成的爸爸是反革命。

他们带我进了校长室，门口和窗户上都扒满了人，伸着头往里看。

我只是盯着父亲手上的手铐，我脑子里只剩下了那副可怕的手铐。

父亲很平静:“我没事的，你不要怕。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照顾好自己。给你二哥说一下，见不到他了。”

父亲再没说什么，他们就带着他走出了校长室，父亲连头都没有回。

我也走了出来，看着带着手铐的父亲被带上吉普车离开了学校。

坏人，他是坏人。

在我所有的经验中，被这样带走的人一定是坏人，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我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我仿佛看到全校的人都在指着我，都在大声地喊，王海成的爸爸是坏人，王海成的爸爸是坏蛋。

我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怎样面对我天天要见到的同学，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他们还会理我吗？还会有人和我玩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面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所能考虑的就是这些，至于我的父亲他到底干过些什么，并不是我能搞清楚的，在我心中，他从来都是个神秘的人物。

毁灭的感觉。

其实，那个日子，对于我，在全校师生面前看着自已的父亲带着铮亮的手铐远去的日子，无疑是天塌地陷，一切都毁灭了。

一个不满十岁的没有母亲的男孩，他的生活在这一刻，他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地抛到了无望之中。

而这次见到父亲前，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见到过他了。

第二天，我不知道该怎样起床，我躺在床上希望自己能生病， 能从此不用走到外面去，从此不要面对任何人，但是这不可能，起床号吹过以后，我必须起来，必须像军人一样叠好自己的被子。

从那以后，我在学校就抬不起头来了。

八一子弟学校是个特殊的学校，都是军人的子弟，早些时候还有许多烈士子女。

同学父亲的官一个比一个大，而我却是反革命的儿子。

父亲留下的存款约有六千元，这真是一笔巨款，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积攒下这样大一笔钱的，当时他还有稿费收入。

他走后这笔钱交给了军区保卫部，我们三兄弟的所有的生活费就从这些钱里出。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父亲被正式判了刑。

学校准备将我和二哥送到地方孤儿院去，他们说这所革命的学校里不能留着反革命分子的后代。

父亲知道后给军区领导写了封信，恳求领导让孩子留在学校，他说:“我有罪孩子没有罪，再说我还留下了这么一大笔钱，足可以供孩子受教育。”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父亲能积蓄下这么一大笔巨款，也许正是为了这一天到来时，不至于让我们挨饿，不至于让我们进孤儿院。

他一直指望我们能够受高等教育。

在一封从狱中写给军区领导的信上，父亲就我们的生活作了安排，这封信现在还在他的档案里。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这里的两个孩子的夏衣已破烂不堪， 他们的布票都在办公室存放，是否可以转给他们的老师，并如何代买，请设法解决。”

信是父亲在1962年6月4日写的。

从那以后，换季的时节，学校的老师就会把我和二哥带到军区后勤部军人服务社的裁缝那里，我和二哥都能做一套新衣服。

第一次去探监，我被吓哭了。

我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

说实在的，我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见不到他，也不十分想念。

只有遭到同学欺负，被人骂了反革命的儿子时，我才会想起还有一个不知在哪里的，戴着手铐从我眼前消失的父亲。

有一天，正上课的时候，教室外面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一个人朝我的教室走来，我被带出了教室，坐上了摩托车。

到二哥上课的地方，二哥也被带上了车。

我们不知要去哪里，也不敢问。

摩托车跑得很快，我们都是第一次坐摩托车，有点害怕，也有点兴奋。

我紧紧地抓住拉手，怕掉下去。

到东风路，来到一个有背着枪的战士把守的铁门前，我知道到了监狱。

我先听到了“哗啦啦”的声音，我在想这是什么声音，肯定不是滚铁环的声音。

这时，父亲向我们走来，声音是从他带着镣铐的脚上发出的。

我哭了起来。

父亲说:“小三，你不要哭。不要怕，我没事。”

他总说自己没事，刚满十岁的我知道什么是没事吗？

我想他一定是有事的。

父亲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北京、云南、兰州、青海亲戚家的通讯地址。

看守抢过纸条看了看就给撕掉了，恶声对父亲说:“你给孩子这个干什么？”

父亲说:“孩子还小，我把地址给他们，万一有事他们可以给亲戚写信。”

看守说:“你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吗？探视结束了，你们走吧。”

第一次探监就这样在看守恶狠狠的呵斥声中结束了。

从那以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摩托车开进学校，接我和哥哥去东风路看父亲。

每次我们去，父亲都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礼物: 小手绢呀，铅笔呀，小笔记本呀什么的。

他也会问问我们在学校的情况，和不和别人打架什么的。

我告诉他没有。

事实上我在学校养成了不惹事的习惯，别人打架我在一旁看， 别人偷东西，我也只在旁边看。

虽然二哥也在学校，但我们也很少见面，只有在我挨了打时才去找他。

我已经没有家庭的概念，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很少想到还有个哥哥在中学部，只有到了假期，我们才偶然地一起出去玩耍。

三年级后，我的班主任是“九二五”起义的一个军官太太，八一子弟学校一成立，她就在这里当老师，她叫郭晓宇。

我从三年级一直到毕业，她都是我的班主任。

那时候小孩子的鞋很难买，衣服可以在换季的时候找裁缝做，鞋却没人给我们做。

我的鞋总是不够穿，她也没有鞋票，看我总穿破鞋，每次学校搞完拾金不昧展览，她就到无人认领的物品中去给我找旧鞋穿。

那时候，我基本上没穿过合脚的鞋，大都是穿着大人的鞋。

鞋带都系不住，在地上趿拉着。

我的童年生活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好像都说不清，似乎只有学校，学校就是我的家。

3

1962年，听说是台湾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我，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内心充满了不安定感。

有一天，学校突然发现了反动标语。

八一子弟学校的全体师生一下就都知道了，八一子弟学校的学生是住校的，又没什么地方可玩，生活单调而乏味。

我们小学部的孩子就喜欢在放学后跑到猪圈去看猪，也许猪圈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是动物园一样可爱的地方。

学校还有马棚，养着马，为学校拉东西。

“反标”是在猪圈跟前的厕所里发现的，写在厕所的隔断上。

据说写的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

我们都没有看到，反动标语一被发现就马上刮掉了。

学校出现了“反标”，学校的师生全都很紧张，这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天早晨，我在教室里上课，教导处的老师来教室找我，把我带到办公室，里面有军区保卫部的干部。

他们问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又问有没有见到过父亲。

我说没有。

然后他们说: “这样吧，我们写几个字，你写给我们看看。”

我说:“行。”

他们就写了共产党、毛主席，然后又写了打倒。

我按他们的要求在纸上一笔一画认真地写起来。

正好是下课时间，教务处在一楼，窗户外面扒满了学生，我还没有回到教室，我写“反标”的消息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反标”的事，我被教导处带走了，我肯定就是那个写“反标”的人。

我心里很害怕，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一直怕教导处的那个老师再到我们教室来，心里充满了恐惧，上课时总盯着窗外看，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

好在事情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没有人再提“反标”的事，也没说抓到了什么人。

但这事对我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很多同学不再和我来往。

好在班主任郭老师一直对我很温和，我想她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

她并没有因为教导处的人找过我就不再给我想办法找鞋子穿。

1963年初，放寒假了，学校里没有多少人，大部分同学都回了家，只有少数学生留在了学校。

外面很冷，我只好在教学楼的过道里玩。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小三。"

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我爸爸吗？

天天戴着手铐脚镣的人。

我说:“爸爸你怎么出来了？”

心里想他不会是跑出来的吧。

我仔细看，他穿了一身新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新的棉帽子特别显眼。

他不会像电影里的特务那样吧？还穿着新军装，是从哪里来的？

我脑子里闪过的都是这样的念头。

“我现在自由了。”他说。

我松了口气。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由”这个词。

“你也可以回家了。我住在文工团马路边上的新楼里，你和你二哥星期天早晨回来，我等你们。”

父亲详细地给我讲怎样找到他住的房子，其实我早都明白了， 毕竟文工团对我并不是个陌生的地方，虽然我有很久没去过了。

我飞快地跑去找二哥，在中学部我没找到他，他没待在宿舍里，出去玩了。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出去滑冰，要是出去了，父亲来就找不到我了。

父亲给我们一人五元钱零花钱，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只要面对着父亲，我就不会想到他是坏人、反革命、劳改犯，一点都不会想到这些个头衔，只想着他是我的爸爸，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星期天我和二哥回到家里，父亲把我们带到了百花村吃饺子， 他说你们尽管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我都不记得那天我到底吃了多少饺子，只是拼命地吃。

父亲一直盯着我们，看我们像饿死鬼的样子，他的眼睛红了。

我们却顾不了这么多，只是猛猛地吃，尽情地品尝这美味。

自父亲被抓起来以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过好东西了。

这是1963年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饭店里也能买到吃的了。

父亲这次回来是因为军区文工团的创作需要，经军区政治部同意，获准假释回团，戴罪服务的。

从那以后，我们总算又有家了。

所谓家也就是有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架钢琴，父亲的一张床，我与哥哥睡的上下床。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星期六，我们也有家可回了，不用待在宿舍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回家，想像着家的模样，体味着家的味道。

星期天，想给我们改善生活的时候父亲就带我们去下馆子。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开过伙，父亲在军区文工团食堂吃饭，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只有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下馆子时才能美美吃一顿。

鸿春园和百花村是当时乌鲁木齐的两个大饭馆，也是我们星期天最常去的地方，父亲的工资都花在了星期天的吃上了。

这两个饭店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们，我们一去就主动把菜给我们点好了。

父亲每次都带一小扁瓶酒自己喝，有时也和别的桌子上的人一起喝酒划拳。

夏天每逢星期天天气好，父亲就会带我和二哥到八家户水库或红雁池水库游泳。

父亲的水性很好。

父亲虽然回到了军区文工团工作，却不穿军装。

当时文工团里的职工包括炊事员都穿军装，只有他是不穿军装的。

他是属于戴罪服务。

他的作品也以军区文工团集体创作的名义发表。

文工团无论是到北京演出还是出国演出，父亲都不能随团去。

文工团到越南演出时，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接见演员时说:“《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支歌我很熟悉，这支歌的作者来了没有？”

带队的领导很无奈地回答:“王洛宾同志因病没有前来参加演出。”

1963年春节前，谢宗璠阿姨从兰州专门来乌鲁木齐看望我们， 她依然是单身一人，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我差点就成了她的孩子，因此我对她充满了好感。

她在兰州女中教俄语。

父亲因为劳动改造时腰部受了伤，住在军区医院里。

春节的时候，谢阿姨就带我和二哥到医院看望父亲。

在医院里，父亲故意支开我和二哥，在病房里与谢阿姨进行了长谈。

从医院出来，谢阿姨带着我和二哥到对面的友好商场餐厅吃了饭，又到摄影部照了一张合影。

我很开心，与她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不几天，谢阿姨要回兰州了，我们都希望父亲能留下她，我们兄弟都愿意她能成为我们的继母。

父亲和谢阿姨是青少年时代的老朋友，谢阿姨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又会唱歌，应该是父亲欣赏的那种。

谢阿姨的哥哥、叔叔是父亲的朋友，连她的前夫都是父亲的朋友，可父亲却说:“她是我朋友的妻子，我没有能力照顾朋友之妻，怎么还能娶朋友之妻为妻呢？”

也许父亲还是因为对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没有什么把握，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想拖累别人吧。

虽然他现在回到了文工团工作，但他的15年刑期还在那里，像一只张着嘴的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他。

他是不想拖累谢阿姨才这样说的，谢阿姨走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后来我们一直和谢阿姨保持着联系，路过兰州时都要去女中看望她。

如今，谢阿姨已84岁高龄，居住在重庆，和儿子在一起生活。

前两年我还和妻子国英去重庆看过她。

她身体很好，还能上街买菜。

我一直为父亲没能与她生活在一起感到遗憾。

1964年秋天，二哥和我同一年毕业，他初中毕业，我小学毕业。

校长叫我带了封信给父亲，父亲看了信以后，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嘴里念叨着:“这怎么行，不上学怎么行。"

我问怎么了，父亲说学校不让你们再上学了。

信上说，叫我们务必要转学。

父亲拿出纸来给学校的杨校长写了封信，叫我给校长送去。

信的意思还是恳求校长把我们留下。

杨校长看了信让我告诉父亲，这是上级决定的，也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事。

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很失落的样子。

他一心希望我们都能够上大学，受高等教育，我现在连中学都上不了了，他怎么能不伤心。

为了我们两人没地方上学的事，父亲愁肠百结，他又给军区领导写了信，但这次没起作用，我和二哥都要失学了。

二哥还算上完了初中，我连初中都没地方上了。

我看父亲为这事一下老了许多。

大哥1963年从北京去了兰州，想在兰州找个工作，但在兰州实在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了乌鲁木齐。

三个儿子都要待在家里没有着落，父亲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父亲以前的一个女同事很同情我们，悄悄地告诉父亲，说交通厅技校正在招生，她的熟人在那个学校当领导，让二哥去考，她可以想办法去托一托熟人，不过去报名时千万不要说是王洛宾的儿子。

二哥终于考上了交通技校，他的问题解决了。

大哥也去电力公司当了合同工，只剩下我还没有着落。

眼看着学校就要开学，父亲急得要命，最后实在没办法，让我上了一所新开办的工读学校，就是半工半读学校。

我们半天在学校上课，半天在玻璃厂上班，而且还有18元钱的生活费，工厂按工人的一半给我们发工作服、手套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心里倒也没什么难过的。

说实在的，我对八一子弟学校也没什么留恋的，我在那里的记忆并不愉快，从内心，我并不为失学难过，难过的是父亲。

现在我上了这样的学校，感觉上很像是工作了，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其实我才14岁。

我们总算不用到街上去混了，父亲也放心了些。

父亲除了为文工团继续创作节目外，还给文工团的演员和学员当声乐老师，也教他们乐理。

我每天下午回到家里，父亲总是坐在钢琴旁边给学生上课，而我要等到吃过晚饭才能有空坐下来做作业。

有时就耽误了作业，到学校挨老师的批，我因此很恼火。

父亲一投入到工作中就忘了我的存在，不管我在旁边多么不高兴，也不顾时间是不是很晚了，都认真地教授学生。

后来，这几位学生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已成了新疆军区的著名歌唱家。

但是他们是否还能记得我父亲，这个戴罪服务的恩师；是否还记得因为他们上课而耽误作业的我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几年中，父亲培养了不少学生，改编创作了《江巴拉汗》《看火车》《我愿变成一颗小黑痣》《赶巴扎》《我愿变成一只百灵鸟》《黑眼睛》等四十多首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