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平战友王中华

前高干事、大么、老谭、小么，中老宋、杨副政委、蔡政委、刘主任、付组长、王干事，后柴干事、卫干事等

1969年12月，炮212团组建时，王中华是团政治处干部干事，河南西平人，1960年入伍。

那年我入伍后，在一营部当通信员，每天跑团收发室取报送信，也到各股室取送文件，就认识了王干事。

但真正接触王干事还是我兼了一阵儿营部书记工作的时候。那是我们营部管理员调去当军代表，营部书记就接替了管理员，营部书记工作暂时没有人，就由我兼管，主要是收发文件、各种报表、会议记录。

一天，闻教导员叫我填写我们营里的干部苗子登记表，其中就有我，他也不避讳，就把名单交给了我，让我根据营里的花名册一一填写。这时，我才知道当兵还能提干，从此，心里就种下了种子，一定要好好干，将来还有希望提干。

我们营里的干部苗子登记表，也是由我到团收发室取报送信时，送到团政治处交给王干事的。王干事看着登记表说：“这登记表是谁填写的？”我说：“是教导员叫我填写的。”王干事说：“这是你写的字？还不错吗！”我说：“文革后期，我们学校的学生都造反了，我们班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刻钢板，油印毛主席诗词，我就练就了一笔一划的仿宋字。”

从那儿以后，王干事有什么登记表就叫我帮着填写。我还是比较认真。我一贯认为，交给某项工作，不干则以，一干一定要干好，不能出任何纰漏，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小心翼翼用一个小纸条压在第一行文字下面，一行接着一行往下抄写，避免出现错误。这也是我在学校刻钢板时学会的，要不然把蜡纸刻错了，太费事，弄不好就得重来。正因为如此，我抄什么东西都没有出过错误，给王干事留下了好的印象。

有的就不行，有个连队的文书写字不错，可是每次帮人抄写东西，不是错行，就是落字，以后就没人再用他了。有人还说他是故意的，省得再让他抄写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我认为就是经验不足，光凭着眼睛看，一走思就容易错行、落字。

经过营里领导的培养教育，当然也有王干事的关怀帮助，他就管干部工作的吗，我很快就成为我们那批兵中提干最早的几个。

我当一营部书记后，更没少与王干事打交道，一是干部休假报告需要往他那儿报，二是干部恋爱报告、结婚报告需要往他那儿报。部队干部恋爱、结婚也是有严格要求的，需要组织调查批准。如我们二连有个排长恋爱报告就没有批准，女方就找来了，“周总理不是说，‘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吗？” 组织上只好又一次调查，才批准他们建立恋爱关系。所以说，这些事情都由王干事负责。

前排右1三连李连长、右3刘营长、右5杨副政委、左1韩付营长，后排左2张管理员、左4一连张副指导员

1973年3月，我们一营（欠二连）到灵石张家庄一带施工，一连住在张家庄煤矿西侧的山坡房屋里。后来，他们连副指导员就在这里结的婚。

那天，团里负责干部工作的王干事，以及已调回团组织股的谢干事，也从介休团部赶来参加。王干事是正管，部队干部的恋爱、结婚事宜，都由他负责。谢干事原是一连的第一任指导员，与一连有着深厚的情感，与副指导员也特别好，所以特来助兴。

我是营部书记，营里干部恋爱、结婚报告，都经我手上报，加之年轻，自然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营里领导、连队干部战士大多参加了婚礼，场面非常热闹。突出有几项，一是介绍恋爱经过，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这都难不倒他俩。副指导员娶得是北京知青，北京知青可以说经风雨见世面，你问她什么，她比你还大方呢，一点不拘束、框外，逗得干部战士们只是笑。

二是文艺活动，那就更热闹了。有的战士把提前准备好线拴的苹果拿出来，边抖动边让他俩啃，意思是想让他们亲嘴。北京知青特别大方，线上下抖动，苹果啃不着，就一把抓住苹果再啃。战士们不干，“不行、不行，不能用手抓，要用嘴啃-----”有的战士拿来食堂坐的长凳，让他们过独木桥。长凳不宽，一个人都难走，两个人对面怎么能过去？战士们就喊：“抱起来、抱起来，一转身就互相过去。”北京知青就笑，“你们还真会折腾人------”

三是自由活动，项目就更多了。一是给来宾剥糖，二是给来宾点烟。剥糖还好说，点烟就困难了，战士们坐在椅子上仰头叼烟吐气、吹气，让你多划几根火柴。等到了王干事、谢干事跟前，他们既不吐气也不吹气，那也点不着。北京知青发现了奥妙，原来他们把烟卷用嘴叼过以后，又调过头来再叼上，这烟卷头湿漉漉的怎么好点。“你有千条妙计，她有一定之规”。北京知青照样划着火柴，再也不去点烟，而是去燎胡子。

王干事怎么也没有想到，北京知青这么厉害，“喔、喔、喔”，疼得他只胡拉嘴，站了起来。副指导员赶紧过来赔礼道歉，“你怎么敢烧他，他可是我们部队干部的‘红娘’啊！恋爱报告、结婚报告都是经他的手批准的，他也是我特意从团机关请来的客人。”王干事哭笑不得，忙说：“没事、没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前小范、小尹、小张、老谭、大么，中王干事、陈付股长、闻付主任、邓主任、李股长，后老宋、我--最后谢干事

就在这年10月底，我被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当见习干事，与王干事、谢干事是一个股。

我们在一起时，也出过洋相。那是1974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在介休炮212团临时团部大院内。团直属队会操，原计划团指挥连、汽车队、修理所、警卫排各出一个班进行队列训练，没想到跑了几圈后队列完毕，刘兴元副团长却临时动议，宣布：“今天会操，司政后三大机关，各出一个股进行队列训练。”按说，这也不叫突然袭击，军人吗？队列训练就是基本功，从你入伍的第一天起，训练的就是这个。

司令部当然不成问题，因为军事干部大多是连排骨干上来的，队列训练那简直是小菜一碟，特别是出列的作训股，更是清一色的军事骨干，年轻有为，三下五除二，就利利索索地做完了，而且还不错，展现了军事干部的风貌与水平。

轮到我们政治处就有些为难，政工干部多是耍笔杆子上来的，不是文书，就是报道员，写写文章还可以，队列训练那就马虎多了。加上，我们政治处当时只有两个股，一个是宣传股，一个是组织股，宣传股不但干事多，而且还包括电影组、报道组，加起来人就更多了。所以，邓主任考虑来考虑去，就决定让我们组织股上。可巧我们股长没有在家，只剩下我们三个干事，就属我年轻，69年冬季入伍的兵，身材瘦些，他们俩都是60年入伍的老兵，身体早就发福了，本来个儿就不高，加上棉衣棉裤就显得更加臃肿。而且，他们俩非得让我带队，那真是赶着旱鸭子上架。

我们入伍时，因是新组建部队，根本没经过新兵连训练就分配了，加上我一入伍就在营部当通讯员、通讯班长，从没有在建制班里待过，别说队列训练了，早操就很少出，口令更是喊得少。拗不过他们俩，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他们俩跑了出去。

一出场，人们见我们三个人，一瘦两胖、一高两矮就想笑。不管怎么说，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就一本正经，双手抱拳跑到了他们俩前面，然后下口令：“稍息”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报完数后，我又下口令，“向右——转”，不知是谁转错了，两个人竟然对了脸。对了脸就对了脸吧，你听我下口令调哇！还没等我来得及下口令，两个人又都以为自己错了，又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下可好，两个人又都屁股对了屁股，因为没有参照物，又都以为自己做对了，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真跟那狗吊瘪子似的，一个脸冲东，一个脸冲西，四周的干部战士再也忍不住一下子都笑了。

刘副团长

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前仰后合，刘兴元副团长笑的更厉害，喊叫起来，“快下去吧！别在那儿丢人现眼了”。我也无所适从，只好下口令，带着他们俩回到了队伍中。

最上火的，并不是我们三个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是邓主任。邓主任的脸早就气白了。他不仅生我们不争气的气，而且还生刘兴元副团长临时动议的气，你这是干啥呀！竟搞突然袭击，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竟让我们政治处的在全团干部战士面前丢人现眼？刘兴元副团长也没有想到我们政治处是这个水平，他只知道哈哈地笑。

部队一分别带走，邓主任就把我们政治处留下了，到是没有批评我们，只是板着脸说：“从明天起，早操进行队列训练，别再跟着管理股长瞎跑了。”因我们司政干部出操，是由管理股长负责，一般都是跑跑步，出了大院，散步回来。从此以后，我们政治处早操就加强了队列训练。

也就是这一年，王干事调到了四连当指导员，我们又分开了。多少年过去了，很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九口 202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