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炳南: 仇恨教育昏了头， 愧对启蒙恩师

作者简历

龚炳南，湖北鄂州人，1954年出生。下过乡、做过新闻工作。1978年考入黄石师范学院（今湖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2014年退休。

2025年国庆假期，我从深圳去到湖北省鄂州市东沟镇茅圻村，拜谒恩师张绍南先生的长眠之地，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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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在鄂城县东沟公社（今鄂州市东沟镇）六十小学就读，直至1966年7月毕业。张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我最敬重的小学老师。

作者小学毕业照

张老师比我父亲大两岁，那时40岁左右，中等个头，慈眉善目，说话轻言细语，经常一身中山装。讲课虽有浓重的家乡口音，却颇具吸引力。我后来一直喜欢语文课，或许跟张老师的启蒙教育有关。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楷书。当年学校外墙上的一块块“毛主席语录”，都是他一笔一划写上去的。

小时候，我在家里是个乖巧、勤劳的孩子，在学校是个循规蹈矩、学习用功的学生。也许是这个原因，张老师越来越喜欢我。由于张老师的关爱，到了高年级，我当上了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的干部，左臂戴上了“三道杠”，很令同学羡慕。

1963年3月开始的学雷锋运动很快席卷全国，我也成为“学雷锋做好事”的积极分子。大约两年后，即1965年春，我被选为鄂城县樊口区教育部门组织的“红旗报告团”成员，到樊口区所辖各公社的小学巡回演讲。这在当年是颇感荣耀的。我想，这也与张老师的器重有关，故一直心怀感激。

然而，在1966年7月小学刚刚毕业时，我对张老师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

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始推向全国。大约在7月中下旬，天气很热，学校已经放暑假。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六十小学彭文明老师带领下，参加了县教育界召开的一个会议，可能是“文革”的动员会之类吧。开会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门外的走廊两边挂满了大字报。我年龄太小，对于会上所披露的“坏人坏事”，以及大字报里打红叉的人名，都似懂非懂。不过记住了一点：张绍南老师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马夫！在我的认知里，他为国民党做过事，就是坏人！张老师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瞬间崩塌！由于小学已经毕业，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打听过他。

02

1974年春节刚过，我到东沟公社革委会上班，任“土记者”。1975年全国实行行政区调整，史称“拆区并社”。鄂城县所有的区均予撤销，东沟公社与相邻的长岭公社合并，名为“东沟公社”。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由六十大队迁到东沟大队。两年后，在公社新址的机关食堂里，竟然见到了张老师。

那是暑期的一个早晨，我准备吃了早餐之后下乡。这一年，我随公社副书记朱厚星在茅圻大队（今茅圻村）蹲点。根据县、公社、大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二三”的要求，公社干部每年必须完成200个劳动日。因此，除了偶尔回公社机关开会，或采访、写新闻稿，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村里干农活。

那天我走进食堂，眼角的余光看到大门内的一侧站着几个卖菜的人。这是附近农民自己种的菜，有时也拿到食堂里卖一点。我因为急着吃完趁早晨凉快下乡，没怎么注意卖菜的人。出门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一位老人的面部，刚好形成对视。我有些吃惊：这不是张老师吗？张老师也似乎认出了我，流露出异样的表情。由于多年来的“仇恨”，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快步走出食堂大门。

就是这次偶遇，逐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此后的几年里，我经历了考大学、上大学，目睹了全国上下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我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对于张老师的愧疚感越来越强烈。

1999年9月9日，即教师节前一天，我以笔名在某报的“庆祝教师节”专栏发过一篇短文，题为《愧对恩师》。文中写道：

“等到我长大成人，等到中国风平浪静，这才渐渐发现，我对老师的‘仇恨’是多么幼稚无知！这些年，每逢教师节，我就想起那次偶然会面，老师那异样的眼神！”

“我好后悔，11年才见上一面，我为什么不喊一声‘老师’，问一句‘您吃饭没有’？我还后悔，这些年来，竟然没敢给老师去封信，勇敢地说声‘对不起’！”

03

2024年，当我步入古稀之年，意识到已进入生命倒计时，开始盘算着余生应该尽快完成的几件事。列入首位的，便是找到张老师。

我先后问过当年在原东沟公社工作过的一些人，都一无所获。后来听说，张老师曾经在离东沟公社革委会（今东沟镇政府）不远的徐山小学工作过，于是问了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们夫妇俩在东沟任教多年。碰巧的是，这个同学的爱人与张老师曾经是东沟镇磨刀矶小学的同事，并得知张老师有个儿子叫张志文，也是教师。这天是2024年11月16日星期六，休息日。我通过“百度”，找到了东沟镇政府的值班电话。

值班人员听我说完，很热情地帮我找到了镇里分管教育的负责人的手机号，于是很顺利地得到了志文的联系方式。第二天，我与志文通了电话，得知他父亲早已去世，他在东沟镇茅圻小学教书。同时还得知，当年我蹲点时的茅圻大队团支书钟之国，后来担任茅圻村党支书多年，跟志文在同一个村里。第三天，我与之国通了电话，都期待再见面的那一天。

2025年10月3日下午，我回到鄂州，住在我姐姐家。由于旅途中受了凉，当晚喉咙疼，这是明显的感冒症状。自从疫情期间“阳”过之后，每年都感冒一次，每次都症状很轻，不用吃药，两三天就没事了。这次因为还在旅途中，担心症状加重，就买了两盒中成药。

4日早晨，我在姐姐家吃过早餐就出了门。由于感冒症状未见缓解，为了缩短旅途时间，我叫了网约车。40公里国道、乡道、村道，一路平坦、宽敞、通畅，不到50分钟，就来到了期盼已久的茅圻村。村部大楼的顶端，三行字特别显眼：“全国文明村”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钟之国早已在这里等候。1977年5月，我随朱书记在茅圻蹲点，就住在钟之国家里，直到我考上大学于1978年10月离开。至今，时隔整整47年！那时青春年少，今日再度握手，已是古稀老人！我随之国来到他父母的墓地，点香烧纸，叩首跪谢，然后一起来到张志文家。

志文小我整整10岁，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不久。他的子女都在外地，他和老伴刚刚旅游回来。坐下来聊了一会，我说去看看老人家的墓地吧。

04

墓地就在屋后的山上，走几分钟就到了。通往墓地的路已经长满了灌木、藤蔓和杂草。志文说，今年清明节来过，由于山地肥沃，雨量充沛，开通的路要不了多久就被绿色植物填满。他带了大砍刀，用了大约十几分钟，使这段路得以疏通，高大的墓碑呈现在眼前。

这是志文父母的合墓。墓碑上的文字显示，张老师出生于1925年，逝世于2012年。墓碑上的姓名为“张惠风”。志文说，这是“谱名”，即张氏族谱上的名字。我点燃香和纸，跪拜恩师，心里在说：“张老师，我对不起您！”

志文告诉我，他的姐姐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父母在世时，已是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他说，父亲1980年在磨刀矶小学退休，之后过了两年回到老家，即茅圻村张家湾。这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村庄整洁，离医院也近，堪称颐养天年的绝佳之地。老人家身体一直很好，临走前无任何征兆，那天午睡时安然离世，享年87岁。我想，恩师一生善良、厚道，在十乡八里口碑极好，故得此福报。

中午在附近一家餐馆里，志文作东，之国作陪，热情地招待了我。由于感冒，我以饮料代酒，由衷感谢他俩的盛情。在边吃边聊中，对于张老师青年时期的经历有了大致了解。

张老师祖上有过清代官宦。他年幼时家境殷实，饱读诗书，14岁开始教私塾。由于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知书达礼，被村里人推举为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不过，只两三个月，这里就解放了。由于当过保长，张老师的母亲害怕儿子被杀头，支持他参加了抗美援朝。

至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当马夫一事，当属误传。据其家人说，张老师一直生活在老家，直至解放。在后来的“文革”中从未受过冲击。若确有其事，定会吃尽苦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加入志愿军，第一批赴朝作战。在那个年代，张老师算得上文化人，因此被选为团部文书。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有关方面征求他的意见，或去供销社工作，或去学校教书。他选择了后者，教师成为了他的终生职业。在今东沟镇的范围内，他去过多所小学任教，可谓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下午，我告别了茅圻村。返程途中，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不断忆起读小学时的张老师。我深深自责：老人家健在时，为什么不设法登门拜望呢？一步走错，留下终生遗憾！我想，倘若真的有天堂，我愿在那里向老人家叩首谢罪！倘若真的有来世，我愿再做老师的得意门生！

张绍南先生之墓

2025.10.29.定稿